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广州一口通商不能满足其对华贸易的需要。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英国国王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派遣凯思·卡特为使臣，前往中国交涉通商事务，并谋求建立外交关系。使臣在中途病死。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又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其目的是想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同时，也是为了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估计中国的实力，为英国资产阶级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依据。

英方希望跟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并达成下列协议：

马戛尔尼使团出发时，内务部长敦达斯还特地告诫：“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见，您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仪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敦达斯的嘱咐既包含了外交常识，又非常具有政治含义，其实就是要求使团不要因小失大。

1791到1792年，尼泊尔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廓尔喀侵藏，与清朝发生冲突，即廓尔喀之役。此为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收官力作，清军击败对方并将其收为稳定藩属。此役期间，英国曾派克尔帕特里克使团前往廓尔喀，企图就支援之事与廓谈判，但还未到廓，廓已不支，投降清朝。一说战役期间英国曾出兵策应中国。1792年二月间，福康安曾檄令布鲁克巴（不丹）、哲孟雄（锡金）及界外的作木朗、披楞（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发兵合攻廓尔喀。胡晋接《新编中华民国地理讲义》记载：五十七年，清廷命相国福康安等，率索伦劲旅征之，悬军深入，累战皆捷，逼其都城阳布（今加德满都）。先是，英人既灭孟加拉，东印度诸部皆降，独廓尔喀血战保疆，未遭蚕食，且数数攻英属部。至是英人闻中国进兵，亦兴兵扰其边。廓夷震恐，赴我军乞降，尽献所掠藏中财宝，并贡驯象、番马乐部，请永尊约束，定五年一贡。清廷允之。”

清朝此前于清缅战争中大大削弱了缅甸历史上最强盛的贡榜王朝，导致后者已吞并的暹罗复国，缅甸失去成为地区稳定强国的机会。而廓尔喀之前屡屡与英军作战不落下风，1792年竟被清军迅速击败。清朝在东印度附近一系列大型战争动作刺激了英国，其意识到在东方的发展不得不与强盛的中国合作，与尚武好战的乾隆帝达成一种协调。最终在廓尔喀之战中国胜利的几乎同时，英国派出了马戛尔尼使团出发访华。

马戛尔尼来华，对礼物的选择颇费心机。首先是多方征求意见，在来华之前，曾特意征询了两位曾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家书院学习过的中国教徒的意见，请他们推荐礼品。此外，还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耶稣会士的介绍中，中国重视历法，因此需要天文仪器。斯当东也曾认为，天文学在中国备受青睐，长期以来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因此对仪器方面的最新改进和代表太阳系最完美运动的七政仪， 中国人绝不会不接受。

使团乘坐的船只和携带的大批礼物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特意制造的。这艘“狮子号”炮舰，装有64门大炮，是当时的英国三等军舰（一般为74炮，偶有80、84炮，而64炮是最低级的三级战列舰）。使团携带的礼物除一部分是投中国皇帝之所好外，更多的是为了显示英国的科学技术。

这些礼品共有19项 590余件。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一件大型天体运行仪（Planetarium），至少包括太阳系运转模型，指出天体蚀、合、冲等现象确切时间的计时装置，用以验证以上现象的反射望远镜等几个部分。此外还包括大型太阳系仪、天球仪、地球仪、月相演示仪、察看天气阴晴仪、空气真空泵、力学巧益架、聚光大火镜、“君主号”战舰模型、毛瑟枪、连珠枪、钢刀、铜炮、榴弹炮等，都是当时欧洲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成果 ；最新设计的大型组合玻璃照明灯具、马车、马鞍 ；各种材料制作的用于室内陈设和装饰的花瓶等，用以展现英国手工技艺的水平 ；英国出产的各种羊毛、棉织和钢铁制成品，如金线毯、羊毛毡等；表现英国文化艺术领域成就和社会状况的绘画、版画作品，包括英王和王室成员的画像、英国著名人物的画像、著名城市、教堂、公园、城堡、桥梁、湖泊、火山、码头、古迹以及陆战、海战、赛马、斗牛场景的图像。

使团船队中最大的是“狮子”（Lion）号军舰。这是英国海军提供的，装有64门火炮，还有几只小救生艇。英国派出军舰来华有炫耀其海军实力的意图，英王还送给乾隆一个英国最大军舰“君主”号（装有110门炮）的模型，更带有武力威吓的成分。此时“狮子”号锚泊在象山北部的东、西屿之间的海域，马戛尔尼和大部分使团成员都在这艘军舰上。

