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25：“调人，掌司万人之仇26。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27：“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28，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29，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臣看到文献说，则天皇后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能亲手杀掉他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着身体到官府自首。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处以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臣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臣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作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也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则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乱杀，就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以这种处理方式作为刑法的准则，并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法则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透彻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事实来确定奖惩，不过是把礼、刑二者结合在一起罢了。

当时如能审察案情的真伪，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能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能够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视为奇耻大辱，把时刻不忘报杀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礼制，想方设法，用武器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以礼约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是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那就并不违法，他的死也就不是被官吏错杀，而是因为犯法被杀。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以此来严正国法，为什么反而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还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模糊了。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不是指触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而所谓“他杀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不过是不问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这种违背圣贤经传教导的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上说：“调人，是负责调解众人怨仇的。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有反过来再杀死对方的，全国的人就都要把他当作仇人。”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情况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不止的祸害的。”现在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赵师韫杀死徐元庆的父亲、徐元庆杀死赵师韫，就合乎礼制了。而且，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范围，克尽孝道，为义而死，这一定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啊。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但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是很清楚明白的。

请把下臣的意见附在法令之后颁发下去。今后凡是审理这类案件的人，不应再根据以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上面的意见。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邽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时任右拾遗的陈子昂则上书《复仇议状》，他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案编入国家律令。

后来的柳宗元对此则持不同意见，为了驳斥陈子昂的主张，他写下这篇《驳复仇议》。

柳宗元的这篇《驳复仇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既名为“驳”，就需要在了解对方论点的基础上，逐一加以辩驳，这对文章的逻辑性要求极高。陈子昂的议论，情理兼顾，颇得人心，在此情况下要提出驳议，其难度可想而知。柳宗元此文条分缕析，声情并茂，可谓辩驳文章的上乘之作。

文中先举徐元庆为父报仇事，再列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间，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为父报仇是礼，杀人偿命是法，当礼与法看似发生矛盾时，陈子昂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两全之策，时人都表示赞赏，而柳宗元却总驳一句：“臣窃独过之。”其论据为：首先，礼与刑的基本作用都是为了“防乱”，两者在根本上其实并不矛盾，因而“旌与诛莫得而并焉”，“穷理”与“本情”，“统于一而已矣”。在此前提下，文章提出事情发生的两种可能性：要么元庆之父并未犯下死罪，则师韫之诛，必然违法，元庆报仇，是守礼行义，当旌；要么元庆之父罪本当诛，则师韫之诛，完全合法，元庆报仇，是悖骜凌上，当诛。两种情况，非此即彼。如此，陈子昂的两全之策，便暴露出逻辑上的不合理处。接着，文章指出陈子昂“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的说法源于对“礼”的错误理解，认为礼对于“仇”的规定，已决定了其冤屈无告的性质，因而“彼杀之，我乃杀之”的行为，既不合于“礼”，当然也不合法。文章又引经据典，指出判断是非的标准取决于元庆之父是否确实犯罪，以及执法者是否按法律规定行事，为前面“旌与诛莫得而并焉”的观点提出佐证，进一步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最后，文章提出自己的意见：元庆服孝死义，合礼也合法，当旌不当诛。文章抓住礼与法“其本则合，其用则异”这一前提立论，条理清晰，思绪流畅，极易引起读者共鸣。

文章除了以极强的逻辑性见长之外，在文字方面也极具特色。举元庆之事，概以“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八字；说圣人之制，统以“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十二字，言简意赅，语句铿锵。文中假设元庆之冤情，语语相递，饱含激情，令人读之血脉贲张；假设师韫之合法，则言语舒张，以理相示，又使人气缓心平，可谓情理相济，辞短意长。

南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驳复仇议》：武后时，徐元庆手刃父仇。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著为令。驳谓旌与诛，莫得而并，当考正其曲直，所论甚精。合与昌黎《复仇》参看。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此议即韩公不可行于今半边。而精悍严紧，柳文之佳者。”又引唐顺之云：“此等文字极严，无一字懒散。”又曰：“理精而文正，《左氏》、《国语》之亚也。”

