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972年，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研究员、副主任。

1972年—1976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1949年—1976年，先后当选为中国土壤学会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

1976年4月2日，病逝于北京。

马溶之早年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在当时仪器设备简陋、研究经费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进行了艰苦的土壤调查制图工作，先后在新疆、甘肃、陕西、江西、浙江、四川、西康（现四川、西藏接壤地区）等地进行考察，写出了我国最早报道这些地区土壤地理的一些论著。由于他长期从事干旱地区的工作，加上他的细致观察和研究，率先提出了在国内外文献中还没有记载的一系列新的土壤类型；他参与拟订了我国最早的土壤分类系统（1941）；他还对我国分布广泛的水稻土、紫色土等作了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为土壤地理学科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配合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综合考察、流域规划和低产土壤改良，马溶之积极投身于这些工作。参与了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综合考察任务的制定工作，并亲自领导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的考察。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推动下，土壤地理学科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向前发展，马溶之的工作也进入了最为活跃的时期。50年代初，马溶之与文振旺、汪安球一起为《中华地理志》编写了我国第一个全国土壤区划（草案）。他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了土壤区划的方法论，先后发表了《以农业发展为目的的土壤区划的原则》（1958）和《中国土壤区划》（初稿，1959），这是马溶之在土壤区划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他对欧亚大陆土被分布特点及对我国土壤分布规律的论述，是他对土壤地理分布规律研究的重要贡献。

1958年，他参与了全国土壤普查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亲自掌握和推动江苏省的土壤普查。他参加编写了《中国农业土壤论文集》（1962），主持了《水稻丰产土壤环境》（1961）一书的编写。他认为“耕种土壤的形成条件，除自然因素外，还有人为因素，而当人为因素占主导地位时，土壤发育方向发生变化”。据此，他提出了耕种土壤“定向培育”的概念，并力图把耕种土壤的发生演化和土壤分类结合起来。他在《农业土壤的发生分类原则和系统》一文中突出强调了耕种土壤的熟化过程。在土壤命名方面，他创导分级命名，注意从群众中提炼土壤名称。他的上述学术思想在土壤制图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1963年定稿、1965年问世的1/1000万土壤图129个制图单元中耕种土壤就占了其中的27%，这是在以往土壤图从未有过的。马溶之晚年不懈地致力于耕种土壤的研究，对推动我国土壤界重视和研究耕种土壤起了重要的作用。

土壤分类

马溶之早期主要在土壤分类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工作。在当时，我国近代土壤学起步不久，国际上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总的来说也还处在初创时期。由于马溶之的刻苦工作，特别是他不避险阻，开展了大量的土壤调查研究，发现了很多在世界上尚未被命名的土壤类型，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土壤奠定了基础。

漠钙土是他最先提出的土类之一。他根据生物气候条件和土壤性态的变异，进一步分出了棕漠钙土和灰漠钙土。前者代表极干旱、无CaCO3移动、有机质含量0.5%的半漠境土壤。并又以母质特性、盐渍状况等作了进一步区分；继而，他把发育在半干旱森林草原条件下，具有凋落物层、暗色腐殖质层、紧实棕色层和钙积层的土壤作为独立的土类划分出来。另一个由他最先创用的土壤名称是棕钙土，其土壤性质介于淡栗钙土和漠钙土之间，它的形成条件、土壤性质和农业利用情况明显地不同于栗钙土，反映了草原向荒漠过渡的地带特点。

早在30年代，马溶之就和朱莲青、宋达泉、侯光炯等对水稻土和紫色土作了研究。划分出水稻土形成中的淡色层，指出水稻土在分类上的特殊性，把水稻土划分为淹育性、潴育性和潜育性三个亚类；把紫色土分为酸性、中性和石灰性三个亚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根据苏联土壤地带性学说和发生学原则，对我国以往的分类作了改进，并提出了许多新的发生土类名称。如东北平原的生草潜育土、山前地区的灰色森林土、西北干旱区的棕色荒漠土和灰棕色荒漠土、华北的褐色土、黄土高原的灰褐土、华中的黄褐土、华南的砖红壤性土以及高原地区的高山荒漠土等，并初步明确了各土类的自然发育规律和发生学含义，从而使我国土壤分类彻底走上发生分类的道路。