其次是载重1200吨的“印度斯坦”（ Hindustan）号大货船。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船内装着送给乾隆皇帝的礼品，还有一些东印度公司的货物。英使团共带来礼品19宗、590余件，都是当时英国的精品，有天文仪器、车船模型、纺织用品和画等，以显示其先进的科技实力和文明。该船上还乘坐着一部分使团成员。“印度斯坦”号在舟山群岛的温州屿（英人称之为树顶岛，今属六横镇）南部海域停泊。

东印度公司还提供了一艘二桅小帆船“豺狼”（Jackal）号作为供应船。“豺狼”号停在“狮子”号附近。

还有一艘法式小帆船是使团途经爪哇岛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时买的，取名“克拉伦斯”（Clarence），也作为供应船。“狮子”号停泊后，马戛尔尼派遣副手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事务总管约翰·巴罗（John Barrow）等3位使团官员和1名翻译乘“克拉伦斯”号去定海，寻找能让船到达天津的领航人。

船上还带了铜炮六位，铁炮二位，鸟枪十六杆，暨伙食衣箱。

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形象，英国不敢贸然行动，而是尝试与中国建立关系，加强交往。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让马戛尔尼带去了给乾隆帝修的一封国书：

从字面上看，英国国王似乎很谦逊，实际问题是出在翻译。因为这是第一次给中华帝国写国书，所以英国国王的用辞是非常严谨的，但还不至于谦逊到这种程度。只不过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法来翻译，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一篇歌功颂德和谀意奉承的文章，也就自然而然地让乾隆皇帝有些飘飘然。

指挥官:伊拉斯谟·高尔（Erasmus Gower），皇家海军“狮子”号舰长

约翰·克鲁（John Crewe）中尉

亨利·威廉·帕里什中尉（Henry William Parish），皇家炮兵军官，训练有素的制图员

乔治·本森(George Benson)中校，五十人大使卫队的指挥官

马戛尔尼使团于1792年9月26日从英国本土的朴次茅斯港出发。

沿欧洲、非洲海岸南下，经过南非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在快到好望角之前，气候变得极为恶劣，“豺狼”号一度失去了联系，一直到进入亚洲海域，舰队才得以重新会合。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然后沿中国大陆海岸线北上。一直到1793年7月1日在舟山登陆。英使团选择舟山作为访华第一个登陆地乃有意为之，而作为循惯例是接待口岸的广州，巡抚郭世勋为这次例外的“门户开放”找了两点理由，其一是英国使团没有上呈副表贡单不符规矩，他们又不知道是哪些贡品，所以不敢自作主张予以接待；其二是英国使团担心贡品由陆路转运会有损坏，已从外海奔天津而去了，所以郭世勋上奏要求朝廷下令“浙闽及直隶省各督抚饬令所属查验放行，由天津进京”，乾隆同意了。这样才使舟山成为了马戛尔尼使团中国行的第一个登陆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早已提前把一封预约函交给了驻广州的两广总督。英国人在信中提示:“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当中国方面接到这封信时，这也几乎是在马戛尔尼使团出发的时候。1792年11月，两广总督将这封书信作为紧急奏折呈送乾隆帝：

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我本国国王，管有呀兰地嘧吨、佛兰西、嗳仑等三处地方，发船来广贸易。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说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此人即日扬帆前往天津，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护送同行。总求大人先代我国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准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湾泊。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

乾隆帝命人搬来《大清一统志》。这本书中已经记载了中国人所知道的所有国家。然而，虽然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法兰西、意大利，却没找到英吉利。依惯例，海上达到的外国贡使一律由广州上岸。皇帝回复两广总督，特别批准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陆。

对于祝寿而来的马戛尔尼使团，清政府最初是持欢迎态度的，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乾隆帝认为英使远涉重洋是前来祝寿的，“具表纳贡”，实属好事。为此他连颁数道谕旨，亲自确定了体恤优礼的接待方针。他不仅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上岸，而且命令沿海各省地方官做好接待工作，还向使团提供丰富的免费的食物供应。

1793年6月19日，英国人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前往觐见中国的皇帝。但让英国人不快的是，刚一上岸，他们的队伍便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的插上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 “礼物”改成“贡物”。在中国，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都叫做“贡”。

1793年6月21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勉励”号驶至舟山南部海域，巡洋官兵上前询知来意。然后引他们开往定海，次日在定海道头港停泊。定海镇总兵马瑀和定海知县张玉田率领军兵排列队伍迎接。乾隆皇帝已下旨：“遇有英吉利国贡使到境，不动声色摆列队伍，妥为照料。 ”摆列队伍的主要目的，是想显示一下大清帝国的军威，但对拥有先进武器的英国军人来说，这一目的显然没有达到。

