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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10月5日，高本汉出生于瑞典斯莫兰地区的延雪平（Jönköping），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高本汉弟兄三人，他排行第二。大哥安东（Lars Anton Natanael）为斯德哥尔摩《新闻日报》的主编，以后在哥本哈根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弟弟希亚尔马（Gustaff Hjalmar Teodor）为隆德大学罗马法教授，后任瑞典最高法院法官。
高本汉从小就对方言感兴趣，学习过当地的几种方言。在中学学习期间，他用方言写了一些小说，并且对家乡的方言进行调查，他对中国的兴趣也是从中学开始的。
1907年，高本汉进入乌普萨拉大学，主修俄语。他的恩师是斯拉夫语语言学家、方言学家伦德尔教授（J. A. Lundell），曾研制过一套拼写方言的语符，对历史语音学有过贡献，其人格和学术思想，后来对高本汉的影响很大。1908年，高本汉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用方言记录的特韦塔和穆村民间故事》。1909年，他又发表了《瑞南与瑞中方言的分界线》一文，并附方言图一幅。1909年完成学士课程后，高本汉便到圣彼得堡，跟伊万诺夫教授（A. I. Ivanov）学习了两个月的基础汉语，后来他得到了一笔奖学金，于1910年3月起程来华。高本汉在中国逗留了两年，在奖学金已经用完的情况下，他靠在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教授法语和英语谋生。
在中国期间，高本汉先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迅速掌握汉语口语和常用汉字，达到可以独立外出的程度，随后，他就列出详细的调查问题表，开始进行方言资料的收集与考证。1911年的中国正处于封建帝制崩溃、社会混乱的时期，他打扮成读书人的样子，带着仆人访问了北京、太原周围的许多地方，不仅收集到丰富的方言资料，还写了关于中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生活状况的一系列报道，寄回瑞典，刊登在《新闻日报》上。
高本汉努力收集材料，他竟能在中国进行二十四种方言的记录考察，这二十四种方言是：北京话、山西八种、甘肃三种、陕西三种、河南三种、南京方言（以上十九种属北方官话系统），还有代表吴方言的上海话、代表闽方言的福州话、代表粤方言的广州话以及汉语借字的日语、越南语读音。另外，他还根据已发表的材料，收集了其他九种方言的发音。
1912年1月，高本汉返回欧洲之后，在伦敦学习了几个月；他研究了斯坦因从敦煌弄到的文物资料，随后到巴黎研读了两年（1912年9月—1914年4月） ，跟随著名的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从事比较语言学研究。其间，他结识了伯希和教授（Paul Pelliot）和马伯乐教授（Henri Maspero），并经常与他们探讨、争论一些问题。争论促进了他对古汉语音韵系统的思考。高本汉还到莱比锡拜访过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6），到柏林拜访过缪勒（F·W·K·Mǜller，1863—1930）。
1915年5月20日，二十五岁的高本汉获文学硕士学位。次日，也就是5月21日，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就任乌普萨拉大学汉学讲师。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chinoise）中的一部分，即1—338页，发表在伦德尔主编的《东方研究文集》（Archives d’?tudes Orientales）第15卷上。因他的学位论文出色，铭文与美文学研究院1916年授予他斯坦尼斯拉斯·朱丽安奖金。
1916年到1918年，高本汉在利丁厄（Lidinq?）的传教士学校中教授现代汉语。1918年，他被任命为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学和文化教授，这是为他特别设立的职位，通过私人捐款资助的。他保持这个职位直到1939年。1922年3月到12月，高本汉第二次到中国旅行，其间还访问了日本，这是他最后一次在中国逗留。1931年到1936年，高本汉任哥德堡大学校长。1939年，高本汉任远东文物博物馆馆长兼东亚考古学教授，他任馆长兼教授直到1959年，达二十年之久。1945年当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他向斯堪的纳维亚汉学家讲课的时候，他宣布愿意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汉学，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1965年。此外，他还担任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长、瑞典皇家学院和丹麦皇家学院院士等职。
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一生著述达百部之多，研究范围包括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和宗教。他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高本汉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汉学家的工作。学术研究主要涉及汉语言学和考古学领域。他写了许多介绍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著作，这些书成了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大学汉语专业的教材。