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客家

更新时间:2022-06-11 17:30

马来西亚客家,马来西亚各地区的客家社群除了把他们家乡的民俗习惯和信仰文化移植到马来西亚,缩短他们对家乡的心理距离与怃慰他们在异地彷徨不安定的生活,他们也会根据崇功报德和慎终追远的传统,将有功的族人甚至非华人的盟友,尤其是战死的英灵,崇祀为本土神明、宣称是以他们为开拓主力的所在地区的保护神。

历史发展

这一种在地的历史现象,其实可以解释是源自先民在异地开拓的困境意识。他们其实是在世俗的政治权力的说法以外,以信仰的方式巩固和神圣化了他们对地区开拓的历史主权

客家人在马来西亚最早的生存方式是集体开矿,他们在本地的造神现象,既然可能与矿区开拓的困境意识有关,也就会构建出马来西亚的华人信仰的特点:几乎所有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神明都源自矿区,都是矿区开拓过程中的先烈,是由对先烈的英灵崇拜发展出来,其信仰的影响和分香之处,也往往是邻近一带的小乡镇

马来西亚流行的顺口溜:“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福建人占埠”形象化的说明了矿区开拓的特点。各地区最初的开拓者多是地理接近东南亚的华南客家人,从中国技术较先进的矿区到最近的广东各港口出海的这批人,习惯了在炎热的山区采矿;但他们的生活所需,又依赖其他方言群的各行业工匠以及其他方言群的菜农为他们支援。久而久之,凡是矿区之间的乡镇几乎都是广州商人和工匠兴旺了镇容,最后是当买办的福建人进来从商或引进竞争对手;而且各籍贯各方言群以中国原乡的地缘和业缘纽带相结合,把持了某个区域特定的行业的经济利益,也成为了马来西亚华人百余年来见怪不怪、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

也正是由于能占有矿区的客家人占有了控制主要经济作业的优势,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客家人却也因此成为抢夺各地矿区的竞争对手。生活在如此际遇之下,来自中国不同省份和县区的客家人,几乎都是把他们在大陆的先进技术带来的同时,也把会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运用在马来西亚形成当地的经济势力斗争。他们在马来西亚各占农业与矿业生产地盘,建立了以乡情为纽带、以会党为组织的武装经济生产聚落,形成了以“会党结盟、乡群实力、经济生产”为特征的各地社区形式。

几乎每一个矿区客家社群为了保卫和扩展他们的生存机会,都经历过与其他同是客家或非客家的乡群势力以至地方土酋结盟、斗争的相互消长,以血泪完成被殖民者片面诠释为帮派械斗的海外开拓史。其中最显着的例子是从1860年代到1874年同时结束的拉律战争与吉隆坡内战,两场战争的结果是命运也相同,都是让英国人得以利用“调和”及“扩大各方收入、分配利益”名义开始全面殖民马来亚半岛。

探讨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英灵信仰的起源,我们其实不能只是概括性的说明这是崇功报德的传统文化移植到马来西亚,或者纯粹以神道设教去说明。毕竟其他籍贯的人们并没有这样一种普遍“造神”的情况。

就像以宗族村落的性质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少数客家农村,马国也有不少闽语系的农村。但这些闽南语系的村子,村民只要把福建或潮州家乡的神明带来,缩短了心理上与家乡的距离、获得象征文化与满足心灵的寄托,就努力的日久他乡作故乡,把越来越多亲人找来,庙也越建越大。但,他们绝少在本土造神的现象。

从矿区的长期争夺战争造成的不安定心理,去探讨客家人信仰的需要,我们较容易理解本土造神不仅仅能抚慰先灵。更重要是,作为拥有和利用异乡土地资源的集体,各地区的客家社群若能够用他们所最相信的方式将先人的事迹化为社区的历史记忆,就等于进一步巩固自己将异地化为乡土所带来的感情和主权意识。

代表人物

杨淅麟、谢玲玲张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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