在此基础上，他于1959年提出了有关我国土壤分类的分级单元及其划分原则和根据的建议。该建议方案共分七级：即土纲、亚纲、土类、亚类、土组（土属）、土种、变种，规定了各级划分的原则和根据。在耕种土壤分类的研究上，他认为也要贯彻发生学观点，要研究耕种土壤形成条件、形成过程和土壤特性的特殊规律。他提出，在人为活动影响下，土壤天然形成过程中的有机质合成与分解，矿质物质的移动和积累都被农作物的收获、耕作、施肥和灌排等一系列熟化措施所改变，因而土壤形成的熟化作用是耕种土壤的特殊过程。而各不相同的熟化过程形成耕种土壤的特性差异。

探索我国土壤地理分布规律

马溶之为探索我国土壤地理分布规律，曾历尽艰辛，几度深入高原、边区和僻壤，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57年，作为奠定中国土壤地理分布模式和理论的著作《中国土壤地理分布规律》一文问世，这是他基于我国丰富的土壤资源和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对我国和欧亚大陆土壤分布特点的深刻总结。在第六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上提交的这一论文，提出了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的概念；提出了我国土壤地理分布的模式和特点，标志着我国土壤地理研究的新水平，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他首次图示的关于欧亚大陆土被分布地带结构的模式，深刻地揭示了土壤分布的地理规律性。这一高度的理论概括被广大土壤工作者所珍视。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研究山地土壤的分布特点

马溶之对山地土壤的分布特点作了大量研究，建立了中国土被不同水平地带中的垂直分布规律和垂直结构分类。他指出，“山地土壤的垂直区带（现称垂直带）虽然与所在地以北的水平区带（现称水平地带）有类似的特征，但是由于山地与平地的地势特点不同，水分情况与植被群落差异很大，土壤的发育和特征不一样，土壤利用也不相同。一般的说，寒带与寒温带的土壤垂直区带与其北的水平区带类同，而温带地区差异较大，及至亚热带、热带则几乎完全不同。”这一认识比前苏联格拉西莫夫在《山区土壤》（1982）一文中把山区土壤归纳为同源、相似和独特三组的观点要早25年，而且在两者相关的地理意义方面，马溶之有更明确的认识。

介绍《中国山地土壤地理分布规律》

在1963年发表的《中国山地土壤地理分布规律》一文中，他进一步根据山地的地理位置、形态、走向及高低等因素将全国山地土被按垂直带谱成分划分为36种，用以反映我国山区土被的差异，同时按垂直带谱排列的形式作了生动而具首创性的土被结构分类。

为了在中、小比例尺土壤图能够客观地反映我国复杂多样的土壤资源，马溶之等创造性地进行了土壤复区和土壤组合的研究。1934年他与侯光炯在江西南昌地区调查时，就提出了土壤复区的概念，当时命名为土域（Soikarea）。40年代他编制《黄河流域土壤图》和全国土壤区划图时，首先提出了土壤生物气候区、土壤亚区、土壤复域和土链的区划系统，开创了我国的土壤区划工作。此后，马溶之参加了一系列土壤区划研究，其中，1958年发表的《以农业发展为目的的土壤区划的原则》和1959年出版的《中国土壤区划》（初稿）是马溶之在土壤区划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此书推理严谨，资料充实，不仅在方法论上，而且在整个土壤区划分级系统中体现了地带性学说，对当时制定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全国综合农业区划以及农业发展规划，都起了重要作用。

