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国记》讲述了中国人笃信佛家，他们把一切因缘际会、聚散离合，以及人世间的千丝万缕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都归结在了一个“缘”字上。佛家故事里说，每个人都有他的前世、今世、来世，那是一种苦难生命必经的轮回，每个人都将在那里演绎属于他们的“缘”。佛的世界确实神妙，比如：佛的戒律有哪些？进寺庙礼佛要注意哪些事项？上香有哪些礼仪？放生的时间及前期有哪些准备工作？居士在家供佛的方位、程序等等，这些大众关心的问题，《佛国记》都一一做了介绍。

在《佛国记》内，广州被视为“汉地”，当时汉族地区的南部至少已包含广东地区在内，文中云「法显于船上.......趣广州。一月馀日，夜皷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晓。晓已，诸婆罗门议言：『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嶮。』法显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杀我！汝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诸商人踌躇，不敢便下。」

它是汉人从长安经西域至印度的陆路行程，和从印度泛海至中国的海路航线的最早记录。由于书中记叙的西域古国早已灭亡，典册罕存，本书便成了研究这些古国的历史变迁的稀世珍宝，因而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自十九世纪以来，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日文等，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此书的著作。《法显传》是法显唯一的著作，写成于他归国后不久。法显的事迹今天能为人所知，绝大部分亦依赖于此书。但此书的价值，不仅仅限于记述了法显个人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最早以实地的经历，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记载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亚，南亚，部分也包括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的一部杰作。与它同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有类似法显的经历，或者写有类似的书，《法显传》因此有它的特殊的地位和价值，这种地位和价值独有而不可取代。

《佛国记》·一卷（内府藏本）

宋释法显撰。杜佑《通典》引此书，又作法明。盖中宗讳显，唐人以明字代之，故原注有“国讳改焉”四字也。法显，晋义熙中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馀国。还到京，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成是书。

胡震亨刻入秘册函中，从旧题曰《佛国记》。而震亨附跋则以为当名《法显传》。今考郦道元《水经注》引此书，所云“於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以下八十九字，又引“恒水上流有一国”以下二百七十六字，皆称曰《法显传》，则震亨之说似为有据。

然《隋志·杂传类》中载《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不著撰人，《地理类》载《佛国记》一卷，注曰沙门释法显撰。一书两收，三名互见，则亦不必定改《法显传》也。

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又于阗即今和阗，自古以来，崇回回教法，《钦定西域图志》考证甚明。而此书载其有十四僧伽蓝，众僧数万人，则所记亦不必尽实。然六朝旧笈，流传颇久，其叙述古雅，亦非后来行记所及。存广异闻，亦无不可也。书中称弘始三年，岁在己亥，案《晋书》姚苌弘始二年，为晋隆安四年，当称庚子，所纪较前差一年。然《晋书》本纪载赵石虎建武六年，当咸康五年，岁在己亥。而《金石录》载《赵横山李君神碑》及《西门豹祠殿基记》，乃均作建武六年庚子，复后差一年。盖其时诸国纷争，或逾年改元，或不逾年改元，漫无定制。又南北隔绝，传闻异词，未可断史之必是，此之必非。今仍其旧文，以从阙疑之义焉。

法显是中国东晋时代的僧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了印度本土的中国人。中国历史上的佛教求法僧，最杰出、最有成就的，公推法显、玄奘和义净，其中法显的年代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