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心的马宗融夫妇不顾罗世安的激烈反对，毅然于1933年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马宗融在复旦大学任教，罗世弥则在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教高中，并兼任小学部主任。回国后的两、三年是他们最愉快的时光，也是创作、翻译最丰收的时期。他们与许多作家成了挚友，巴金、靳以、李健吾、黎烈文、黄源等都是家中的常客。在朋友们的鼓励下，罗世弥不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还根据青少年时期在简阳的生活经历，创作了短篇小说《生人妻》。这部作品使她一鸣惊人，一举步入了杰出女作家的行列。小说发表时，巴金为罗世弥取笔名“罗淑”，从此罗世弥便“以这个笔名不朽了”。（李健吾《记罗淑》）。

马宗融这一时期相继在《文学》、《世界文学》、《文学丛报》等杂志发表译作。他还用了不少精力译介外国文坛的状况，写了《法国的文艺杂志》、《法国小说家雨果》、《现代法国人心中的雨果》、《巴比塞对雨果的评语》；翻译了雨果的《巴尔扎克之死》，布拉伊的《乔治·桑、巴尔扎克与左拉》，波母的《左拉的的新评》等。他的译介不局限于法国文学，还转译过托尔斯泰以及比利时诗人梅特林克等的作品。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逝世以后，马宗融翻译了法国作家勃洛克的《一个民族的小说家》来纪念这位无产阶级文学大师。作为回族人，马宗融十分重视阿拉伯文学，他1934年在《文学》月刊上翻译了阿拉伯作品《鸟语》，并作序介绍阿拉伯文学的状况。

战乱留下孤雁

1936年秋，马宗融迫于生活压力，携妻女去广西大学文学院任教，受到广西当政者黄旭、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敬重。但罗淑很反感应酬，加上此时正是她创作高峰期，因此十分留恋上海。她坚持要到上海或杭州去写作，然而，此时她已身怀有孕。捱到1937年夏天，马宗融刚将妻女送到上海，“8·13”爆发了。他们只得分别辗转回到故乡成都。

回到家乡以后，马宗融在四川大学教书，先与周文一起筹建文艺界抗敌工作团，未果，随后便与李劼人、朱光潜、周太玄、罗念生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罗淑则在报上连续发表宣传抗战的文章。一时间，马宗融夫妇在泡桐树街的寓所，成了成都文化人聚首的地方。然而老天不长眼，就在马宗融夫妇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抗战文艺工作中时，巨大的灾难降临了：罗淑在生下儿子后，因患产褥热，竟突然撒手而去。这一天是1938年2月27日。

罗淑走了，丢下孤独的马宗融和一对嗷嗷待哺的儿女。爱妻的去世，使马宗融顿时像只失偶的孤雁，痛不欲生。垮了精神支柱的马宗融，再也不愿留在伤心的故土。1939年夏，他应复旦大学的聘请去了重庆，当时复旦大学迁至重庆。

在艰难的抗日战争岁月里，马宗融一面教书，一面为抗战奔忙。因为他是回族人，所以特别重视唤醒回民同胞参加抗战。他倡议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会，在发展回族文化，加强回汉团结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这期间，他继续完成了左拉的长篇小说《萌芽》的翻译，却不料送去出版时将书稿丢失了。这对马宗融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过了很久，他才重新拿起笔，与李劼人共同翻译了左拉的另一部作品《梦》。此后他才重又接着做他的译介工作。1944年，马宗融在朋友的帮助下，还自编了一本杂文集《拾荒》。这是他留下来的惟一的创作集。

马宗融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中国能成为和平、民主、强盛的新国家。可是内战很快就粉碎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生活却没有改变。学校成立了以教授为主体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马宗融积极投身到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洪流之中。他发宣言、罢教、请愿，常常提着粗手杖亲自送学生回家，还把上了黑名单的学生藏在家里。这一系列行动引起了当局的强烈不满。1947年暑假，校方以解聘相挟，要求马宗融立即停止民主活动，遭到了马宗融的严辞拒绝。于是校方解聘了马宗融。一位知名教授就这样被独裁当局赶出了复旦。

愿意死在上海

离开复旦后，当年秋天，台湾大学聘用了马宗融。离开上海时，老朋友巴金扛着箱子一直把马宗融送到船上。在台湾，马宗融的生活得到了暂时的改善，且有台静农、许寿裳、黎烈文、乔大壮等一班好友的往来，使他的心情有短暂的舒畅。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内战的加剧，台湾的气氛也日趋紧张，许寿裳遭特务暗杀，乔大壮被解聘回苏州后自沉水底。这些都给马宗融以沉重的精神打击。更糟的是，他又患了严重的肾炎，浑身水肿，连站立都很困难。巴金去信劝他先在台湾把病治好，马宗融却回信说“愿意死在上海”。于是1949年初，马宗融让人抬着毅然上了返回大陆的轮船。到达上海他见到巴金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看到你啦！……”

由于兵荒马乱，回到上海的马宗融仍没有得到治疗。病情一天天加重，拖到1949年4月10日，肾脏衰竭的马宗融，终于在贫困与战乱中告别了人世。马宗融死前是很凄惨的，据马宗融的女儿马小弥回忆：“弥留之际，因为夜里戒严，连送医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灯光下，我和弟弟束手无策地看着父亲咽气。”

一位优秀的翻译家就这样在战乱与贫困中悲凉地结束了一生。

马宗融夫妇与巴金的友谊

马宗融一家与巴金有着深厚的友谊。马宗融和罗淑都是巴金最好的朋友。

马宗融与巴金可谓一见如故。1929年的一天，在朋友索非家里，二人初次见面，马宗融就毫不掩饰地向巴金吐露了自己心中的秘密。从此，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33年之后，巴金在《怀念马宗融大哥》一文中，深情地回忆了他们一生的友谊。巴金说：“他是对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会跟人打架。”

罗淑认识巴金则是1935年回国后不久。罗淑视巴金为良师益友，而巴金也认为罗淑像“长姊似地把朋友们拉到她身边”，“我们都相信她，敬爱她”。罗淑的家成了巴金和一批文化人相聚的场所。巴金在《纪念一个友人》中，还记述了他与马宗融、罗淑生死之交的一段文字：巴金受朋友之托，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警戒线下带出了一口箱子，里面有一支手枪，一百发子弹和一包义勇军的文件。巴金将它们存放在罗淑家达一年之久。在那个恐怖的年代这该需要何等的勇气！

罗淑能成为1930年代杰出的女作家，巴金功不可没。罗淑小说大多是在巴金等朋友的鼓励下创作的。《生人妻》写成后，也是巴金首先在他和靳以主编的《文学月刊》上发表的，巴金亲笔写下了“罗淑”的笔名。1938年罗淑逝世后三个月，巴金就为罗淑编辑出版了第一个小说集《生人妻》，第二年6月又编辑出版了小说集《地上的一角》，1941年，巴金再次为罗淑编辑出版了小说散文集《鱼儿坳》。巴金不仅为友人倾了全力，也为中国文学保留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马宗融去世后，巴金收留照顾了马宗融与罗淑的一双儿女。几十年过去了，巴金还怀着“欠债”的心情写下了纪念马宗融的散文《怀念马宗融大哥》。巴金说：“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身上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