明末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柳柳州集》卷一：前半幅说旌与诛不可并用；后半幅说宜旌不宜诛。盖前半是论理，故作两平之论；后半是论事，故作侧重之语。前半写旌诛不可并用，妙在中幅分写得明畅；后半写宜旌不宜诛，妙在引证得的确。

清代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柳文精选》：专在驳子昂旧议，只是旌诛莫得而并一句，一番洗剔，一番精彩，旧议真成粉碎。

清代林云铭《古文析义》二编卷六：徐元庆已议旌，则父仇当复，何待再问。然施于百姓相杀，即不必诛，亦不必旌可也。乃赵师韫为县尉，则天子之吏，吏杀人而听复仇，将来为吏者，必不敢杀人，且杀人亦必不胜被杀矣。子玮之议，为防乱计，出于不得已。不知国家大柄，全在礼刑，二者以为劝戒之用，旌所以明礼，诛所以明刑，岂可施之于一人之身乎？柳州此议，当把韩昌黎复仇状参看，方见其妙。昌黎亦引《周礼》、《公羊》二说，与柳相同。但谓《周官》可行，《公羊》不可行，以为官可诛，异于百姓之相杀耳。又引《周官》云，凡报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等语，柳州虽以公羊不受诛之说为断，玩其前段所云“上下蒙冒，吁号不闻”二句，是推究元庆未下手之先，以师韫妄杀之罪，上闻于州牧，刑官不为伸理，因激而手刃。是与《周官》所云：“书于士，杀之无罪”二语吻合，所谓原始而求其端者此也。况为治贼虐者杀无赦，与为子贼虐无异。则《公羊》之说不可行而可行，旌诛并行，不应为典，自是确论。

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五：驳陈有余，若折典法之中，则必待韩议而后定也。李云：“两下相杀及以上诛下，韩辨别分明，柳则质为一条而已。合此两篇义与词观之，便定韩、柳优劣。或言柳议过韩者，不知文者也。”

清朝康熙皇帝《御选古文渊鉴》卷三十七：“挈出‘刑’、‘礼’二字，并提作骨，驳辨至为精核。”又引真德秀云：“退之亦有《复仇》之议，终不若子厚此文明白痛快。”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九：看叙起“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八字，便见得宜旌不宜诛。中段是论理，故作两平之言。后段是论事，故作侧重之之语。引经据典，无一字游移，乃成铁案。

清朝乾隆皇帝《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七：韩愈《复仇议》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盖谓不为定律，而使朝士引经以断也。”宗元之议。则谓当仇不当仇，自有一定，更为明白。自明代至今，凡父祖被人杀，子刊、救护，登时杀其人者勿论，非登时并予杖。其报仇杀官吏如此篇所云者，律无明文，非无明文也，其不当仇欤！自以杀本管官，律论不待言也，其当仇欤！则即用此律科断，亦不待言也。然则宗元之议，今实用之矣。

清代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七：理无两是，旌与诛，判事非以行赏罚也，天下有是非、赏罚并行之理哉？元庆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宜旌不宜诛明矣。前半论平旨侧后见元庆非敌仇王法之人，论悬日月可以不朽。

清代过珙《古文评注》评语卷七：只“旌诛莫得而并”一句，便已驳倒，以下设为两段议论，深明旌诛所以不可并处，更明白痛快，萧、曹恐亦无此卓识。

清代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五十二：元庆之事往矣，此因检阅成例，见陈拾遗议并用诛旌而驳之，以旌诛不并施立论柱，以宜旌不宜诛归论旨，韩状深浑，柳议严肃。

晚清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十六引方苞云：“谤誉《段太尉逸事状》、《乞巧文》，皆思与退之比长而相去甚远，惟此文可肩随。”又引刘大櫆云：“子厚此等文虽精悍，然失之过密，神气拘滞，少生动飞扬之妙，不可不辨。”又引曾国藩云：“子厚此议最为允当。”

柳宗元（773年—819年），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世称“柳河东”。贞元九年（793年），柳宗元二十一岁进士及第，授校书郎。二十六岁又中博学宏词科，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改革的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并称“韩柳”。散文峭拔矫健，说理透彻。山水游记多有寄托，尤为有名。寓言笔锋犀利，诗风清峭幽远。著有《河东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