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奥尔布赖特中学毕业后，被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特·霍尔约克大学、丹福大学、韦尔斯利学院同时录取，她选择了为她提供了数额最高的全额奖学金的韦尔斯利学院，学习新闻和政治学。进入韦尔斯利学院后不久，她就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参与《韦尔斯利新闻报》的工作，且曾经一度是这份报纸新闻版的副主编。《韦尔斯利新闻报》是一份以反映校园生活为主的周报，然而，出于对政治的偏爱，奥尔布赖特不时撰写一些有关国内政治方面的文章。1958年，奥尔布赖特就曾为肯尼迪来韦尔斯利以竞选参议员连任而写过新闻报道。1959年，奥尔布赖特以优异的成绩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1960年，她曾经一度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1962年，她开始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攻读侧重国际关系专业的政治学研究生，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63年，她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1967年，成为黑人学生基金理事会理事，华盛顿歌剧社成员，并且于1968年参加了布瓦尔小学理事委员会，后来成了该委员会的第一位女主席。

1972年，玛德琳初次踏上与政治相关的工作岗位，她的工作是为缅因州民主党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筹集资金，同时负责国内政策和立法问题。1978年，在吉米·卡特政府任职一年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特别邀请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会联络员。1981年，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总统后，奥尔布赖特离开了白宫，转入学术界，著有《波兰：政治变化中新闻界的作用》。1983年，与丈夫正式离婚，同一年，奥尔布赖特成为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威廉·H·多纳讲席特聘教授和“外交服务新女性计划项目”的主任。1984年，奥尔布赖特成为杰罗丁·费拉罗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顾问。但奥尔布赖特正式展露其才华还是在1988年马塞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的总统竞选中，尽管这次竞选最后失败了。

1988年7月，奥尔布赖特加入了一个名为“国家政策中心”的小智囊团，并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1992年12月，克林顿任命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实际上，正是担任美国常住联合国大使的经历使奥尔布赖特的个人能力和影响力大增。

她曾踌躇满志地谈起自己的那些男性同行：“我既嫉妒他们，又同情他们，他们看起来太相像了。”她还面带微笑地向同行表示：“我很喜欢这种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感觉。”在联合国大使的岗位上，她非常善于强行贯彻美国的政策。她曾桀骜不驯地说：美国要想在世界上干什么，说到就能办到。身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布特罗斯·加利，为维护自己的职权独立性，在一些问题上与奥尔布赖特产生分歧。她要把他拉下马，加利竟然毫无思想准备。当时的副秘书长、美国人约瑟夫·弗纳·里德曾悄悄对加利说，他听奥尔布赖特讲：“我会让布特罗斯认为我是他的朋友；然后我会打断他的双腿。”加利听到里德的这话认为“荒唐可笑”，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是太天真了。

1993年联合国在索马里进行干预失败，她把责任推给当时的加利。她几乎是在联合国单人独马向加利发动进攻， 坚决要求加利离开联合国，她说，什么人说话也没有用，美国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不可能妥协。奥尔布赖特终于把加利从联合国秘书长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她的强硬态度引起人们的震惊。自此她名声大振，可以说为她出任国务卿打下了基础。

奥尔布赖特很清楚，要想取得高级职务，她必须花些时间同那些能够左右和影响决策的人打交道。1995年9月，联合国在中国召开第四次妇女大会，奥尔布赖特率领美国代表团前来参加，她邀请了第一夫人希拉里作为名誉主席一同前往。第二年，奥尔布赖特又有机会同希拉里同乘一架飞机，两人都去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参加在那儿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年会并作大会发言，第一夫人邀请奥尔布赖特一同前往。陪同两位夫人的有大卫·谢伐尔，两人之间关系之融洽给谢伐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是妙极了！”他说：“很显然她们之间关系密切，她们开玩笑、开诚布公地交谈。一会儿谈政治、一会儿谈家庭。她们两人都清楚什么议题重要，然后集中谈论。有时很幽默，有时很严肃。”

