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老黑从性格、行为到遗传基因，全面呈现了“黑”的多向指征。是一个有家事妻妾的人，但是却喜欢上了二菊，二人偷偷私下发生了奸情，由于二菊和子路是夫妻，最后又因蔡老黑与妻子离婚，于是二人最后走到了一起。在满是“矮子”、“矬子”的高老庄，“凶神恶煞”的蔡老黑不仅“显得高”，而且“长得黑”，“很嚣张”，像“黑社会头儿”，是人们“惹不起”的“恶人”。且不论普通村民，即使是这几年“势做得大”的村支书顺善，同样不敢也不想“得罪”失了势的蔡老黑。信用社主任老贺对“土匪”式欠账、赖账的蔡老黑也唯恐避之不及。不光活着的怕蔡老黑，死了的也怕蔡老黑。“老实疙瘩子”得得的鬼魂上了“杀猪佬”雷刚媳妇的身，雷刚尽管杀气满身却束手无策，但蔡老黑一来，三言两语，就斥退了鬼魂。蔡老黑就这样以一个黑恶分子的面目在众人敬佩、畏惧的目光与心理期盼中登场亮相。

西夏

城市中的美女，身材高大苗条，为人傲娇，喜欢有本事的人，然后阴差阳错的走进了高子路的生活，高子路为了自己的欲望，由于高子路是教授，也还挺有本事，在他花了各种办法的下成功追到了西夏，于是西夏和高子路回到了高老庄，西夏在高老庄很快就沦陷，丢弃了城市中所谓的节操，陷入了各种情事和权利的争夺中，思想逐渐腐化，最终落魄的离开了高老庄。

苏红

《高老庄》开篇，苏红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出场方式，颇得《红楼梦》里“凤辣子”的真传。子路携西夏回高老庄刚到镇街，“忽听得有人叫他”，扭头看时，街面上并没有个熟人，转身要走，那声音又是两下，这才看到街对面的二层木楼上站着一个女人是苏红，转眼间，苏红就“噔噔噔”地从楼梯上跑了下来了。而在全书的高潮部分，苏红孤身守厂的行为，首当其冲地让涌来轰厂子的人群大吃一惊，“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厂里还敢有人，而且竟然是苏红！”面对疯狂失控的局面与凶神恶煞的蔡老黑，苏红毫不畏惧，响应蔡老黑的“激将”，毅然下楼走出厂大门，潇洒地站在了老黑的面前。这一举动让一向胆大包天的老黑“也明显地愣了一下，举止有些失态”。老黑恶语辱骂、揭她老底的时候，苏红更是无视力量的悬殊，“一下子扑过去抓破了蔡老黑的脸”。对朋友的热辣，对敌人的毒辣，这两极“火”一般的热度，成为苏红的性格气质标签。一个弱女子在男性社会的丛林中闯荡，要想成功，必须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了然于心，并具备超出一般女子的生理和心理素质。毫无疑问，苏红具备了这一软实力。毫无背景的“农二代”苏红，其事业的风生水起与财力的暴发猛增，取决于她所具有的能干、坚强、勇敢、开朗、豪放、柔媚等个人素质。当然，物极必反，一旦这些素质被苏红推向极致，就开始反向运行，无限靠近泼辣、放荡、不择手段、为富不仁等负面性，为其蒙上了一层遭人诟病的暧昧色彩。故而，受官场宠幸和群众巴结的苏红，人前是名副其实的红人，人后却备受非议。

《高老庄》中画家西夏和大学教授高子路是一对恩爱夫妻，西夏随子路回子路的故乡高老庄给父亲过三周年祭日。在高老庄生活的日子里，温文尔雅、感情细腻的大学教授高子路逐渐暴露出背负官方和民间双重传统文化重负的知识分子的弱点：心胸狭窄，做事粘糊，缺乏勇气和魄力，遇事趋利避害，不敢挺身而出，主持正义。而高老庄农民蔡老黑却逐渐让西夏领略到了“农民英雄”的魅力。他敢做敢为、敢爱敢恨、敢出乖露丑、敢承受失败，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给予他的粗犷、活力、勇气和胸怀最终赢得了西夏，使西夏宁可为了他滞留在高老庄，而让子路一人孤独伤心地返回省城。这些人物之间关系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几种文化的碰撞交融及其各自的命运走向。西夏最初选择子路的原因虽然作品交待不多，但从菊娃(子路前妻)对子路离而不舍、苏红对子路有所倾心可以看出，她们共同倾心的是子路才学丰富、感情细敏、心地善良，这是民间和官方双重传统文化积极一面影响的结果，所以说，西夏最初选择的是子路身上的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最后她宁可为了蔡老黑与子路闹崩，也不是她想抛弃因袭传统文化而致虚弱的子路，实在是她更想帮助代表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虽有多种弱点但却充满活力和勇气的蔡老黑。从子路这一面说，他选择离开西夏和高老庄，而且对着爹的坟哭着说：“我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说明，一方面，因袭了双重传统文化重负的他无法面对优秀民间传统文化那逼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对自己身上已经烙印上的一切无能为力。如果说子路的前途让人感到担忧的话，那么西夏和蔡老黑的前途却让人不由得欢欣鼓舞。作品通过西夏最后为了帮助蔡老黑而不惜失去工作的态度表达了这样的文化含义：蔡老黑身上的来自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勇气、力量加上西夏身上精英文化的开阔的视野，以及他们所共同具有的正直、善良的品质，一定能使两种文化共同飞升到一个新的境界，那或许会成为一股改造中国现实，创造中国未来的了不起的力量。