1793年6月23日，总兵马瑀和知县张玉田在天后宫摆设宴席招待“勉励”号的英国客人，还派人送猪、羊、米、面等物到船上。总兵早已物色了几名领航人，是为英使船队准备的，就派其中一人到“勉励”号上领航。6月26日，总兵马瑀和游击徐丹桂等人率兵船护送“勉励”号出海。6月29日，领航人将英船领至苏松镇管辖地区，由苏松镇总兵接待护送。

1793年7月5日，定海镇总兵马瑀盛宴招待“克拉伦斯”号一行人，并请他们看戏剧表演。马瑀和宁波知府克什纳还奉浙江巡抚觉罗长麟之命，派人备办牛、羊、鸡、鸭、米、面、柴、炭、茶、烛等送至使团船队，并邀请马戛尔尼等上岸，但马戛尔尼以急着要进京为由婉言谢绝。对于英人要找领航人一事，总兵马瑀表示已找到几个领航人，准备将英船队带至江苏沿海（时属江南省），再由那里派人领航，逐站更换领航人才能到达天津港。但斯当东提出英船吃水深，沿海岸容易触礁，想在深海里航行，要求有直接带到天津的领航人。马瑀回答说，这样的走法过去从来没有过，容考虑一天再说。

“克拉伦斯”号一行人利用这个时间到定海县城观光，总兵派了几名士兵陪伴。游览期间吸引了大量好奇群众的围观，英国人只好到庙宇躲避群众。出庙后他们坐轿子回海岸时遇到下大雨，就到一个寺庙躲雨，寺庙里的和尚热情地以香茶、水果、点心招待英国客人。之后英国人回到船上休息。

1793年7月6日上午，总兵马瑀在总兵府接待英国客人。由于英国人的坚持，总兵只好下令聚集曾经航海到天津过的人，并从中挑选两人，然后叫他们立即回家准备出发东西。英国人也回到自己的船上两个领航人上船后，克拉伦斯号马上开船，当晚在六横岛的北边抛锚。第二天经过佛渡水道，回到“狮子”号停泊地点。

1793年7月8日，马戛尔尼使团船队起锚开行。两名中国领航人分别被派在“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工作。船队从外洋通过，曾在普陀山附近海面锚泊，7月12日驶出舟山海域。数日后，船队与在黄海游弋等待的“勉励”号相遇，一起开往天津。7月23日，使团船队进入渤海湾。

按照马戛尔尼的想法，英国与大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主权国家，不存在朝贡的关系，而且这次出使的名义也是祝寿。但是大清的官员们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儒家观点，所以除了进贡之外，原本就不存在平等的国家关系。很明显，天下都是乾隆皇帝的，没有谁可以跟皇帝平起平坐，即使是英国国王亲自来华也是一样。这让马戛尔尼很为难，为了这次出使的成功，英国政府已经准备很久了，如果不按照清朝官员的安排，那么很有可能为了这样的一件小事而功败垂成，但是顺从这种安排的话，又似乎让英国的尊严受到了影响。他没有办法，他选择假装看不见，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1793年6月，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钦差大臣徵瑞亲赴天津接待。此时，乾隆帝正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于是决定由徵瑞护送使团经北京赴热河谒见皇帝。使团在北京稍事停留后，除留一部分人在圆明园安装英国带来的仪器外，主要成员均在徵瑞的陪同下赶赴热河。然而，外交接触尚未开始，礼节冲突便已发生。清朝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拒绝。礼仪之争自天津，经北京，而继续到热河。乾隆帝闻讯，勃然动怒，下令降低接待规格。

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茫然不知，把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他们不假思索地称马戛尔尼为“贡使”，称他们带来的礼品为“贡品”，要求他们遵从中国礼制。英国作为当时西方第一强国，其使臣向中国这一传统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由于中英双方都不肯迁就让步，会面几近破裂。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英国人被安排1793年农历八月十三日（乾隆八十大寿）去热河避暑山庄谒见皇帝，不过，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乾隆帝准备的，英国人和其他贡使一样，不过是给节目增加点异国风味罢了。那天的拂晓3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

4点左右，英国人终于来到灯火辉煌的宫殿前，但他们的队伍已乱成一团。上千名的天朝官员、各国贡使和仆役，在无边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来。英国人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早朝制度。

