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完成的《福玛·高尔杰耶夫》和《三人》两部小说，通过较广阔的现实画面，着重揭示青年主人公人生探索的主题。

20世纪初，高尔基的创作转向戏剧方面，以最迅速、最直接、最简洁的形式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

从1900年起，高尔基参加并主持知识出版社的工作，通过出版《知识》丛刊团结了当时俄国大批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

1901年，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夜，当时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沙皇反动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时候。高尔基参加彼得堡的示威游行，亲身感受到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磅礴气势，目睹了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残暴罪行。他为了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揭露沙皇反动政府，抨击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丑恶嘴脸，就写下了散文诗《海燕之歌》（后更名《海燕》），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

1901年，高尔基还写了第一个剧本《小市民》，揭露了资产阶级保守派与自由主义者的矛盾，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无产者（革命工人尼尔）的形象。

1901年，高尔基因参加彼得堡的示威游行而被捕。出狱后受革命政党的委托建立秘密印刷所，为此第二次被捕，遭流放。

1902年，写了剧本《在底层》，这是作者通过20年时间观察流浪汉生活的总结，是高尔基戏剧的代表作。

1905年，是高尔基思想和创作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00—1909革命前后）的开始，在革命形势激烈的岁月里，高尔基作为战士参加了革命运动，他的住宅成为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据点之一。由于高尔基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与列宁结识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创作上也更加自觉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力求创造新的英雄人物，写出比生活更高、更好、更美的东西来。

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高尔基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同列宁会晤。革命爆发初期，他曾以目击者的身份写了讨伐沙皇政府枪杀请愿群众的传单，号召人民奋起斗争，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的《新生活报》和《战斗报》的出版，多方努力为起义者筹划经费和武器。这期间他还发表大量政论，其中《谈谈小市民习气》一文深刻分析小市民习气的社会根源、心理特征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

1906年，高尔基秘密离开俄罗斯到美国，在那里宣传革命，为党募集经费，写了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论《我的访问记》、特写《在美国》、剧本《敌人》。剧本《敌人》和同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母亲》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母亲》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两部作品同为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作。

1907年春，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从此，他和列宁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

1906年1908年发表作品中篇小说《忏悔》，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当时他发表的一些论文以及专著《俄国文学史》等，也包含不同程度的“观念复合”、“经验组织”和造神论等错误观点。经列宁的批评帮助，他逐渐提高认识，脱离前进派集团。

1901~1910年，先后写出了《小市民》《底层》《仇敌》《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野蛮人》等许多重要的社会政治剧本，其中有的反映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人民的生活，有的揭露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市侩的精神空虚。在《小市民》一剧里作者第一次描写了先进工人尼尔的光辉形象。这些剧本的上演，受到革命人民的热烈欢迎，引起沙皇政府的惶恐不安。

1911—1913年间，完成故事集《意大利童话》。1911—1917年，完成《俄罗斯童话》。1912一1917年，完成《罗斯游记》。1913年，创作了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童年》。

1913年，回到祖国，主持《真理报》文艺栏，从事文化组织工作和文学活动。1916年，发表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二部《在人间》。

1921年夏天，高尔基因病复发出国就医，直到1928年基本上住在意大利索伦托。他一边治病休养，一边通过书信和会见来访者尽力抵制拉普等一些团体的极“左”和宗派主义错误，为培养青年作者及团结不同风格的作家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努力创作，发表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和特写《列宁》，完成《我的大学》，描写了作家从生活底层走向革命道路，劳动者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的历程。

1922年，发表《我的大学》。

1925年，高尔基在病中完成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该作在从19世纪中叶俄国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描写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变迁，从心理和道德角度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必然衰落。

1928年，高尔基回国后，两次到全国各地旅行参观，目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景象，热情高涨，写了长篇报告文学《苏联游记》。

1931年，高尔基定居莫斯科。晚年的创作中，剧本《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和《陀斯契加耶夫等人》表现了资本主义的没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写了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40年的历史变迁，以一个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反映出革命力量的壮大；《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一系列论文，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934年，高尔基主持召开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1936年6月14日2点30分，高尔基因病逝世，享年68岁。

参考资料

高尔基早期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多取材于他的底层生活的见闻和感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流浪汉题材的小说《切尔卡什》，描写了老流浪汉切尔卡什勇敢、独立不羁、不屈从于金钱和保持人的尊严的高贵品质，说明尽管这些人的精神包袱还很沉重，但比起自私、庸俗的小私有者却高尚得多。在艺术上，《切尔卡什》充分显示了高尔基早期现实主义作品刻画复杂性格的卓越技巧。这些作品除强烈地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外，还力图揭示流浪汉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新旧意识的斗争，捕捉劳动群众生活的时代特征，其目的仍然是要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高尔基的文学创作起步于浪漫主义。高尔基一生都在探索个人和历史的关系，寻找合理的社会生活，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往往充满激烈的内心冲突，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高尔基曾不止一次地遭到沙皇政府的逮捕、监督和放逐，但他依旧始终如一地进行自己的革命和文学活动。

