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984年，任南京农学院教授。在1971年—1979年南京农学院与苏北农学院合并期间任江苏农学院教授；1981年任南京农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南京农学院大豆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南京农学院易名为南京农业大学后，继续任该校教授。

1985年至，任南京农业大学大豆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1996年，逝世，享年84岁。

家乡人民的光辉事迹，学校师友的熏陶，以及二三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使他选择了“科学救国”和“教育兴国”的道路。他勤奋读书，在海丰读完小学先后进入汕头石中学，二年半后转到上海复旦大学实验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浦东中学高中部，仅用了二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高中课程而提前毕业。1930年春，以优异成绩被推荐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学习。主系农艺，辅系植物病理。大学三年级时，父亲不幸病故，中断了继续上学的经济来源。由于他的学业成绩优异，深得教授们赏识，遂由森林系陈嵘教授代为申请黄河水利基金作为资助；农艺系沈宗瀚教授提供临时工作的机会以补助生活开支；植物病理系俞大绂、戴芳澜教授等也给予了支持和鼓励，使他能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学习，1935年1月获得了金陵大学农学士学位。毕业后留任农艺系王绶教授的助教。他夏天搞大豆育种，冬天从事大麦研究，从校部到农场，由温室至田间，四季奔忙，年复一年，除此之外，他还参加当时在农艺系学生中认为最难学的生物统计和田间试验设计课程的教学工作。王绶出版的《实用生物统计法》一书，也包含他的一份辛劳。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陵大学西迁成都，由于他的工作表现突出，1939年被晋升为讲师，1942年又升为副教授。由于抗战期间物质生活和卫生条件很差，工作又辛苦，积劳成疾，他患了肺结核病。该病根据当时医疗水平，只有静卧养息而不能工作，因此他面临失业和贫病交加的威胁。此时，王绶教授雪中送炭，坚持要求校方继续发给聘约，方得以维持生计。马育华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1945年，考取了赴美考察实习。在伊利诺大学的一年时间里，他一方面完成了规定的考察任务，另一方面又抓紧时间选修必要课程并从事大豆研究。根据当时的规定，考察人员是不能转读学位的，但由于他完成了考察和硕士学习的双重计划，竟被伊利诺大学破例地授予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经俞大绂、戴芳澜等人的举荐，被北京大学农学院聘为副教授，代理系主任。一年后，再经俞大绂推荐赴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与J．B．哈林顿（Harrington）教授进行合作研究，并协助指导研究生。一年后经哈林顿介绍，并得到伊利诺大学C．M．伍德沃斯（Woodworth）教授的支持，获得了伊利诺大学奖学金，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美国农部唯一的大豆研究室就设在该校，伍德沃斯是美大豆遗传育种界的权威学者。入学后，马育华利用该校的有利条件，注意掌握大豆遗传育种与数量性状遗传两个学科的动态，决心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专题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大豆产量因素的多基因遗传》就是上述两个学科交叉衍生的产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只用2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学习和研究任务。由于学业成绩优秀，被选为Phi Kappa Phi和Sigm aXi荣誉学会会员，并于1950年6月获博士学位。学成后，他满怀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拳拳赤子之心，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冲破重重阻力，于1950年9月回到祖国。

回国后，马育华应母校金陵大学农学院之聘任农艺系教授兼系主任。2年后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将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央大学农学院合并成为南京农学院，他被任命为农学系主任。他认为，要办好新中国的农学院，既要具有中国特色，也要吸收外国农业之所长。他在学术上的执着追求及性格上的率直不阿，使他在1957年的政治风波中，身处逆境。然而，他坚信自己对党、对祖国的忠诚，一候平静下来之后，他便潜心于研究和教学工作，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国家作贡献。1982年，他实现了30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过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农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部主任，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农林组组长。在学术团体里，他先后担任过中国作物学会和遗传学会理事，全国大豆研究会副理事长，江苏省作物学会理事长，江苏省遗传学会理事长及许多兼职，为农业科学研究和科研人才的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创建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

