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麟先生就读西南联大时，是从外文系转学进入中文系的，因而他也很擅长英语，抗战期间曾被征召为盟军作翻译。

马先生西南联大的同窗、清华大学的同事、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谈到好友时说：“汉麟为人忠厚谦逊，好学深思”。可以说“好学深思”贯穿了马先生的一生。他主攻声韵，但又钻研训诂、文字和甲骨文，旁及哲学、美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等，兴趣十分广泛。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时，马先生教现代汉语；1954年来南开后，又改教古代汉语；1961-1963年，他参加了北大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编写，主笔“古代文化通论”（包括天文、历法、乐律、职官、科举、宗法、礼俗、宫室生活等的基本常识与沿革）。每次业务变动，他都从头学起。为写天文部分的几千字介绍，他花了大半年的时间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去北京天文馆观“星空巡礼”；在睛朗的夜晚，到学校大操场察看天象、星座。有人说，这样的“傻事”一般人是不会干的，而马先生却全身心投入地干了。

在“文革”中，马先生被当做“牛鬼蛇神”，在监督下劳动改造。但他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仍不放弃学习。每天晚上，他家里灯火通明，马先生在屋里伏案夜读。我有时去他家，看见窗帘完全拉开，不解其意，后来才知道，那是为让来巡逻检查的红卫兵消除猜疑。

1970年，马先生参加修人防工程。在劳动休息间隙，他还不忘读几页段注的《说文》。

1974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开英语讲座，马先生一次不落地听，并完成布置的作业，他时年55岁。

1978年春，马先生病重住院。当时他的两只脚肿得怕人，两手连拧毛巾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在医院的床头，仍放着《史记》《汉书》和他从中搜集的例句卡片。

从上大学孜孜不倦读书到去世前，马先生总是手不释卷。他读书，不仅认真地读，一字一句地读，而且书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符号，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眉批。他边读边做了大量的资料卡片、心得笔记，可以说其中每个字都凝结着他的血汗。正如马先生的夫人游珏先生所言：“汉麟勤奋好学，直至生命终结”。这是不带一点水份的实实在在的评价。

马先生是非常爱他的学生的。为学生，他做到了呕心沥血。

50年代初，他在全国高校较早开出“古代汉语”课。当时没有教材，他就白手起家，自编教材。为赶在上课前将教材发给学生，他亲自刻蜡板，送教务处油印。为了写讲稿、选习题，他经常熬夜到两三点，有时通宵达旦。由于长期过度疲劳，他经常患口腔溃疡，牙床肿胀。游先生回忆说：“每当深夜，我看到他伏在桌前刻讲义、修改讲义的背影，或和衣而卧，疲惫不堪的情景，只有叹息。”

马先生在教学上精益求精。他的课在文科很叫座，旁听的人不少，经常在教室里加座。但马先生并不满足，下课后跟他的助教交谈，经常讲自己的不足之处：“你看，这个地方，上一遍讲错了”“你看，这个地方讲得太匆忙了，也没写板书，下次我还得补一下”。他编写讲义总是字斟句酌，一改再改。张清常教授称赞马先生办事漂亮，“像是一幅好字画”。

马先生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为了让学生学懂弄通，不惜给自己加码，规定：每学期作业4-5次，习题课3-4次。我们年级80多人，批改作业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如今，还有学生珍藏着先生的讲义和他批改过的作业。

马先生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热心、无私，在系里有口皆碑。1957年反右，1958年教育革命，他刚挨过批判。然而在“大跃进”中，师生合作编教材时，他却能摒弃前嫌，毫无犹豫，将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卡片贡献出来；有位青年教师想写同义词的论文，他将自己搜集、整理的数以百计的同义词条目，送他参考；1975年，一位中年教师拿着一本自编的“现代汉语语法专题”课讲义请马先生指导，10多万字，他逐段、逐句地校改；一位素不相识的外文系学生请马先生辅导她学古代汉语，他坚持辅导她两年，使她达到了中文系学生的水平。为他人做嫁衣裳，作人梯供后来者攀爬，这就是马汉麟先生的精神境界！