他的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杰出的汉学研究者，在挪威、荷兰、丹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各大学任教。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但汉学家们的兴趣大都集中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和宗教方面，因为在语言学方面，表面的干燥，缺少引人的地方，所以没有鼓励起同样的兴趣，而他本人则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情有独钟，因为不能否认，汉学比任何别的科学需要语言学的地方更多。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高本汉有目的地、一心一意地规划和从事他的汉学研究工作。早在1917年，他在《瑞典人文学杂志》（Svensk Humanistisk Tidskrift）上发表了一篇宣言，草拟了“汉语语言学家”在以后阶段中应该从事的工作。1920年，他发表题为《原始汉语是屈折语》（Le proto-chinois，langue flexionelle）的论文（《亚细亚杂志》，15），其中揭示了上古汉语有代词的格屈折变化痕迹。这篇论文是高本汉用法文写的最后一批论文中的一篇，引起了轰动。
20年代以后，高本汉转而改用英文写作了。多年来他不止一次地转向汉语中的屈折和派生问题，例如，1933年发表的《汉语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BMFEA]，5），以及后来发表的《汉语语音系列中的同源词》（Cognate Words in Chinese Phonetic Series，BMFEA，28，1956）。
关于中古音的构拟，《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这部著作成为了整整一代汉学家主要的工具书，直到1940年才被他自己的《古汉语字典》（Grammata Serica）所取代。1926年，《中国音韵学研究》全部脱稿，该书的最后部分是方言字汇，也就是三千一百个单字的方言读音表。从此，学术界便可以利用高本汉方言调查所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了。
高本汉很早就对古籍考证、辨伪非常有兴趣，这类著作的第一部是《论左传的真伪和性质》（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1926），接着在1929年发表《中国古籍的真伪》（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BMFEA,I）。他所采用的方法是：根据不同年代作者常用词语的性质和古籍内部的语法特征对古籍做出判断，发现真伪之间的差异。他还写了《诗经研究》、《〈老子〉韵考》、《汉语词类》、《〈颂诗〉韵考》等。由于以语言学知识为基础，他的考证方法为中国的音韵研究、古籍的辨伪研究开辟了科学化的道路。
高本汉在哥德堡大学期间，出版了几部流行颇广的入门书和通俗读物。1918年出版的《北京话语音读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斯德哥尔摩），1923年用英语写的《汉语语音与汉语言字》（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伦敦），1929年的《简述中国的思想界》（Från Kinas tankevärld），都值得一提。他还写了几部历史著作：《19世纪的东亚》（Östasien under nittonde århundradet，1920），《中国》、《日本》（斯德哥尔摩，1928）。还有宗教史的著作：《中国和日本的宗教》（Kinas og Japan Religioner，哥本哈根，1924）。
1940年以后，高本汉对中国两部最古的典籍《书经》和《诗经》进行了彻底的分析，并为这两部典籍作了大量的注释，同时根据严格校订过的汉语言本把它们全都译成英语出版。至于《诗经》，还全部转写成现代标准汉语，并用构拟出来的上古音标注出它的全部韵字。《诗经》诠注刊登于BMFEA 1942—1946，共673页；《书经》诠注刊登于同一刊物1948—1949，共419页；《诗经》和《书经》校订本刊登于1950。许多年后高本汉发表了另一部注释汇编：《左传》的注释汇编（BMFEA，1969—1970）。
高本汉把古代真正可靠的文献分成系统化的和非系统化的两类：其中一类是试图描写各个时代的情况的著作；另一类有另外的目的，但顺便提供了宗教和社会情况。他把重点放在后一类，把它们看作是原始材料。他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古代中国的传说和迷信》（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BMFEA，18，1946），这是一篇很难懂的长篇论文，包含大量可靠的已经论证的材料。后来他又写成《周代中国的祭礼》（BMFEA，40，1968）。从1964年起，还用瑞典文写了较为通俗的《中国的宗教：经典的古董》 （Religion i Kina: Antiken）。
高本汉在晚年深入研究古代经典，其部分成果是关于词汇的。他把观察到的结果收集在《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 Texts,I-V，BMFEA，1963—1967），后来又编写了《汉语典籍词汇拾遗》（Gleanings for a Lexicon of Classical Chinese，I-Ⅲ，BMFEA，1972—1974），还有《；注》（Notes on Lao-Tse，BMFEA，47，1975）、《〈庄子〉；某些篇章中的疑难词》（Moot Words in Some Chuang-Tse Chapters，BMFEA，48，1976）等文。
高本汉语言研究的其他副产品是关于语法的论文，这些文章见于BMFEA，23（1951），24（1952）和42（1970），也见于为纪念詹森（Arthur M．Jensen）而出版的文集中（哥本哈根，1961）。高本汉对汉语发展的任何阶段的语法都没有做过全面的描写，但提供了许多准确的、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对确定作品的真伪、前后是否一致，常常是重要的。