1996年12月5日，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克林顿宣布他已选定奥尔布赖特作为其国务卿。1997年1月23日，奥尔布赖特正式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一职。尽管美国妇女基本上争到了在各方面同男性平等的权利，但传统观念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过来，例如，在美国500家最大的公司中，只有两家是由妇女领导的，其他公司都是男人的天下。在美国政府中，妇女的任职仅占21%，而由妇女出任国务卿这种高级职务在美国史无前例。

她上任后，首先组织班子，任命从大学时代就同克林顿深交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为自己的第一副手，这样，她又多了一条同白宫联络的可靠渠道。此外还任命了托马斯·波克林为自己的副手。托马斯·波克林是一位富有外交经组验的外交家，她和克林顿、奥尔布赖特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奥尔布赖特有这两位助手可称其为左膀右臂，她可得心应手地贯彻白宫的外交方针。克林顿任命奥尔布赖特为国务卿，可以说选对了“服从命令的得力助手”，她能圆满地完成总统的托付，必要时还在外交舞台上为他作“掩护”。当然，由于她受其工作性质———“服从命令”所囿，其自身的政治威望自然受到克林顿政府所奉行的现行对外政策的限制。

当时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人可分三派：一派是在越南战争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主张“从一切冲突中摆脱出来”；另一派是在海湾战争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主张“只参加那些仅动用海军力量，胜利可以得到保证的战争”。奥尔布赖特属于第三派，主张“立即解决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她认为美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奥尔布赖特的工作作风与其前任克里斯托弗完全不同，她辣味十足。1993年，当科林·卢瑟·鲍威尔将军反对将美军派往波黑时，她曾当众谩骂道：“你总在谈论超级军事力量，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使用这些力量，那么我们有一支这么棒的军队，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鲍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当时惊讶得我连血液都差点凝固了。”

对如何解决科索沃问题，美国决策部门开始意见不一，克林顿一直犹豫不决，他认为用轰炸把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逼到谈判桌子来的想法不太实际。他的安全问题顾问塞缪尔·伯杰担心发动空袭会使科索沃局势复杂化。五角大楼里的一些人也对发动空袭持怀疑态度。然而，奥尔布赖特积极敦促总统用“战斧”惩罚米洛舍维奇。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的这场战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使美国在世界上获得了“胡作非为的超级大国”的坏名声。

对南联盟进行空袭实际上是副总统艾伯特·戈尔的决策。在奥尔布赖特的坚持下，美国动用空军对塞族阵地发动袭击。但是让奥尔布赖特出任国务卿的是克林顿。但是自从科索沃战争之后，奥尔布赖特在华盛顿的影响逐渐下降，其权力也日渐缩小，似乎从巅峰状态滑了下来，在美国的报刊上也很少见到她的踪影。

美国《新闻周刊》以“冬日母狮”为题，在文章的开头将她称为“战争女人”。文章历数这位“面孔铁板的克林顿内阁主战派”的罪状：是她竭力促使进行50年来的第一场战争；是她因联合国秘书长不愿屈服美国的要求而把他赶下了台；是她在对不论左翼还是右翼国家的行为说三道四。奥尔布赖特总是把“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样的话挂在口上。在华盛顿政界，她被称之为“一条路走到黑的决策者”。

2020年11月25日，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被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撤职，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是一个由前国家高级安全官员组成的外部顾问小组，他们基于美国国防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的具体任务，就国防政策事项提供独立的建议和意见。

2022年3月23日，奥尔布赖特因为癌症去世，终年84岁。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白宫和其他联邦政府大楼等场地降半旗，直至3月27日。