高尔基的创作中处处洋溢着对积极人生态度的赞美，向往唤醒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激情，唤起人对自己作为人的自豪感，鄙视怜悯与恩赐。在高尔基看来，人有权力，也有力量创造与人相称的生活，怜悯与恩赐是贬低人，有辱人的尊严。作家深信，人民的愚昧落后是历史造成的，并非是天生的，人民一旦掉脱黑暗的过去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镣铐，他就能站起来为自己的权力而战，成为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成为大写的人。高尔基从事创作始终都抱着一个鲜明的文化目的：通过文学艺术促进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提高人的自信心和道德文化水彩，推动俄罗斯民族摆脱历史的和精神的重负，走向现代。为着这一基本文化目的，高尔基认为，文学作品不能只限于发掘生活琐事，而应当“讲到激动不安的精神和精神复兴的可能性”，要有“对创造生活的号召”，要善于“以思想和言词之美来丰富生活”。要美化人，美化生活。这一文化目的使得高尔基在直面惨淡的人生、直书全部的真实的同时总想通过美化、“虚构”来显示人生的亮色，使人们不至于因现实的可怕而沉沦和绝望。因此他才强调；作为艺术家，既要从现实出发，敢于揭露生活中的黑暗现实，又要“善于站在现实之上”，把肯定性的现象加以“浪漫主义化”。

高尔基有互相冲突的两种人格；一是对现实社会造成人异化的现实的悲剧性体验和失望的痛苦；一是对人、对社会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认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的高尔基对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社会主义是充满了热爱和信念的，他是怀着极大的热诚去迎接美好的未来的。作家此间的创作描写了革命前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表达了他一种急切地改变现实的渴望，对未来新生活主人的召唤。

在塑造艺术形象方面，高尔基强调通过典型化的手法塑造生动的形象揭示生活的本质，同时展示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其现实主义创作又融入了积极浪漫主义的乐观、自信的特点，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高尔基主张作家应以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方法塑造形象，使艺术形象真实而生动。他在《浅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中说到：“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到五十个，以至于几百个小店老板、官吏等人物身上把他们员具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等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就能用这种方法创造典型——这才是艺术”：因此，他认为作家必须认真地观察生活，研究社会，从生动丰富的生活现象中概括社会的本质，并把它们表现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之中。对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其根本点取决于作家对生活感受的程度，这中间必然表现出作家的审美态度。高尔基对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也体现了他的新的审美观。他以敏锐的观察力认识到生活的真实本质是正演绎着一场前历未有的社会巨大变革。而掀起这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就是已经觉醒的劳动人民，他称之为“新人”，因此，他的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及艺术的典型化的理念中明确了艺术就是要塑造这些为社会变革不断奋斗的“新人形象”。

高尔基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现实主义仅仅反映社会的真实现状，而这种真实现状大多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其实质是通过人性受到的摧残而表现出的对社会的否定与批判。

在作家辞世近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对他的兴趣还是出现持续性的高涨。在欧美各国，不时掀起了“高尔基热”。尤其是高尔基的剧本，不断被搬上各国舞台，或拍成电视、电影。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底层》和《仇敌》等在美国上演或播出，《仇敌》被剧评家认为“是已经播出的节目中最好的剧目”。在联邦德国，上演过高尔基的《瓦萨·日列兹诺娃》，《南德意志报》评论说，这出戏“以其揭露企业主世界的特殊力量震撼了西德的现实”。而演出《避暑客》时，被评论家誉为文艺复兴以来的盛事。而在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地，也都上演过高尔基的剧本。

高尔基的创作对美国进步作家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尤其是他创作中的“个人的社会活力”（指个人变革自我、变革社会和变革自然的创造力）主题与“死物奴役活人”的主题，以及处理这类主题的艺术风格，更是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在刘易斯的《巴比特》对“刻板的市侩”的描绘中，可以看到与高尔基的《苦闷的王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杰克·伦敦和德莱赛的创作中，也可以看到高尔基诸多方面的影响。

高尔基充满革命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作品，为中国广大读者所喜爱，教育和鼓舞我国人民为消灭剥削制度和建设新社会而斗争。

高尔基的作品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被介绍到中国，许多小说、剧本和论著都不仅有了中译本，而且还被编选成单卷、多卷的《高尔基文集》出版。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观点，对中国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政治活动家，诗人。（列宁评）