在斯德哥尔摩期间，高本汉还就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写了几本受欢迎的通俗书籍。这些著作有：《汉语》（1946），《中国话与中国文字》（1948）；两本入门书：《汉语入门》（1948）和《汉语言字简易课程》（1958）。
高本汉对青铜器的研究是从1934年开始的，最初他研究青铜器上的铭文，写出了《早期中国的青铜镜铭》（Early Chinese Mirror's Inscriptions，发表于《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第十二期），以后又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证有关青铜器的年代、分期与产地等问题。其中包括：《淮和汉》（Huai and Han，BMFEA，13，1941）、《早期东索恩文化的年代问题》（The Date of the Early Dong So’n Culture，BMFEA，14，1942）、《殷朝的武器和工具》（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BMFEA，17，1945）、《远东文物博物馆中的新铜器》（Some New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BMFEA，24，1952）以及许多其他论文。还有他对皮茨堡（Alfred P．Pittsburg）收藏的中国铜器进行研究，编成《皮茨堡收藏的中国青铜器目录》（Catalogue of the ChineseBronzes in the Alfred P.Pittsburg Collection），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1952）。高本汉最后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是《中国古镜》（Early Chinese Mirrors，BMFEA，40，1968）。
《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chinoise，陆续发表于1915—1926间）
《北京话语音读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斯德哥尔摩，1918）《中土王国的字与笔》 (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瑞典语，1918)
《19世纪的东亚》 (Östasien under nittonde århundradet，瑞典语，1920)
《汉语语音与汉语言字》（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伦敦，英语，1923）
《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1923）
《中国和日本的宗教》（Kinas og Japan Religioner，哥本哈根，1924）
《中国》、《日本》（斯德哥尔摩，1928）
《上古汉语问题》（1928）
《中国的思想世界》 (Från Kinas tankevärld，瑞典语，1929)
《诗经研究》（1932）
《古汉语字典》（Grammata Serica，1940，1957修订）
《〈诗经〉诠注》（BMFEA 1942—1946，共673页）
《汉语》（1946）
《〈书经〉诠注》（BMFEA ，1948—1949，共419页）
《中国话与中国文字》（1948）
《汉语入门》（1948）
《诗经》和《书经》校订本刊登于1950
《皮茨堡收藏的中国青铜器目录》（Catalogue of the ChineseBronzes in the Alfred P.Pittsburg Collection，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1952）
《汉语言字简易课程》（1958）
《中国的宗教：经典的古董》 （Religion i Kina: Antiken，瑞典语，1964）
《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 Texts,I-V，BMFEA，1963—1967）
《左传》的注释汇编（BMFEA，1969—1970）
《汉语典籍词汇拾遗》（Gleanings for a Lexicon of Classical Chinese，I-Ⅲ，BMFEA，1972—1974）
《原始汉语是屈折语》（Le proto-chinois，langue flexionelle，法语，《亚细亚杂志》，15，1920）
《论左传的真伪和性质》（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哥特堡大学学报》第32卷第3号，1926）《籍的真伪》（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BMFEA,I，1929）
《汉语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BMFEA，5，1933）
《早期中国的青铜镜铭》（Early Chinese Mirror's Inscriptions，BMFEA，12）
《淮和汉》（Huai and Han，BMFEA，13，1941）
《早期东索恩文化的年代问题》（The Date of the Early Dong So’n Culture，BMFEA，14，1942）
《殷朝的武器和工具》（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BMFEA，17，1945）
《古代中国的传说和迷信》（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BMFEA，18，1946）
《远东文物博物馆中的新铜器》（Some New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BMFEA，24，1952）