她在维尔斯利学院读书时结识了约瑟夫。约瑟夫是美国一个实力雄厚的报业家族的后代，他们认识六周后，奥尔布赖特正好毕业，毕业第3天，他们就举行了结婚典礼。她感觉自己就像童话中的灰姑娘，一直渴望尽快找到一位知心伴侣。约瑟夫是一名记者，拥有一个庞大家族。一开始，这个家族对奥尔布赖特并不认可，她自己也觉得和约瑟夫处于不同的两个阶层，千方百计寻找一切机会给约瑟夫一家留下好感。婚后，奥尔布赖特第一次怀孕早产，生下了双胞胎爱丽斯和安妮，这两个孩子顽强地活下来了。第二次怀孕六个月后，她患上了麻疹。医生警告说，腹中的孩子可能会受到脑损伤，但当时堕胎是非法的。在分娩过程中，孩子死去。这一经历让她清楚地认识到，妇女应该拥有选择权，特别是她们遇到难题的时候。第三次怀孕，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孩，她就是凯瑟琳。奥尔布赖特视三个女儿为自己的生命，为了将她们抚养成人，她把自己的职务放在了一边，全身心地扑在女儿们身上。

因为大学老师成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奥尔布赖特进入白宫。在照顾女儿的同时，奥尔布赖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并获得“公共法律与政府”专业的博士学位。丈夫则一直从事记者工作，她跟着他从这个城市跑到那个城市，最后在华盛顿定居。女儿们长大成人后，奥尔布赖特开始涉足政界，一开始替民主党募捐。卡特入主白宫后，她的大学老师成为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尔布赖特于是来到老师的身边工作。里根赢得大选后，奥尔布赖特申请并成为伍德罗·瓦特国际学者中心的学者，到波兰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研究之旅。1982年1月，她从波兰回国。就在这个时候，丈夫约瑟夫抛出了一枚“婚姻炸弹”。像以往那样，她和约瑟夫坐在家中起居室的扶手椅里舒适地喝着咖啡。但是，那个早晨的气氛却与往常很不同。他突然对她说：“我想我们必须谈谈了，我认为我们的婚姻事实上已经结束，因为我现在爱着其他的女人。”丈夫对她说，他当天下午就要搬出去，到亚特兰大居住，因为他的情人就住在亚特兰大，也是一名记者。她只知道那是个比她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约瑟夫递过来一张离婚协议，拒绝与她讨论为什么不能继续生活。但是，当他到达亚特兰大后，又开始对自己的决定产生怀疑。他每天都打电话，用百分比来描述他的感情。“我爱你有60%，爱她有40%。”然而第二天，他又会改口：“我爱她有70%，爱你只有30%。”很显然，他也在徘徊和烦恼之中。为了挽回两人的婚姻，他们决定一起到滑雪胜地去滑雪。奥尔布赖特明显地消瘦了不少，约瑟夫还称赞她变苗条了，但是，他们的婚姻并未因此转机。

普利策新闻奖是作为记者的约瑟夫梦寐以求的奖项。一天，他突然对她说出这样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如果他获得该年度的普利策奖，他们就会永远在一起；如果他得不到普利策奖，就立刻离婚。颁奖那天下午，家中的电话铃响了。约瑟夫对她说，我没有得到奖，所以，我决定返回亚特兰大去。终于，一切都结束了。

45岁的奥尔布赖特开始了独身生涯，她在乔治敦大学找到了一份教授的工作。孤身一人的奥尔布赖特恐惧与男人约会。像大多数刚刚离婚的女性一样，她很难融入新的社交生活。从她20岁以后，再没有想过要找第二个男人。由于约瑟夫临走时对她的评价，使她对自己的容貌一点自信也没有。后来，虽然与一名大学同事发展了两年的恋情，但结果还是友好地分了手。最后她发现，没有人能够填补生活中的这个空洞，便放弃了寻找。

奥尔布赖特将全部的精力都扑到了事业上，1997年1月23日，奥尔布赖特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然而，事业的成功并不能冲淡奥尔布赖特心中的伤痛。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奥尔布赖特不止一次地问自己：“难道是我对事业的执着造成了婚姻的失败吗？我憎恨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对有事业心的女性的侮辱。当我成为美国国务卿后，我终于意识到如果我仍然处在一段美满的婚姻中，我不会爬到这么高的位置，也许其他人可以。可是，作为一名女人，我仍然一想到离婚就难过。即使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如果当初约瑟夫能重新回到我身边，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放弃我的事业，心甘情愿做一个贤妻良母。”