纵观美国伊利诺大学之所以成为美国大豆的研究中心，一方面有伍德沃斯教授等一批专家主持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是美国农部在该校成立了“区域性大豆实验室”，有固定的编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梯队。生长在大豆故乡中国的马育华，早就希望我国在国际大豆论坛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他决心要亲手建设一个大豆研究中心。1954年，他从纷繁琐碎的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以课题组的形式在南京农学院开始“大豆地方品种研究及新品种选育”的第一项研究计划。当时的条件非常简陋，只有一名助手，其余均为临时工。1957年后，换了一位助手，师生之间配合默契，为以后30多年的科学研究，组成了最早的梯队。他的坚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丰富的育种经验以及助手们的辛勤配合，终于在1962年春育成了“南农493－1”、“南农133－3”、“南农133－6”等第一批大豆新品种，并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同时，将江淮下游大豆地方品种的分类研究结果也整理成文，在《作物学报》上发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课题组于1968年被迫中断工作。马育华多年来悉心培育的材料，只好转交给外单位。幸喜在1966年他们提供给湖北省潜江县周矶农场的一组材料中，经比较试验，决选出“南京1138－2”品系于70年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获得了成功。这项成果的应用促进了该校大豆研究课题在1973年得以恢复。之后，马育华等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大豆新品种选育上，并在原有夏大豆育种的基础上，适当扩展了春大豆及夏秋兼用大豆的新品种选育，以适应沿江沿海地区三熟制的需要。在70年代初期，全国农业院校刮起了一股“学习朝阳农学院”的冷风，致使研究工作又一度陷入困境，在无奈之际，只好把课题组搬到了江苏省启东县农科所，以便继续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育华在南方开拓的大豆科研工作，受到了学校和农业部领导的重视。1980年派出他的主要助手盖均镒赴美开展合作研究工作。与此同时，课题组又陆续调进7位研究人员，并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合作研究课题，开展国际间协作与交流。1981年8月，在南京农学院成立大豆遗传育种研究室，确定了新品种选育、种质资源、数量遗传、病虫抗性以及栽培生理生态5个方面的研究。从此，大豆研究工作又获得了勃勃生机。1985年8月，上级批准将研究室扩展为大豆研究所，并在广度和深度上充实其研究内容。为此，研究所又从博士、硕士生中选留了一批力量，从原有的12人增至26人，将5个研究方面，充实为5个课题组（相当于研究室），各自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学术梯队。

研究所成立以后，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关注和支持，受命主持了“七五”国家科技重点项目中的“大豆新品种选育技术”课题，组织全国19个单位开展协作攻关；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项目。10年来，从研究室发展成研究所，育成了大豆新品种“苏协1号”、“苏协19－15”、“苏协18－6”、“苏协4－1”、“南农73－935”等；搜集研究了中国南方大豆地方品种7000余份，并从中筛选出各种优异种质；发展了应用数量遗传学研究地方品种遗传潜势的方法，并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研究了大豆主要经济性状（油分及蛋白质含量等）在多种遗传交配设计下基因作用的性质、亲本配合力与世代的交互作用等；在明确本地区大豆花叶病毒主要株系的基础上筛选抗性基因，并确定了对Sa、Sc、Sg、Sh4个株系的单个显性抗病基因及其连锁遗传关系；研究提出了一套抗豆秆黑潜蝇的鉴定标准，筛选出高抗资源，并明确了其抗性属显性单基因控制，进而将抗性机制的研究扩展为抗选、抗生、耐害三个方面育种研究。其早期的阶段性成果已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为求得产量水平的突破。还从群体的冠层分布、生长发育和干物质积累与分配模式以及光合特性等方面探索大豆高产理想株型的外部与内在性状的可能组成。如今这个大豆研究所已成为我国南方大豆的一个研究中心。

在高等院校中创建一个研究所，并且要求它的研究工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承认，需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马育华在创建大豆研究所的过程中，紧紧抓住两个环节。其一是研究梯队的建设。他认为，要求尽善尽美的人是没有的，重要的是加强教育和鼓励。科研人员要有创业精神和良好的“相容性”，业务上要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人员的结构层次要分明，老、中、青三结合。其二是对研究方向的控制。他制定的5个方面要紧密围绕育种工作需要，同时涉及应用性、应用基础性和基础性三个层次的研究。根据学校办研究所的特点，既要保证研究方向及内容相对稳定，以利于知识和育种素材的积累，又应该注意兼顾一些新动向的探索。