马溶之对我国土壤制图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不仅亲自编制了一系列土壤图件，而且在制图的科学性与生产性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上对我国的土壤制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土壤制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早在1941年，他与朱莲青合编了《1/1000万中国土壤概图》，第一次划出了高山土壤，首次以单独的图斑在淮河和长江流域部分地区标出了水稻土。1949年他在总结以往资料的基础上，重编了中国土壤概图（1/800万），明确地划分了土区和亚区两级制图单元共60个。《中国土壤概图》根据生物、气候和大的土壤类型（相当于土纲）区分土区，根据土区中不同的土壤组合区分亚区。他将土壤分区与类型结合起来，制图单元系统具有分区系列的格局，这是马溶之复域制图思想的体现。我国第一幅比较完整的土壤图。

1955年，在И·П·格拉西莫夫与马溶之合编的1/40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图，他第一次在全国土壤图将山地土壤与平地土壤分为两大系列；在图例系统的排列方面也作了研究，这样使该图能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我国各发生土类的地带性以及隐域性土壤的分布状况，并体现了我国由土区、亚区为制图单元的概图发展到以发生类型为单元的土壤类型图的转变。

1962年马溶之与何金海合编的1/400万中国土壤图（草图）以及在此基础上经过修改、提炼于1965年正式编制成国家自然地图集的1/1000万中国土壤图是马溶之研究耕种土壤制图的重要成果。分出了许多旱作土壤类型，正式以图斑表示，并列出了不同地区的水稻土，从而确立了耕种土壤在分类和制图的地位。

马溶之有广博的地质地理学知识。他开拓了古土壤学的研究，并以此来分析第四纪地层的成因类型、古地理环境以及第四纪研究中的突出问题之一——黄土问题，从而丰富了第四纪研究的内容。

他在《对第四纪地层的成因类型和中国第四纪古地理环境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指出，第四纪地质学同许多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必须综合地采用各有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来探讨第四纪地层的成因类型，才能得出全面而正确的结论。他强调，第四纪堆积物的岩性和成因类型的研究必须考虑到土壤形成过程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哪种地质营力所产生的堆积物，只要露出地表，就要受到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土壤，他列举大量资料反复论证第四纪堆积物的岩性和成因类型受到了成土作用的深刻影响。如华南沿海的浅海沉积物已经发育到砖红壤阶段，原来海相堆积的特性都已经改变。因此他建议，在成因类型组、成因类型和岩相三级分类系统中应该在岩相命名上引入土壤学的概念。

马溶之用土壤发生学观点研究了第四纪地层特别是土状堆积物中保留着的古土壤剖面，据此推断古土壤形成时的生物气候条件，对再造第四纪古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在早更新世，中国境内的自然带已经逐渐形成，但这些自然区带的界限与现代并不相同。他根据海南岛、雷州半岛第三纪玄武岩风化体和浅海沉积物上发育的砖红壤，广西宁邑系以上的砾岩、铁磐以及坚石网纹状红壤，湘赣第四纪砾石层（湖南的白沙井系）和网纹状红壤，以及千枚岩上含有铁矿的风化壳（南昌），南京雨花台砾石和红壤型粘土，成都一带的雅安砾石和红壤型粘土，河南的南阳红壤型粘土等，说明适于红壤发育的湿润热带和亚热带森林气候地区的界限北可达北纬34度左右，较晚更新世和现代的范围广。他根据三门红色土（含古褐土剖面）的分布，证明当时的红壤带以北是温带森林和干燥森林灌木棕壤和褐土带。由于三门红色土下部的古土壤剖面较上部的颜色略红且土层也厚，因此，认为该时期的气候可能有逐渐向寒冷而干燥演变的趋向。同样，他对晚更新世的自然地理环境作了分析，指出当时的自然地带已经基本上同现代类同，只是现代气候条件有继续向干旱寒冷变化的迹象。