觐见时究竟行的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不同。英国人说马戛尔尼等人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叩头。和珅的奏折却说，英国使臣等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因双方记载不同，已很难明其真相。但无论当时以何种方式解决这场矛盾冲突，都改变不了礼仪之争对中英首次通使往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随后，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作为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着，斯当东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皇帝对托马斯·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他召了过去，并解下自己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托马斯·斯当东。

乾隆帝已经知道托马斯·斯当东会讲中文，很想亲耳听听，于是托马斯·斯当东用中文感谢了皇帝送的礼品。

马戛尔尼因在热河完全没有机会商谈他此行的目的，他希望热河的庆典结束后回到北京，留在中国继续谈判。他甚至对和珅表示他们的国王会承担代表团在中国额外逗留的费用。

觐见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马戛尔尼发现了一些英国制造的八音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福大人于是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但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马戛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这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在当天的笔记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后来马戛尔尼穿越中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清政府认为，进贡和祝寿已毕，英国使团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打道回府。但是，在将英王国书译出后。马戛尔尼则急切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显而易见，这些要求一部分是属于希望改善贸易关系的正常要求，一部分则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如割让岛屿一事，清政府决不能接受。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理应认真研究和区别对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应当拒绝，有的经过谈判，加以修改。即便拒绝英国的大部分要求，只要把谈判继续下去，也能够相互增进了解，缓和矛盾冲突，于中国有益无损。可是清政府却简单地一概拒绝，将英国的六项要求全部斥为“非分干求”，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乾隆帝示意马戛尔尼使团应于十月七日离京回国。英使要求举行谈判，暂缓回国，遭到拒绝。于是，在没有举行谈判、没有完成使命的情况下，英国使团踏上了归程。马戛尔尼一行从北京出发，由军机大臣松筠伴送，沿运河南下，几乎纵穿中国腹地，到达广州，于1794年1月自广州回国。

马嘎尔尼使团访华虽然失败了，但是马嘎尔尼使团的访华却给中国和英国乃至欧洲带来不一样的影响。

对中国来说，中国丧失了一次与近代工业文明接触，认识世界，改变封闭状态的良好机遇。对此，佩雷菲特先生曾说过：“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火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但古老的中国却逐步走向封闭，自认为“天朝上国”，夜郎自大，对于外面已经天翻地覆的世界充耳不闻，不了解世界发展的趋势。而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中国这个古代的帝国，而清政府却故步自封，停滞不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英国就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打开中国的大门，也开始了近代百年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

对于英国、欧洲来说，主要是其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通过马嘎尔尼使团回英国后的回忆及记述，他们向英国人乃至欧洲人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在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之前，欧洲在17—18世纪出现“中国热”。许多的思想巨匠赞美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政治经验。但是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后，其使团记载异于传统的中国，使中国的形象完全颠覆。安德逊在《马嘎尔尼航行中国记》的描写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马嘎尔尼更是在1793年访华后，说：“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自此，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是欧洲人对中国的观点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如黑格尔在读过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后，对中国形成简明的看法：“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现代研究指出，虽然信中表现出妄自尊大的一面，但一些人往往断章独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句话证明清朝“闭关锁国”，对英国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及关税自主的六项要求避而不谈。另外，清廷限制英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是为了防止澳门被霸占的情况重演，一些国家仍然可到四口通商。

史学界一些观点认为这样的结局造成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五口通商，以及一系列条约，而这些都是半个世纪前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来华提出的要求。

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实质上是极其虚弱的，“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要击败它并不困难。从此，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关于中国强盛富庶的看法开始改变。

乾隆：“······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下有。······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

拿破仑·波拿巴：“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长袍吗？……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朱学勤：天朝体系和英国人开始搞的条约体系，是当时东西方两个“世界体系”。满清上下自满于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马嘎尔尼退让，但只能以单腿下跪为限。“也不知道是少跪了哪一条腿，总之是铩羽而归，而中国则与当时正处于雏形的‘WTO’失之交臂。

斯通：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从此有了令中国屈辱不已的鸦片战争。

罗素关于磕头事件的观点：“当我们不把磕头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

美国东亚史学家欧立德指出，乾隆不仅熟悉西方地理，同时也清楚欧洲法、俄两国内部的情势，他认为乾隆是故意展现他对远方的英国感到兴致缺缺，因为在当时清朝整体来说是一个和平且富有的国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没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清朝政府也认识到英国在印度与广州的势力，只是受限于不同语言的信息在中译上的整合有困难，以及清朝边疆政策较为分权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对英国的认识仍属有限，但并非如过去所想的对外界一无所知。