开拓我国植物数量遗传学

在马育华求学时期，“生物统计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他在金陵大学任教时“生物统计”和“田间试验设计”是农艺系高年级的重头课程。他一边教学，一边开展田间试验设计的研究，瞄准当时因子式试验及混杂设计发展的动向，于1940年前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相倚不分之研究》、《水稻因子式试验之研究》、《因子式试验误差估计之检讨》等论文。1947年，他在加拿大萨斯卡切温大学合作研究期间，又进一步与哈林顿教授联合发表了关于各类试验设计、试验误差及半拉丁方设计等方面的论文。生物统计学的发展，使他在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期，进一步注意到与数量性状的遗传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因为育种家所注意的性状，尤其是主要经济性状大都属于数量性状，所以这一动向吸引了大批育种科学家。马育华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大豆产量性状的遗传为选题的。1950年以后，用统计学方法研究遗传问题，因学派之争而被误认为“反动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甚至因此把“生物统计”、“田间试验设计”等课程从讲坛上予以撤销。1958年虽然开始部分恢复这些课程，但讲授的内容相当简单。1962年，马育华期待的复兴数量遗传学的时机终于来到了，“田间试验设计与统计方法”被列为正式课程。于是他迅即编写出完整的教材，还以附录形式编写了《数量遗传学的基本方法》。这本教材以其内容的新颖和水平之高而吸引了许多教师和学生。1965年农业出版社曾约他出版一本专著，他旁征博引，很快编撰完毕并交了书稿，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耽搁10年，后来又经修改补充，以《试验统计》为书名于1982年出版。该书曾获1982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纪念奖，并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展出。为了搞好高等农业院校的教材建设，农业部聘请他主编农学专业统编教材的《田间设计与统计方法》，于1979年出版，1988年再版。

马育华身为一位育种家，在学科的发展上十分重视与遗传育种密切相关领域的结合方面，如数量遗传学与群体遗传学。1963年他应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的邀请，做了“遗传力和作物育种”的学术演讲。1974年，农业部委托江苏省举办援外水稻专家培训班，嗣后马育华整理编写了《植物育种的数量遗传学基础》讲义。这份教材综合了英国伯明翰学派与美国主流学派的观点，虽然印数仅仅几十份，但是国内第一本介绍植物数量遗传学的版本，对植物育种工作者来说，又是一本极为珍贵的专著，为他们接触国际数量遗传研究打开了大门。因此被许多单位翻印，广为传播。后来马育华应江苏科技出版社之约，对原稿做了进一步完善和修改，于1982年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后随即进行了第二次印刷。这本书的出版，推动了我国以数量遗传学的方法开展作物经济性状的遗传和育种研究，1983年该书获得1982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为了更深入、广泛传播数量遗传学知识，国内许多单位邀请马育华做学术报告和为学术生物撰写论文。农业部在制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生培养计划时，将数量遗传学列为必修课程。在马育华指导下，南京农业大学也开展了数量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异源纯系群体的遗传变异、交配设计及基因效应的估计，亲本配合力及其与杂种世代的互作，世代间的变异及互变异、相关选择及选择指数的应用、多性状综合遗传变异度的估计等。这些研究成果先后发表，起到了一定的带头作用，一些读者参照所提供的方法在各自从事的作物上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鉴于马育华在数量遗传学界的声望，1987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召开第二届国际数量遗传学会议时，他被邀请作为大会计划委员会成员。成为我国数量遗传学界首次参与国际数量遗传学会议领导工作的唯一代表。回顾1979年以来，植物数量遗传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无疑是与马育华出版专著、多次讲演，以及纳入研究生教学计划等的一系列努力分不开的，他是我国植物数量遗传学当之无愧的学科带头人、开拓者。

