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兵卫听罢喜助的讲述，心生同情。“同情是一种爱，此种爱使人对他人的幸福感到快乐，对他人的不幸感到痛苦”。庄兵卫心中怀疑：这能算杀人吗？“如果就那样不理不动，他弟弟迟早也得死。弟弟想快点死掉，因为受不了那个罪。喜助也不忍心瞧弟弟受罪，于是他就让弟弟断了气，好使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这就是犯罪吗？杀人，当然有罪，但是，一想到这是不让人再受罪，不由得产生疑问，而且始终不得其解”。

森鸥外在德国留学四年，接触过近代新思想的他回国后曾经致力于日本的近代启蒙运动，并且进行了浪漫主义、反自然主义等文学的创作活动。1910年，日本政府制造了所谓的“大逆事件”，加强了对日本思想文化界的统治，森鸥外以此为契机转向历史小说创作，而且其作品思想也表现出了对封建传统体制的一种妥协。

当时正值日本明治天皇驾崩历史进入大正时代，它给与列强为伍而踏上苦难行程的近代日本带来了一个转机。作者身处时代的巨大变革，一方面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影响，培养了自由的精神和近代初步的自我觉醒；另一方面又受到以皇道为本的国家教育，森鸥外身为陆军高官，因而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个人自由与国家秩序的矛盾与对立。

森鸥外出生在条件较为优越的医生家庭，从小学习四书五经以及兰学，纲常礼教的思想较为浓重。在《高獭舟》中表现出的是喜助、庄兵卫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毫无质疑的信奉态度，也较为典型的反映了其创作者森鸥外的思想。

喜助

作品中喜助展现出来的是一个知足常乐的“杀人犯”形象。乘舟被押赴远岛的罪人们大都懊悔不己。而喜助却没有丝毫伤感之色，反而一副悠然自得的表情。庄兵卫问其原因，回答说：“去往远岛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件悲伤的事情，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但那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上是享过福的人。京都是个好地方，但是我在这里所受的苦，以后不管去哪儿都不会再有了吧。皇恩浩荡，饶我一命。岛上虽然艰难，但也不是什么鬼栖之地。我从小居无定所，这次却能够在岛上得到安居，确实得谢天谢地。虽然我身体不太健壮，但也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去了岛上不管多累的工作，我都能应对。并且在出发前公家还发了二百文钱。”虽然当时“杀”弟弟确实是迫不得己，但从喜助的话语中却丝毫找不到他对裁决的不满，甚至对判决者展露出了感激之情。他的欲求是简单而容易满足的。更进一步说，喜助对自己的处境自始至终是认同的，没有丝毫反抗的意识。自出生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潜意识中已经接受了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阶级制度。

喜助弟弟

喜助弟弟是在作品后半部分出场的。作者虽然没有用大量文字介绍，却刻画了一个善良而又自尊的人物形象。因害病失去劳动能力的弟弟每天在家等着喜助买吃的带回家。弟弟心地善良，加上经济极度拮据，对于当时的状况实在是过意不去。喜助弟弟深知自己的病无法治愈，便不想再拖累哥哥而选择了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短暂人生。在用刀刎颈未成功之际，他请求哥哥帮自己结束生命来摆脱痛苦。求生本是人类的本能，喜助弟弟却毫不犹豫地选择并面对死亡。显然，喜助弟弟是在充分考虑现实情况之后做出的决定，其选择之理性、过程之坚决，时代的残忍令人不胜唏嘘。这充分揭示了作品的两个创作主题，即：手足情深、安乐死。森鸥外有意识地刻画这种长幼尊卑、手足情深，实际上是对传统道德观的一种肯定和妥协。

庄兵卫

从作品中对庄兵卫心理活动的描述，可以看出庄兵卫是富有同情心的人。他被眼前这个对现状知足的“犯人”深深打动，从喜助的经历中看到了自己，相比之下，自己的生存状况态要比喜助好很多。听完喜助倾诉境遇后他也曾质疑过权威。“杀人犯罪，这点毫无疑问。但若是为了解除痛苦而杀人，这能算是犯罪吗？”尽管庄兵卫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但最终还是决定将判断交给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对于喜助的遭遇，庄兵卫确实做到了“哀其不幸”，最终也没有做到“怒其不争”，甚至可以说庄兵卫本身也没有丝毫“怒”的感情。

《高濑舟》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人的处境——日本封建幕府时期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惨状。喜助和弟弟二人在京都做着非常低贱的苦役，而且收入连基本的正常生存状态都难以维持，更严重的是疾病也相伴发生，穷困和疾病交加，主人公喜助即使拼命打工努力赚钱也是徒劳的，因为社会环境就是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作为弱势者的弟弟感悟到了这一切，他不愿意看到爱他的哥哥如此徒劳地为他拼命打工，并且他也知道自己的病无法治好，于是割脖自杀。他自杀未遂，只得恳求喜助帮他从继续苟活下去的苦难中解脱。可怜的喜助别无选择，便拔出刀刃，划断了弟弟的余脉，让他满意离去，帮助他实现了得以彻底解脱的“安乐死”。

