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

更新时间:2023-07-08 16:02

高天是一位诗人。原名高紫瑜,江苏淮安市人。世居城内西长街的高氏,原本是名门望族,后家道中落,其父辈离淮去河南谋生。

人物概况

高天1917年8月生于洛阳,少年时只身去郑州求学,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窘,17岁辍学步人社会,进入《郑州日报》当了一名记者。他青年时酷爱文学,尤其钟情新诗。时日本侵略者步步扩大对华蚕食,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任凭国土沦丧,全国人民掀起救亡图存的浪潮,作为热血青年自然置身其中,1936年2月7日高天在郑州《大华晨报》副刊《沙漠诗风》第4期上发表了诗作《南天诗》,以出众的才华在中原文坛上崭露头角,该诗的开头这样写道:“谁叫你到这世界上来?落地便是一声痛哭……已得了厄运的征兆么?伴着最初一滴泪以俱来的是永生的悲剧。”

在日本帝国主义梦想吞并中国,社会一片黑暗的情势下,青年诗人发出了悲愤的呐喊。

然而高天观察人生态度是积极的,他在诗的结尾这样唱道:

“肩负的重任纵使你再挪不开脚步,生之路上还有走不完的前途,

一翻身便是脱卸的日子,

为了这,还该缫完最末一根残丝。”

青年高天深感“肩负的重任”,为了赶走侵略者,改造社会,振兴中华,必须“缫完最末一根残丝”。这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他的诗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给读者以极大的鼓舞。

任职

不久,高天转入《大华晨报》任编辑,后又主编该报的两个文艺周刊:《跋涉》和《沙漠诗风》。高天青年时代不但具有过人的文学天赋,还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他与青年文学工作者程率真等组织了《劲风》文艺社,以文艺宣传抗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魏巍就是文艺社的成员之一。高天在三、四十年代创作了大量诗歌,抗战爆发后,他全身心地投入新闻事业,解放后社会活动繁忙,只不断地写一些旧体诗,如《悼彭大将军》、《怀念范长江同志》、《费老庚午春偕高天同志游金山寺合唱录以志念》等。

《三十年代中原诗抄》主编周启祥这样介绍高天:“高天诗风坚实,又俊逸丰瞻,激情满怀,目击国势衰微,而不禁为郁愤深沉的长歌,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魏巍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高天不仅以他的诗歌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而且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组织者……在三十年代中原诗歌运动中,高天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高天生前对自己的诗作从不重视,不愿结集出版,大量的诗歌散见全国报刊,高天逝世后,夫人宋黎野决心将其大量通讯、诗作、文稿收集整理,我们期待高天的文集早日问世。

辛勤耕耘的记者编辑

高天是一位报人。他的大半生都在办报,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他辛勤耕耘的足迹,浸渗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高天来到武汉,任战时《扫荡报》、《时事新报》记者,为了及时真实报道抗日前线的情况,鼓舞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他常常不顾个人安危,深人到前沿阵地,访问参战的官兵,抢拍历史的镜头。在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中。他亲临前线,写出了不少生动的战地通讯。1938年5月徐州会战突围时,13军封锁了陇海路,一些记者和战地服务团的同志被堵在黄河故道,日军派出四架飞机低空扫射,前进的道路被阻,大家连续奔波,疲惫不堪,饥渴难耐,不少同志十分懊丧;高天同志临危不惧,带领大家高唱《五月的鲜花》等救亡歌曲,鼓励大家战胜疲劳,克服困难,继续前进。通过四天的昼伏夜行,这些记者和服务团的同志有惊无险地冲过了封锁线,到达豫东平原安全地带。

1938年秋,“保卫大武汉”战斗又打响了,当时的武汉成为外国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中心。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不能满足外国记者的需要。在周恩来同志领导和筹划下,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一个革命宣传机关——国际新闻社。胡愈之、范长江、高天、徐迈进、黄药眠、孟秋江等一大批著名报人、记者成为国新社的创始人。9月的一天,大家集会于汉口胡愈之住的一家旅馆,决定办一个新型的进步新闻从业人员自己的通讯社,以宣传抗战、团结、进步为方针,起草了章程,制定了计划。会后,高天以国新社特派员的名义前往湘鄂赣边幕阜山区采访。这是武汉外围战场的重要一面,高天在湘鄂间辗转采访时,武汉陷落了。国新社迁至长沙,长沙大火后,根据周恩来的统一部署,国新社在桂林“定居”。桂林成为了国新社的大本营。战时生活极其艰苦,条件十分简陋。刚到桂林时,国新社租用了一家小旅馆的两间房,一间夜晚打地铺睡觉,一间白天工作和接待文化界的朋友,大家志同道合,同甘共苦,为抗战苦而无怨。范长江同志幽默地说:“一间如沙丁鱼一样的睡觉,一间如罗汉殿一样的办公。”这期间,高天同志曾先后从桂林出发到西江、粤南前线采访,一篇篇生动的战地通讯出于他的笔端,发往国内外。

1940年春高天来到重庆,负责国新社重庆办事处的工作,按照党的安排,同时担任了胡愈之同志主持的新加坡《南洋商报》和香港《华商报》驻重庆记者。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新桂林总社在反动派的百般摧残下,被迫关闭,重庆办事处也随之结束了工作。不久,高天经陈家康的联系,以“国新社”和《南洋商报》记者身份,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谈话时,周恩来肯定了国新社的成绩,鼓励进步的青年新闻记者坚持在敌后工作。这次谈话,使高天获得了在国统区坚持工作的巨大精神力量。

1941年高天经邓颖超大姐介绍,与宋黎野女士在重庆结婚。婚礼由新闻、出版界元老孙伏园主持,当时重庆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大部分都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其中有《新华日报》和中共办事处的领导,也有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沈钧儒还在“嘉礼嘉宾”簿上题了诗。新房安排在嘉陵江畔孙老主办的中外出版社的吊脚楼里,老舍先生诙谐调侃赋诗,称其“天高洞房矮”。

1944年秋,高天任《新蜀报》代总编辑。《新蜀报》报社人员混杂,各种政治态度的人均有,潜伏在报社的特务利用版面制造事端,高天同志坚持团结进步,予以抵制。国民党反动派决定逮捕高天。好友徐迈进得知消息通知他赶快出走,高天家也未回,未来得及看一眼在医院生产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就奔赴昆明。在昆明,高天任《扫荡报》总编辑。他约请一批进步朋友收录外电,以独家新闻报道延安解放区的消息,并发表一些进步文章,社长李诚毅立场反动,把高天视为眼中钉,带武装特务威胁高天改变立场,否则不能保证其人身安全。高天当即辞职,但李诚毅仍不罢休,决定进行逮捕。周恩来同志闻讯立即派人到昆明营救,高天在地下党的掩护下进入越南。

免责声明
隐私政策
用户协议
目录 22
0{{catalogNumber[index]}}. {{item.title}}
{{item.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