培养几代农学专家

马育华不仅是一位农业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教育家。他在北京大学农学院代理过农艺系主任；在金陵大学农艺系和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农学院农学系担任过主任。他极为重视各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且注意到室内田间试验和图书资料条件的改善，但由于某些原因他离开了系主任岗位，致使建设好农学系的宏图大略未能如愿以偿。1979年南京农学院恢复以后，马育华出任研究生部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制定出招生、考试、培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使南京农学院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1982年他受农业部的委托，主持制订了《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生培养方案》，对我国农科研究生的培养起了示范作用。在1987年该方案的修订会议上，他还起草了《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后经讨论修改，已由农牧渔业部教育司公布实施。

马育华对自己承担的教学工作是非常认真负责的。研究生制度恢复前，他承担过作物育种学、田间试验设计和统计方法、土壤农化专业的生物统计方法，以及各种训练班等多种课程的教学工作。研究生制度恢复以后，他继而担任研究生的数量遗传学、高级作物育种学，以及作物遗传育种专题研讨等课程的讲授。他在承担每一门新课教学时，都要事先写好一本讲义；每上一堂课，课前都要做好充分准备，从不照本宣科，即使同课程反复教过多遍也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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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研究生的培养遵循立足于国内的原则，十分重视研究生的素质和培养。1979—1989年他先后招收了38位硕士生和8位博士生。对每一个招收的研究生，他都要亲自进行面试，强调德才兼备，品学兼优，勇于田间实践。对于他们选学的课程和论文选题，都要一一过问，并亲自指定阅读文献。帮助审改论文，就连经他副手协助审阅的论文，他也要作最后把关。老师治学严格、严密、严肃的科学态度，对每个学生都是一块模板。受马育华指导的研究生大多继承了这种“三严”传统，因而毕业后受到录用单位的赞许。

马育华经常说：“看一个人的思想品德怎样，既要看他是否有爱国主义精神，是否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也要看他对前辈的劳动成果是否尊重，对同辈是否团结，对后辈是否肯帮助。”他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下为大豆研究和数量遗传的发展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都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忠诚。对前辈的尊重，对同辈的团结更是无须多写的，因为不是这样便不可能得到公众一致的推崇。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切以大局为重。即便对于曾经使他伤过心的人，只要对事业有利对学校有利，他仍然给予热忱的帮助和推荐。他凭着对他所从事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早就注意到梯队的建设和更替，改革开放方针提出后他便陆续选派人员出国进修，一旦条件成熟便勇于把自己的担子逐步转交给后继者们，使他们逐步成熟起来。对于后辈及学生，除了道德和业务上的关心外，他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有关住房条件，夫妇分居等具体问题。只要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他总是有求必应的，他以自己的言行为后辈作出了道德规范的楷模，身教重于言教。他一生节俭，为扩大已经设立的马育华奖学金而积储。

马育华为中国的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创造了丰硕的成果，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农业专家。他的严谨治学，勤奋工作，诲人不倦，为人师表的精神熏陶着他的学生以及他的学术梯队，这将无声无息地一代一代传下去，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是无穷的。

马育华先生匆匆离去，他的宏愿已经部分地实现，他把接力棒交给了我们，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擦干泪水，以他为榜样，踏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奋斗，以新的成绩告慰马育华先生。

盖钧镒，认为先生不仅是我国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奠基人和植物数量遗传学开拓者，同时也是德高望重的农业教育家和人生导师，表示先生的师恩师德将永世难忘，先生的爱国热忱、治学态度和人格风范将永远激励后人。

2012年10月12日，我校大豆研究所创始人，农业部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奠基人，我国著名农业教育家、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和大豆科学家，我校农学院首任农学系主任、研究生部主任马育华教授的铜像敬迁揭幕仪式暨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举行。铜像敬迁至我校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主任盖钧镒教授，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所长、我校农学院万建民教授，南京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杨永华教授等马育华教授的学生以及马育强先生等马育华教授的亲友出席了铜像揭幕仪式和纪念大会。纪念活动由副校长丁艳锋主持。铜像敬迁仪式在理科楼大厅举行，水稻遗传育种学家、我校农学院朱立宏教授和马育华教授胞弟马育强先生为铜像揭幕，全体人员向马育华教授铜像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