马先生厚积薄发，他一生著述不多，有《语法概要》《古代汉语读本》《古汉语语法提要》及《马汉麟语言文学论集》四种。其原因有二：一是他长期以主要精力投入教学，无时间写文章。他有许多学术创见已融入他的教学与教材中。如1960年出版的《古代汉语读本》就包含了他那些年“没有发表的若干科学研究成果”。

二是马先生学风扎实，治学谨严。他有一个著名观点“例不十不立”，即结论必须有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材料来支撑它。当想法还不十分成熟、资料还不完备时，不要轻易发文章；一旦发表必有反响。如他40年代发表的《关于甲骨卜旬的问题》，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甲骨卜旬以甲日至癸日为一旬是错误的，实际上殷人以癸日至壬日为一旬。“这一点发罗（常培）、王（国维）、郭（沫若）、唐（兰）之所未发，由于证据确凿，目前已成定论”。（朱德熙：《古汉语语法提要》序）马先生对自己的助教要求更为苛刻。他让助手首先要练好基本功，要硬着头皮读古代经典论著，要精读，反复读，而且要读古注；对例句要逐句作语法分析。注意一点一滴积累资料，打好基础。在他的带领下，四五位青年教师后来都成为古汉语教学、科研的骨干。

中文系系主任李何林先生说：“马汉麟是一匹好马”，他一直对自己把马先生引进南开感到荣光。然而马先生从1954年来南开到1978年去世的20多年间，却逆境多于顺境，痛苦多于欢乐。

1957年“鸣放”时，马先生作为民盟成员，响应号召，助党整风。他同意有的“右派分子”提出的党应“礼贤下士”的主张，要善待知识分子；他还欣赏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希望“归田园居”，过一种“一间房，两本书”的生活。运动后期，他被划为“中右”，成为重点改造对象。

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他作为中文系“资产阶级白旗”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原本是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学者，却被说成是“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原本是教学效果良好的优秀教师，却被说成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毒害青年的败类”。从此，他处处谨慎，事事小心，精神压抑，忍气吞声，终日在古书中寻找慰藉。

1966年-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又翻出马先生的“严重历史问题”。1944年，他西南联大毕业时，响应国家号召，投笔从戎，为支援中国抗日的美军当翻译（在“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中，他列第231位）。这本是爱国的壮举，却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打入了另册，勒令他从事拔草劳动。他身体较胖，下蹲很困难，几乎是趴在地上拔草。1969年，战备疏散到农村。马先生坐骨神经痛。冬天的夜晚，还要从屋子里出来如厕。茅坑与猪圈相连，在坑上搭两块木板，稍不留神就会跌入坑内。

马先生悲叹自己的处境：“我是一个搞学术的人，自幼除了埋头读书以外，再也没有干过别的什么事。真没想到这伙人他们竟会这样接二连三地整我，一有运动就冲着我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啊！”

马先生的身体与精神不断地遭受折磨。1972年，他的心脏病日益加剧，每天含着硝酸甘油片坚持参加政治学习和教研室的业务活动。1974年，他从西南村住处走到中文系（主楼），五六百米的路程，中途需要停下来歇好几次。

1978年9月8日，马先生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大弟子解惠全去医院看望他。他对解惠全说：“岁不我与。我不能在这里久住。”他想回家。他正筹划着编一本全新的《古代汉语语法》。没想到，第二天，他却饮憾而去！他生前最后一个美好的梦想未能实现！游先生在纪念马先生的文章中说：“如果他稍稍爱惜自己一点点，适当注意健康，他会为古汉语的研究多作出一点贡献，也不至于空留下浩繁的古汉语语法素材深锁于书柜之中。”

马先生为南开中文系，为汉语言研究事业献出了全部的生命。他的确是“一匹好马”。但好马必须遇到识马的伯乐，否则好马也不会有好的命运。我想，如果没有绊马索，马先生会跑得更快、更远吧！

主要著作有《语法概要》（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读本》（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罗敷”考音》、《杨雄方言中有切音》辨、《关于甲骨卜旬的问题》、《论武丁时代的诶祀典刻辞》、《古汉语语法提要》 （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马汉麟语言文字论集》（商务印书馆）、《马汉麟古代汉语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原为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中的一部分，后独立出版成《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一书，新世界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