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鲁泉，字斗山，祖籍山东青岛，自幼生活在辽宁大连一带。他曾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于1940年春天被派遣到昌黎为官，为日伪统治时期昌黎县的第五任知事；他身材修长，爱好习文弄墨，待人比较和善，为官也算清廉。

1938年夏天，昌黎人民组织华北抗日联军昌黎支队，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冀东抗日大暴动。暴动以失利告终以后，日本侵略者对参加起义的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和镇压，但英雄的昌黎人民并没有被日寇的暴行吓倒，1939年2月，由昌黎支队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张其羽任主任的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分区昌（黎）乐（亭）办事处在昌黎、乐亭两县交界地区成立；1940年4月，昌乐办事处组织秘密抗日武装袭击姜各庄伪警备中队部，打死叛变投敌的原华北抗日联军昌黎支队第27总队长、驻姜各庄的伪警备中队长王树贵；同年夏天，张其羽又带人攻下赤崖据点，举行了“赤崖二次暴动”。当时驻昌黎的日本宪兵队队长奥田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见昌黎人民的武装抗日活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开始变本加厉地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到处抓捕所谓的“八路嫌疑犯”，疯狂残害有抗日情绪的平民百姓。是年深秋季节，他见无法抓到张其羽等真正的“八路”，便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把县警察局的一个分局长和县警备大队一个副大队长、一个中队长抓了起来，准备以此“请功”。对奥田等人乱捕乱杀“嫌疑犯”的暴行早就心怀不满的高鲁泉，前去说情，遭到奥田训斥；不久，奥田不听高鲁泉的劝告，刑讯逼供，胡乱定上罪名，将这三人处死。此时，高鲁泉到昌黎出任知事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他见自己既不能挽救一些无辜百姓的性命，又不能保住自己的部属免遭杀戮，万般无奈，给自己在日本求学时的一位正在担任日本高级军官的老师写信，告发奥田等人的暴行。不料，这封信被奥田安插在县邮政局的特务截获；奥田见信，恼羞成怒，对高鲁泉百般施压，多方威胁，同时又继续疯狂作恶。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的高鲁泉，万般无奈，决心以死抗争。1940年10月的一天夜晚，他一连写了六封信，历数驻昌黎日本宪兵队草菅人命的种种行径，陈述自己的艰难处境；次日凌晨，他将手枪含在嘴里扣动板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高鲁泉的自戕，很快惊动了驻昌黎日本宪兵队的上司，急忙把奥田调走，从而使日军驻昌黎的宪兵队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不少被捕的无辜百姓免遭了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