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强调，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不挑战北京所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它认为两岸对各自的前途都有强烈而互不妥协的主张，北京绝不会在统一问题上让步，台湾亦绝不会在自身安全问题上弃守。与中国官员会谈时，只要一触及台湾问题，他们就会说出一大串历史。她说，两岸问题一直在紧张而又不稳定的状态下存在，虽然它并不是常处于世界的“热点”中，但它随时可能爆发大麻烦。

邓小平曾对表示，不管要多久，“哪怕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北京都会寻求和台湾统一。克林顿希望和江泽民在1997年、1998年举行的美中高峰会，能够建立起两个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为准备1998年的第二次美中高峰会，奥尔布赖特飞往北京安排，江泽民带她参观中南海。江泽民说他准备和克林顿坐在湖边长廊上，开会之余，还可欣赏音乐。江泽民招待她时，表现很是见多识广，有时说俄语，有时用英语引述格言，有时朗诵诗词。江泽民和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第一次峰会时，参观白宫林肯卧室，江泽民当场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

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这一事件发生后。奥尔布赖特深夜从床上下来，试图打紧急电话给中国外长唐家璇，但是找不到他。她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将军，请他穿好制服陪她到中国驻华府大使馆作一次深夜拜访。国务次卿皮克林和白宫国安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再加上罗斯顿和几个保镖，随同她专程到中国大使馆，向李肇星大使道歉。

奥尔布赖特当年做驻联合国大使时，认识也在联合国当大使的李肇星，两人关系还不错。但那天晚上，李肇星非常生气。奥尔布赖向李肇星解释轰炸事件是一桩非常严重的意外，她感到极为难过，谨向死者和死者家属表达慰问之意，同时亦表示关切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的安全。

李肇星听了她的谈话后，表情严峻，他要求奥尔布赖特在中国电视上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突然间，电视摄影机出现了，她发表了简短声明后，准备离去。一群自称是中国记者的人挡住奥尔布赖特一行人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

奥尔布赖特表示，对任何一个美国政府来说，中国太大，美国不能予以忽视，也难能拥抱她；中国很难被左右，因为中国非常、非常自豪。她说，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外交并不能改变政府的基本哲学。奥尔布赖特还说，处理对华关系，美国需要作一个长远的思考，美国不应视中国为敌人，而应期待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中国进行各种层面的接触。与中国接触，并不意味着赞助他们，美国应信守对台湾的承诺，对武器扩散与人权问题应持续表达美国的关切。

习近平2012年2月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访美时，曾与奥尔布赖特、保尔森等美国政坛仍有影响力的前高官座谈。奥尔布赖特的印象是，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能力保持对外关系，使中国在世界上处于受尊重的地位上；习近平有愿望与美方合作，在许多方面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她说：“他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没有疑问的”，与奥巴马达成气候变化的协议是个很重要的协议，“一定是一个人有权力的表现”。

奥尔布赖特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坦率性格，也成为她日后在一个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取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法宝。从她在比维尔小学理事会任职时，这种性格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里与她共过事的博斯德曾经评价道：“我钦佩并欣赏她的思维方式，她是个非常诚实的女性，遇到问题迎刃而上，不避不闪。”当她在联合国工作时，这位已经逐步适应其职业生涯的政坛新星更加显露了她率直的本性，安南曾经明确表示欣赏她那种不拐弯抹角的直率，曾经与奥尔布赖特有过密切工作往来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温斯顿曾说道，即使产生暂时的争执，但与那些遇事搪塞，唯唯诺诺，没有原则的人相比，他更欣赏奥尔布赖特的坦率。