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说，乾隆对英使的首次访华，感受到的是英国对清朝的威胁，乾隆认为军事防御迫在眉睫，而非盲目自大，对于外交礼仪斤斤计较。乾隆故意找理由，用这样一封信回绝英使的各种对其有利的要求，希望对方赶紧走。同时，乾隆也担心他这封回信会触怒英国，导致对方开战，于是紧急部署沿边防御。她提及美国历史学者马世嘉（Matthew Mosca）的著作《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该书表明，在马戛尔尼到访中国的同时，清朝逮捕了一个廓尔喀族间谍，从他那儿了解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印度孟加拉邦的统治权，乾隆意识到英国对喜马拉雅山外造成的威胁。

沈艾娣研究及分析1996年出版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的600份军机处、宫中档、内阁、内务府文件后。指出只有一两份文件与“磕头礼仪”有关，当中有乾隆皇帝抱怨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指出乾隆不该希望人人向他磕头。她指出，在马戛尔尼离开北京时，乾隆颁布了很多加强军事防御、防止英国袭击的文件。乾隆下令各地严守海防口岸，做好防御的军事准备，特别是舟山和澳门地区。要提前备兵，避免英国人的占领。乾隆还下令，英国人可能会对中国发起进攻，需要减税；清朝所有的税务官员要严格按照规定收税，不准敲诈，尤其是广东的税务官员，面对大量英国商船，不可以提高税率，给他们进攻的借口。其余的大量的信件是关于各地政府如何做好军事防御。

对于“马戛尔尼访华受到清朝不平等的待遇，成为导致鸦片战争的原因之一”这一解析，沈艾娣指出18世纪的欧洲，没有所谓的“主权国家外交平等”的理念：“在马戛尔尼还没有离开伦敦去中国前，英国就有了这样一幅漫画：英国大使面向高高在坐的中国皇帝，单膝下跪。它表明，英国人早就预想到了他们的大使会见中国皇帝的场面。马戛尔尼的日记里也记载了他对于中国‘磕头礼仪’的担忧。果不其然，之后的很多英文资料大都对‘磕头礼仪’进行了渲染。19世纪关于马戛尔尼出使的记载，讲的也是这样的故事：中国自高自大，不肯和英国平等相处，进行平等贸易。……英国人自己不会讲英国是帝国主义，要侵略他国，卖鸦片给它们，于是，他们讲‘我们打仗是有道理的’……在讲中国近代史时，英国人继续把马戛尔尼访华的事件放在前面，继续引用这封乾隆给乔治三世的信，继续强调那时的中国自大愚昧，对别国不平等，继续讲这个能够为鸦片战争‘自圆其说’的故事。”

约瑟夫·班克斯挑选并整理了这些插图的版画，以供官方记录。

随团正式画家为托马斯·希基（1741-1824），他的中国之行并没有留下几幅作品。

随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在定海的几天里，画有《舟山的士兵》、《舟山港的南门》、《定海塔》等作品。

威廉·亚历山大作为马戛尔尼团的绘图员，随团由天津进入北京，但没有被安排赴热河晋见乾隆皇帝。尽管如此，他凭着亲眼目睹和同行者的描述，画出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水彩画，并陆续被精选刻成单色和彩色铜版画。据说，乾隆帝在接见马戛尔尼时，西方画师描绘这一场景的作品被发现，乾隆帝认为马戛尔尼身材高大，自己则相对显得单薄，他告诉威廉·亚历山大，在中国画的传统中，帝王要高大，使节要渺小，于是威廉·亚历山大立即照乾隆帝的要求修改了画面，以免激怒这位帝王。

1794年马戛尔尼使团返英后，其成员出版了五部旅行记或日记。其中，副使乔治·斯当东爵士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是关于此次外交使命记录的“官方版本”，出版于1797年。

乾隆为英使来访专门编了出昆剧，剧名《四海升平》。此剧完全按明传奇的形式，南北调轮换唱，主角文昌唱北调，其他角色为南调，戏以北调开场、结束。整出戏的进出场、武打都是按三层舞台（福、禄、寿台）的条件来设计的。这出戏与其他朝贡戏的不同是虚实皆有。既有惯例中的神怪，又有些实际细节。戏开场便说英吉利来朝贡，路途比越南更遥远。戏中文昌帝说“今当进表赐宴之期，隆典特开”也是实。说明这出戏是赐宴当日所演。

马戛尔尼方面对这次观剧有详细的记载，他们不明白这些戏的内容，看到许多海上、陆地的珍奇物产和动物，他们认为这是一出关于大地与海洋联姻的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为他们特别编的这出戏中已传达了许多与他们的访问直接有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