在高尔基的作品中没有艺术，那里有的是不比最崇高的艺术价值低的东西：生活。那里有其自己不经意的美，不成形的、混乱但强壮的美，有自己的美学，生硬的、变化无常的、纯艺术的崇拜者不能接受的但对于热爱生活的人来说充满能力的美学”。（俄国作家、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评）

读高尔基的小说会感觉到，他在用整个的生命和自然一起呼吸，他热爱自然，熟知自然，因此就借助于自己的艺术、自己的真诚，对它进行了无与伦比的描述。高尔基的笔触生动形象，文字色彩清新。他所写的每一笔，都没有多余的字句，没有任何的花言巧语，只要两三笔，他就能传达一幅完整的并且是完全现实的画面。（苏联文学史家弗·费·博茨亚诺夫斯基评）

高尔基是一座完范的森林。在这座森林里，既有益鸟，也有野兽。既有营养丰富的蘑菇，也有致人死命的毒菇。采集者进入这个森林，只需要把对人们有好处的蘑菇摘走。其他的任留在林中就是。（苏联作家尤·特里丰诺夫评）

高尔基小说的缺点是非常严重和异常丑陋的。他要么完全不懂小说文学的创作技巧，要么就是蔑视这些技巧。（苏联文学评论家斯卡比切夫斯基评）

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以及他后来发表的自传性质的作品。都无一例外把自己描写成一位出身底层的劳动人民，但是不少学者对此都比较质疑。例如伊万·蒲宁就说“一个关于他的神话。为什么宣布那些他是最伟大的天才的出版社，出版他的多达几百万册的作品的出版社不提供他的传记”。按他的观点，高尔基并没有完全把自己的生平告诉读者。而据布洛克豪斯词典记载，高尔基出身于一个完全的资产阶级。

蒲宁认为高尔基声名远播的背后某种不知名的因素，“已经有多少年的世界声誉了。这种声誉就其无功受禄而言是完全不可比拟的，它是建立在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也是在许多其他情况（例如，群众对他生平的完全不知情……）汇集的基础上的，而对于享有者来说则是无法估量的幸运。”

高尔基快速成名的例子在俄罗斯文学界是独有的。但是他快速成名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梅什科夫认为，他的迅速成名还是另有原因的。首先，“人们对他这些不平常的人生经历感兴趣”。另外，当高尔基的流浪汉用“有教养的语言，而且是诗一样的语言”向那些所谓的“正派人”叙述自己悲惨的不幸时，“他们是多么吃惊”这种现象不单单是文学的，它不是用文学的方式打动人们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对高尔基的评价到了言过其实的地步，同样有着某种政治考量在里面。

高尔基作为革命前的左派作家是布尔什维克的老朋友，但在十月革命后初期因同情被镇压的孟什维克和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者而一度与布尔什维克闹翻。他抗议对知识界的大逮捕，尤其对俄共政府1918年1月武力解散全民参选的议会并屠杀抗议的工人感到痛心疾首，把这一天比为沙皇时期的“流血星期日”。并激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等文字，成为著名的“不合时宜”者，而于1921年出走国外。但是随着苏俄政权的日渐巩固、民主希望已经破灭，苏联工业化成就与国力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民族主义认同，尤其是国外生活的不顺利等种种原因，使得高尔基在1920年代后期逐渐“转弯”。开始不断回国参观。

在斯大林异乎寻常的隆重“礼遇”下，他终于在1931年回国定居，从此“痛改前非”，从“不合时宜”者转变成为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方面重要的宣传家。基于“补偿式表忠心态”，高尔基此时在宣传上特别高调。大清洗的初潮时期，他以那“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名言。对无数“人民的敌人”（许多是他过去的朋友）落井下石。血流成河的清洗高潮虽然是在他死后，但那舆论的制造他无疑功不可没。

关于晚年高尔基的争议甚多。即使在批判斯大林的人中也形成了两种相反观点；一种认为高尔基晚年一直在以曲折的方式与斯大林斗争，甚至他的死都可能是斯大林所害。另一种认为他晚年完全听命于斯大林，是后者的奴才与工具。事实上人是复杂的。高尔基的“痛改前非”不能说一点没有真正思想转变的因素，但个人利益的权衡是主要动机应当毫无疑问。

在莫斯科市中心卡恰洛夫街6号门前钉着一块牌子：“马克西姆·高尔基于1931年至1936年曾在这里住过。”这是一栋灰色的两层楼房，原来是俄国富翁里亚布申斯基的私宅。1931年5月，高尔基从意大利返回祖国，政府把这套住宅拨给作家使用。高尔基本人并不喜欢这座现代派建筑，其建筑外形及内部富丽堂皇的装饰都与作家的爱好格格不入。只是考虑到政府的关心，他才住了下来。高尔基的最后5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1965年5月28日，高尔基故居被定为纪念馆，正式接待参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