《汉语语音系列中的同源词》（Cognate Words in Chinese Phonetic Series，BMFEA，28，1956）
《周代中国的祭礼》（BMFEA，40，1968）
《中国古镜》（Early Chinese Mirrors，BMFEA，40，1968）
《<老子>注》（Notes on Lao-Tse，BMFEA，47，1975）
《<庄子>某些篇章中的疑难词》（Moot Words in Some Chuang-Tse Chapters，BMFEA，48，1976）
自1945年到1965年，高本汉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了二十年的汉学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学生有安德森(Olov Bertil Andersson) 、比伦斯泰因 (Hans Bielenstein) 、布罗曼 (Sven Broman) 、埃格罗兹 (Søren Egerod) 、何亨利 (Henry Henne) 及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 ，他们大都在斯德哥尔摩受了两年训练之后，被送到中国继续学习并搜集研究的资料。其中埃格罗兹 何亨利及马悦然后来分别成为哥本哈根奥斯陆及斯德哥尔摩的汉学教授，因为他们拥有决策的权力，主导了三个斯堪第那维亚国家的汉学研究发展。至于比伦斯泰因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安德森则成为中文讲师，在乌普萨拉大学完成他的事业；布罗曼成为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馆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林西莉女士，她在五十年代向高本汉学习汉语，并到北京学习古琴，之后一直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上世纪90年代，被授予汉学教授职称，她的著作《汉字王国》和《古琴》，均获得瑞典国内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的非文学作品类图书最优秀奖，为普及中国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在汉语音韵学方面，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在重建中古汉语的时候，高本汉主要运用三个方面的材料：一是韵书和韵图；二是汉语方言；三是外语借词。在上古音的重建中，高本汉主要利用了《诗经》押韵和汉字的谐声原则，并根据他自己所构拟的中古音系（切韵音系），应用“内部拟测法”构拟音类的音值。“内部拟测法”这个概念出现于20世纪的30—40 年代，是结构语言学兴起之后，将共时语言结构的分析方法，应用于语言演变的研究而产生的一种方法，但它的实际应用已见于高本汉的汉语上古音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分见于《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上古汉语问题》、《诗经研究》和《汉语的词族》等不同的著述中，到1940年，高本汉将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凝聚，以字典的形式写进《古汉语字典》。如果说《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汉对中古汉语语音研究的结晶，那么《古汉语字典》就是他对汉语上古音系研究的集中描写，它们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已被中国语言学家广泛接受。
音韵学
《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chinoise）是高本汉构拟中古音的代表作，陆续发表于1915—1926间，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
《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除“原序”、“绪论”和附说“所调查方言地图”外，共分四卷：第一卷古代汉语；第二卷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第三卷历史上的研究；第四卷方言字汇。实际上讲了汉语语音史概论、现代方言研究中的描写方法和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共时描写、历史语言学中的历史解释方法、方言字典编纂学和编纂法。它是以中古音构拟为基点的汉语历史语音学，高本汉全面利用现代方言资料证就中古语音系统，进而由中古音系推证上古音系，并分别完成中古音和上古音的语音构拟。
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高本汉一方面参照宋朝（960—1279）及以后各朝的韵表，一方面又根据《广韵》（1007以后）中的反切，把三千一百个汉字排列成表。他比较了这些字在现代各种方言中的读音，构拟出其音值，把这些已知的音值插进表中，就可以用比以前更加准确的方式确定古音类别和各个字的古读。
高本汉并没有结束中古音研究，更没有结束由此而上推古音、下证今音的工作。重要的是，他把若干现代科学方法引进了传统音韵学，在现代方言调查这座大镜台面前映照中古音声韵系统，并首次构拟其音值，为上推古音、下证今音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音值的精确度上准备了条件。