奥尔布赖特是绝对的学者出身，她拥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因而她也具备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特质：坚持主见，有独立的思想和主张。早在少年时代，奥尔布赖特的这种独立意识就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当她还在肯特读中学时，“她总是捍卫民主党一方的主将”。重权在握后，奥尔布赖特更是如此表现，“她参加会议经常是观点明确，态度坚决，但却不愿与同事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完全的学者作派。要在政坛上得心应手就必须有很强的适应力，也许要归功于童年的逃难生涯以及她母亲的影响，奥尔布赖特在不同的环境中都应付得轻松自如。马斯基是“国会中名副其实的最难伺候的参议员”，但初出茅庐的奥尔布赖特却能和这位要求苛刻的人物和睦相处。当克林顿总统物色新的国务卿人选时，他看重的正是她的这种才能，而且对此大加赞赏。克林顿总统认为她善解人意，在复杂情况下也能够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奥尔布赖特面对办公室之间的政治和钩心斗角十分老练，小心从事；在白宫做宣传时，她从不喧宾夺主；在一些高级政策会议上，她也不怎么发言，有人曾告诉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在一起，除了没有恐惧感外，就像和霍尔布鲁克在一起一样。”

韦尔斯利学院的座右铭乃是：“不需别人照顾，但需照顾别人”，并且有着“走出韦尔斯利，让世界有所不同”的传统。如果照此标准，奥尔布赖特无疑是韦尔斯利学院最好的学生之一，她的一生就是对这些标准的精彩演绎。正如约翰·温斯顿所言：“奥尔布赖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

奥尔布赖特与国际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与她的父亲约瑟夫·考贝尔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父亲曾经任丹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后来又担任丹佛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常常有一些学生到家里做客，与父亲分析国际形势，谈论外交政策。勤奋严谨的父亲正是她一生中最好的老师，他的严格要求让奥尔布赖特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奥尔布赖特对父亲的热爱与崇敬人人皆知。在就任国务卿宣誓时，她曾称父亲为“教我热爱自由和政治的人”。但是，考贝尔的历史中还有一些部分，他的女儿却从没在公开场合讨论过。要想了解奥尔布赖特，就必须了解约瑟夫·考贝尔。他们父女两人在学术和情感上都十分相似，他们都是睿智聪明且擅长社交的外交家，能说6种语言，可读8种文字。考贝尔有一种神奇的生存本能，这种本能使他放弃自己的姓名、公民身份、政治，并且又隐瞒自己的宗教传统。

考贝尔的后半辈子在丹佛大学教欧洲史并指导二十几名学生。他的女儿玛德琳是他最专心的学生。正是他让玛德琳知道，一个领袖必须以普通人理解的方式把外交政策讲述清楚，因为在危急关头，除非公民们知道某件事将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否则他们是不会为此而站到一起的。考贝尔曾经一度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和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的忠实助手，但他却批评这两人对慕尼黑协定的处理方式，因为他们没有向捷克人民解释清楚。考贝尔还认为，如果贝奈斯稍微修饰一下，使他的外表显得更有个性的话，那么他可以成为一个更有效的领袖，考贝尔认为“他那毫无吸引力的外表减弱了他本身的超凡魅力”。

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有效吸收了这些由父亲传授给她的教训，她的父亲对慕尼黑事件的分析，成为她一有机会就拿到美国领导人政治台面上的东西。把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简化成可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也是她最拿手的本领之一。

“铁腕强权者”

1996年12月3日，星期二，克林顿总统的那位高大、严肃的新办公室主任厄金斯·鲍勒斯给美国驻联合国纽约使馆的奥尔布赖特打电话，询问了两个问题：“如果总统授予你国务卿之位，你愿意接受吗？”奥尔布赖特说愿意。第二个问题：“明天早上9点你在家接总统的电话好吗？”奥尔布赖特以一生中最富掩饰的平淡口气说，“好的，我会在家等的”。第二天上午9点45分，电话铃响起，奥尔布赖特正式得知克林顿总统提名她担任下一任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当时就告诉她的朋友们，就职那一天她会穿红色的衣服。