在监牢里，喜助每天不用做事也可以吃上饭，这让他“受宠若惊”，“光是这点，我就感到非常对不住衙门了”。主人公喜助即使拼命打工也无法治好弟弟；但被当成犯人，关在监牢里，喜助却每天不用做事也可以吃上饭。现实竟然如此荒诞！甚至出狱后被押解流放海岛，衙门又给他发了两百文钱，相比以前的食不果腹，现在却可以不劳而获地吃到一日三餐，最后还领到二百文钱，这怎么不能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快乐的喜助并不以即将流放为忧。喜助竟然认为当囚徒或者被流放的生活比他原来的境遇还优越，所以处之泰然，这就更加深入地揭示了封建幕府时期社会的荒谬与黑暗。

喜助弟弟选择死亡时，他是用死亡来确认他的实践的自由，对于他来说死亡意味着合理的生存权利被剥夺和人的尊严受到侵害，从而使他应有的生存价值不能实现。作品体现出了人的自由意志与强大命运抗争中所显示出人的尊严和价值。喜助弟弟这个悲剧人物虽然在生前生活很艰辛，苦难重重，以致不得不选择自杀，从结果上看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但他的精神境界却高于他周围的世界，这样看来，与其说他被夺取了生命，不如说他从生命中得到了超脱。

面对生活的艰辛，喜助和弟弟的选择却截然相反，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反差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其悲剧性。喜助生性懦弱，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对弟弟的描写可以看出他面对死亡时表现出的坚毅，这才是真正的悲剧。《高濑舟》展现出宽政年间白河乐翁侯掌权的幕府时代，幕府体制下贫困人民及下级官吏生活的极端悲苦，蕴含着作者对封建势力，封建制度的严肃批判，体现出作者对既有社会道德的反叛，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以一叶“高濑舟”为舞台背景，森鸥外巧妙地将“知足”和“安乐死”两个发人深省的主题穿插在了小说之中。但日本评论家长谷川泉认为“总觉得《高懒舟》只是因着个不同的兴趣，把两个主题拼凑到一起”“这是一部缺乏统一连贯主题的作品”，知足的问题和安乐死的问题是两个分裂的主题。国内也有研究者指出，“实质上，两者并无必然联系，如果对原作稍作改动的话《高懒舟》完全可以成为两篇微型小说。”那么两个主题之间是否有联系呢？所谓“知足”是指不为欲望所苦，“安乐死”则是对生命知足，不去延续痛苦的生命。“安乐死”是“知足”的更深层的具体表现。两者都是，将个体从痛苦的追求中解脱，都有着一种超然和淡泊。日本学者外尾登志美认为，两者通过“自由”这一共同点联系在一起。前者是从物质追求中解放，获得精神的自由，后者是摆脱时间的权威，获得个人的自由，前者是对物质文明发展的近代，尤其是现代人而言的。后者是不受时间左右的永恒的自由。两者一起构成了近代人所展望的完全意义上的自由。

作品的人物描写与故事情节均具有很强的美学悲剧性，尤其是主人公喜助的弟弟面对灾难敢于殊死抗争，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去超越苦难和死亡。他希冀突破生活现状，实实在在打破周围的平静，使自我欲望得以实现，人格价值得以提升，不仅向我们展示出其所遭遇的不可抗拒的巨大灾难与厄运，同时，也表现他不向命运屈服，敢于同厄运与灾难抗争的善美人性和昂扬顽强的生命力的悲剧性。

西北大学副教授曹汾：《高濑舟》通过一个无辜获罪的囚犯的自述和他被发落时的反常情绪，在客观上反映了德川幕府时代下层人民的生活惨状，并对长官老爷的滑稽判决提出质疑，给予嘲讽。但是，作家的主观意图是想宣扬安分守己、知足常乐思想，这当然是消极的。由于作家忠于生活，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品的客观效果远远超出了作家的主观偏见。

森鸥外，日本明治、大正年代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与夏目漱石并称为“日本近代文学双璧”。森鸥外同时是一名军医，曾担任日本军医最高职位陆军省军医总监，晚年担任日本帝国美术院院长。他的一生跌宕起伏，阅历丰富。幼年时代即在私塾学习四书五经等汉文经典，少年时代学习医学、德语，后进入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成为军医。青年时代受陆军省派遣留学德国，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和文学、哲学领域；回国后担任军医教官，同时活跃于日本文坛，以自己的德国留学体验为素材创作并发表了《舞姬》等作品以及大量译作，并参与文坛的几次重大理论论争，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