黄土问题系我国第四纪研究的突出问题之一。马溶之长期在黄土地区考察，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他在《中国黄土之生成》一文中提出了中国南北黄土同源的设想，并将晚更新世黄土概分为华北的马兰黄土，华中的下蜀粘土和成都粘土，以及两者过渡区的结核性黄土。这种过渡黄土在山东中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汉中盆地及陇南山地等处均有分布。其气候条件与性态介于马兰黄土与下蜀粘土、成都粘土之间，常有红棕色层与富含砂姜的白色钙积层，其上发育有不同于其他黄土区域的褐土和棕壤。马溶之的上述论点，不但丰富了黄土研究的内容，而且对研究暖温带湿润、半湿润地区的土壤具有指导意义。

马溶之还对黄土的成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在中国西部与西北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或高山，黄土可生成于间冰期。而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黄土主要来自蒙新高气压干燥区，由风力所搬运。就机械成分而言，约有90%系自沙漠区所吹出，余则来自就近冰川。

马溶之在黄土高原等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进行土壤调查工作时，亲眼目睹我国水土流失的严重性，因此，他极为重视开展水土保持的研究。早在40年代，便专文呼吁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他指出，“高原台地，大多旱灾常临，侵蚀之害，于此尤见深刻，故水土保持工作，亟应及早进行，其功效不但可保土增产，亦为治理黄河之基本方法也。”同期，他在我国南方工作时，又提出要保护原有林木，尽力补植，以收保土之效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溶之积极推动水土保持的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内专门设立了土壤侵蚀研究组，在他的直接关怀下，开展了我国土壤侵蚀的定位研究。1950年他亲自参加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组织的陕北地区土壤调查，为制定该地区土地合理利用、水土保持和防治风沙的工作方针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1955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队长，组织并领导院内外有关研究所、生产部门及高等院校在黄河中游开展了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农、林、牧、水、地质、地貌、土壤、植被、地球物理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综合考察，取得了大量科学资料，完成了一系列水土保持和土地合理利用的区划，为制定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发展黄河中游地区农、林、牧生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积多年研究实践之经验，马溶之提出了一系列改土治水、保持水土的有力措施。他认为，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重耕而轻林牧，强调合理利用土地。他指出，黄河中游的土地利用应顺乎自然，实行宜耕、宜林或宜牧，建议改变陕北地区的农业制度，因地制宜造林种草和耕垦。这一见解完全符合80年代提出的“大力种草造林，建立新的人工植被体系，尽快建成牧业基地和林业基地”改变黄土高原面貌的战略方针。

在治理措施方面，马溶之主张综合治理。在总结国内外水土保持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土壤、植物和工程措施三结合的治理原则。土壤治理以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及物理性质为主，从而提高土壤入渗能力和保水力；植物治理有耕作、种草、造林之分，适合黄土区的耕作法为轮栽、条植及等高耕作等；种草既要以草护坡，更要培植永久性或轮种的饲料基地，以发展畜牧业兼收保土之效；在不宜耕种与放牧的地方，应大力植树造林。与此同时，在非进行工程改造不可的地方，要辅之以修筑梯田、堰坝等工程措施。

马溶之在水土保持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江河治理、国土整治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学术观点。他的“土壤、生物及工程三结合”的治理原则，已经在黄土高原和南方红壤丘陵地区逐步付诸实施。

马溶之的一生，全部献给了我国的土壤科学研究事业。他不仅在学术上有高深的造诣，而且还长期担任研究所（及综考会）的领导工作。用其高度的概括和宏观综合能力为我国土壤科学的发展、综合科学考察的规划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特别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和教育，为造就一代新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马溶之先生是我国第一代著名土壤学家和中国土壤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生前几度深入我国西北内陆、黄土高原以及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足迹踏遍祖国大地，在我国土壤分类及中、小比例尺制图、土壤地理分布规律、土壤区划、水土保持、古土壤研究和农业丰产经验总结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马溶之先生一生不仅勇于创新、学识渊博，而且关爱青年、从善如流，以其严格、严肃、严谨的学术作风和积极培育传承新人的高尚道德风范在我国土壤学届享有崇高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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