克林顿曾说:“奥尔布赖特最高明之处是，她了解美国政治，是一种要求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游戏，而且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游戏很大程度上还要靠运气，以前，都是由那些毫无外交经验和悟性的政治家来决定外交政策，这些外交家几乎不了解那些他们以其名义制定政策的人们的愿望和文化。奥尔布赖特是我国领导人中一个少有特例，她既了解美国政治和外交文化，又知道二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她是一位大师，她最会与美国人民沟通，进而把我们的外交政策传达给国内的人们。”备受人们尊敬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温斯顿勋爵曾经起草过一份关于奥尔布赖特的专稿，他明确地写道，“奥尔布赖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和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能够抓住人心和把握局势，从中提炼清晰的观点”。

尽管奥尔布赖特并不像美国的第一任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那样是一个幻想家，同时也不是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那样的战略家，但她在另外一些方面的能力使她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她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博士学位，曾经在国会山工作过，在卡特的白宫班子里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教授过外交政策课程，曾代表美国出任驻联合国大使。她这种个性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另外，为逃避纳粹而逃离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也使她明白在一个充满压迫的社会中生活是多么艰难。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曾经评价道，“她知道，当有权者决定无权者的命运时意味着什么，她也知道，当他们对利益范围进行划分时，就会导致战争和不幸。”从1990年初次相识起，他和奥尔布赖特就成了好朋友。

奥尔布赖特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且仍是连接代与代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桥梁，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比得上她。在孩童时代，她就渴望使自己的捷克家庭背景能融入美国的新生活中；当她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进入华盛顿布瓦尔小学的高级董事会时，她努力使学校官员与家长间获得更好沟通；在白宫做职业妇女时，她成为自己好战的波兰导师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时的老板）以及国务卿埃接蒙·马斯基（也正是他给了她在国会山的第一份工作）间的友谊纽带。后来，身为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居然不可思议地同保守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发展了十分友好的关系。而此人的合作或拒不合作可以决定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成败。当奥尔布赖特在国与国、文化与文化、战区与战区、婚姻与个人、学界与政界间，一步步缓慢地爬上政治的阶梯时，她伸出了自己的双手，与人交朋友，慷慨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成果，但与此同时，她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伟大抱负，并一直把目光盯在成功上。

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战机轰炸，奥尔布赖特的行政助理告诉她，CNN正报道此事，3名中国人被炸死，20人受伤。北京认为是美国蓄意进行轰炸。奥尔布赖特为此深夜从床上下来，试图打紧急电话给中国外长唐家璇，但是却找不到他本人。她当机立断，马上打电话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斯顿将军，请他穿好制服陪她到中国驻美大使馆作一次深夜拜访。当时，助理国务卿皮克林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加上罗斯顿将军和几个随从保镖，随同她专程到中国大使馆向李肇星大使道歉。

奥尔布赖特十分看重与中国的关系，她曾先后5次访华。她在回忆录中说，“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关系，乃是和日本的关系；但美国在亚洲的最复杂关系，则是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关系需要长年不断地进行照料，而美中之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奥尔布赖特强调，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不挑战北京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她认为两岸对各自的前途都有强烈而互不妥协的主张，北京绝对不会在统一问题上做出让步，台湾也绝对不会在自身安全问题上弃守。她认为，两岸问题一直在紧张而又不稳定的状态下存在，虽然它并不常处于世界“热点”中，但它却随时可能爆发大麻烦。邓小平曾对奥尔布赖特说，表示，不管要多久，“哪怕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北京都会寻求和台湾实现统一。

奥尔布赖特表示，对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中国太大了，美国不能忽视她，但也很难拥抱她；中国很难被左右，因为中国非常、非常的自豪。她说，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外交并不能改变政府的基本哲学。奥尔布赖特同时也认为，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美国需要有一个非常长远的思考，美国不应视中国为敌人，而应当期待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奥尔布赖特意味深长地说，150年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威尔曾预言，美国和俄国的关系将塑造未来世界之命运，但如果托克威尔在21世纪能够重临世界的话，他也许不会忽视俄罗斯，但他肯定会先写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