作为一部重新构拟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奠基之作，《中国音韵学研究》被国际汉学界推崇。这部著作于30—40年代由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赵元任、李方桂译成中文出版，在翻译中三位学者加了注释和补订。赵元任受其启发，创设了中国第一套罗马拼音字母方案。罗常培高度评价高本汉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这部书不但在外国人研究中国音韵学的论著里是一部集大成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自己所做的音韵学通论中也算是一部空前的伟著……照比较语言学的眼光来看，这种构拟的价值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对于高本汉所得的结果，一方面要认清他是用可靠的科学方法构拟出来的，同时也得承认这种构拟的读音，对于研究中国语史学有很大的帮助”（罗常培 “介绍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载《图书月刊》1卷，7、8期）。语言学家王力曾指出，中国语言学家受高本汉影响很大，“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甚至接受了他的观点、方法”（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中日汉字
高本汉于1923年发表了《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该著作最初在法国出版，在内容上由序论、上古音、中古音、现代北京话发音、汉字字形字音和字义的说明构成。在《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中，高本汉对于上古汉语（约公元前800年到600年）的音韵，提出重要的假设，例如，从具有共同的谐声成分的汉字系列中，他得出结论说：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这个阶段的某一时期，一些字的浊塞音声母（b、d、g）和另一些字的浊塞音韵尾必定是失落了。该著作是整整一代汉学家主要的工具书。
古汉语
高本汉的学术生涯，在40年代前期达到了顶峰。他在完成中古汉语的研究之后，就开始向上古汉语攀登，从1923年到1934年，陆续发表了《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上古汉语问题》、《诗经研究》、《汉语词族》等重要著述，大体完成了上古汉语的构拟。1940年，高本汉把以上研究成果以字典的形式写进《古汉语字典》（Grammata Serica）。
《古汉语字典》的编排非常清楚，使用方便，具有同一谐声成分的汉字都排在一起。汉字的字形，从甲骨文到铜器铭文和碑文再到现代字体，按年代顺序标出。汉字的词源意义、凡是认为确凿无疑的，都标出来了，而传统上比比皆是的凭空设想出来的、不可靠的词源则全部摒弃不收。所收汉字在汉朝以前的书籍中出现的意义都注出来了，并注明了出处。每个字都标出三个阶段的读音：他所构拟的汉语上古音、他所构拟的中古音和现代官话的读音。
1957年，高本汉又出版了《古汉语字典（修订本）》（Grammata Serica Recensa），其中增加了他对最古典籍所作的注释，增标上了字调，如此更能体现高本汉的研究特色。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早在40年代就已经出版了中译本，而《古汉语字典》的中译本则迟至1997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如果说《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汉关于中古汉语的精彩论述，那么《古汉语字典》就是他毕生研究上古汉语的结晶，其中汇集了他全部语言学、字音学的研究成果。
《古汉语字典》在音韵学上的价值
首先是此书对于汉字注音的一种独创。迄今为止，在我们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能够标明上古音和中古音、直接可以读出音值的古汉语辞书中，《古汉语字典》应该是第一部。不仅如此，几百年来，汉语字典的编写者总是辗转传抄汉字的各种读音，而从不过问这些读音是否来自同一个语音系统，于是古今南北之音往往纠缠混杂，使人无所适从。而高本汉则利用了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和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两书相距不到三十年），对所收汉字的中古音严加审辨，从而保证了这些字的读音都来自中古同一个语音系统，在此基础上进而确定汉字的上古音和现代音。
《古汉语字典》在音韵学上的价值还在于大致上正确地反映了汉语上古音和中古音的语音体系，以及汉语从上古音到中古音、从中古音到现代北京话的演变轨迹。从音韵学上来说，更重要的是高本汉此书所反映出来的音韵理论。高本汉替一部分汉字的上古音构拟了复辅音声母，这种构拟具有汉字谐声系统和汉藏语言比较等大量证据，已为大多数音韵学家所承认。
《古汉语字典》在训诂学上的价值
《古汉语字典》在训诂学上的价值，首先在于此书严格区分了字的本义和词的本义。中外学者常以为字的本义就是词的本义，其实两者往往不能相合，特别在表示抽象概念时更是如此。
《古汉语字典》在训诂学上的价值，还在于此书严格选取只出现在汉代以前典籍中的词义，而不取只出现在《说文》等字典辞书中的词义，以及汉代以后的词义，这样汉语词的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就显得特别可靠和明确。
此外，高本汉对于词义的考证有许多不同于中国辞书的地方，显示了他独到的见解。
《古汉语字典》在文字学上的价值
高本汉晚年对于中国的古文字、古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古汉语字典》中就有他的许多独到的见解，可供文字学研究参考。
《古汉语字典》的不足和错误
首先，在音韵学上，《古汉语字典》曾经遭到董同龢、陆志韦、王力等的深刻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古韵分部问题上。其次，在训诂学上，《古汉语字典》对于古代词义的理解、训释还有一些失误。
从总体上说，《古汉语字典》的缺点错误毕竟属于少数，这些缺点错误并不妨碍此书仍然成为当代古汉语研究中的一本极具价值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