在高老庄人眼中，命运的力量无所不在。高子路离异了菊娃，再娶了西夏，子路娘认定“这都是命”。菊娃也对高子路说:“咱俩走到这一步都是命，我现在信了命了。”蔡老黑这样的硬汉子在一旦经历一连串不如意的事之后，也感叹“实在是天要灭我哩么”。这说明在人的背后，一种个人力量无法控制的东西在主宰着人生。在大自然、社会面前，个人的力量往往显得微乎其微。在人与天即自然、社会的关系中，人既可以胜“天”，“天”亦可以胜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而在人类还不能完全征服自然之前，人类势必受到“大自然的力”的左右。石头的画和迷胡叔的丑丑花鼓也是作品中体现浓厚的社会、人生哲理意味的意象。石头的画“罗列人生种种，如吃饭，挖地，游水，打猎，械斗，结婚，生育等等，最后走进坟墓。埋人坟墓之后的`死人，又爬山，赶驴。人都是侏儒。”形象地再现了人的生命过程以及人的缺陷，寓哲理于平淡之中。迷胡叔唱的“人无三代富，清官不到头”，短短的十个字，却包含了无限的哲理意味，体现出浓重的历史感和苍凉感。俗话说:“三穷三富不得到老”。这是就单个人的一生而言的。说明人生命运无常，贫贱穷达难以自料，人的一生总要几经沉浮。放宽到一个家族而言，富贵荣华也不是不散的诞席。强盛的家族最终要走向衰败。强盛时，势不可待，衰败时，势不可挡，一个家族的命运也必然在几经衰荣的历史循环中受到前定。历史总是无情地与人类闹别扭，给人类留下的往往是悲哀。至于“清官不到头”溉蕴含有人生哲理，又包孕着社会哲理。清官首先要好人做，然而无论如何，清官却做不到头，结果不是被撤换，就是被杀头。历史上的清官往往没有好下场，他们的命运可悲可叹。从社会看，清官尽管为普通老百姓所拥戴，然而他们却不能为黑暗势力所容忍，他们的力量极其有限，在与邪恶的抗争中屡屡失败，成为悲壮的牺牲品。社会生活部是那样的复杂，正义的一方往往斗不过邪恶的一方，理性的力量往往被丑恶的黑暗现实所践踏，古往今来，人类的历史多是在这样的一种非理智、非正义的状态下运转而来，使人类自身困惑不已。迷胡叔在许多高老庄人看来是疯子，实际上他却是最清醒的一个人，他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有一种极其深邃的洞见。因此他的丑丑花鼓竟象远古歌谣那样沉重、苍凉、令人泣下石难怪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首苍凉的歌谣贯穿于整个小说之中，使整部小说都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它既是人生的悲凉，也是社会的悲凉。高老庄这一意象显示的第三层涵义，在于它从人类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上，展示了人类命运的他律性，特别是呈现了由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带来的人类命运的悲剧性，充满了哲理的睿智。这同时是一种深刻的人类意识，体现了人的自觉意识的进步，是主体意识高扬的结果。

《高老庄》叙述从还乡始，离乡终，构成了一个显形的圆形结构。其间，又分别以子路和西夏为支点，进行了多重圆环形的亚叙事。作为主要的聚焦人物，高子路的双重身份带出小说叙事框架的两个圆：第一个圆是作为农民的子路，他的还乡与离乡；第二个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子路，他的离城和返城。这两个圆环环相套，彼此交错，填充着丰满着作品整个的大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子路在高老庄长大到考上大学才离开家。这里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审美爱好、价值判断都给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终生难以去掉的胎记，而他对于故乡又是带着知恩必报的虔诚之心。所以，子路一踏上高老庄的土地，就感到那样熟稔和亲切。他带着炫耀和自夸的口吻兴致勃勃地向西夏介绍家乡的地形风貌、千年古柏。在和堂兄弟们聊家常时，他自觉地把自己还原为高老庄的农民，那样本色、质朴。若不是他身边时时出现美丽现代的妻子西夏，你从外形和言谈举止上，都难以把他和周围的农民区分开来。这里既有树高千尺、不忘根本的赤子之情对他的理性约束，更有他天生就是一个高老庄人的天性流露。在为亡父做三周年祭日的事情上，他甚至带着感激之情听从顺善的布置安排，虔诚地按照乡俗礼节，做着每一项繁琐的事情。极尽人伦的责任和义务。在为南驴伯选墓址时，他耐心地“陪着阴阳师跑了一天”。选地形看风水，出钱出力，尽心尽责。他所受到的现代科学教育让位于血浓于水的亲情。农民哄抢太阳坡林子，子路知道“这是要犯法的”，但儒家的中庸之道使他只是劝兄弟不要去，“别人砍伐让别人砍伐去”，这样无力的劝阻自然没有人肯听他的，包括他的妻子。等第二天他知道了别人都砍了很多树时，潜伏在内心深处的那种农民的占有欲被重新激活，他跃跃欲试地对妻子说：“我要是还是农民，我昨晚能弄回来个屋大梁，”农民砸抢地板厂是一起恶性事故，而子路却畏首畏尾，不敢挺身而出。他的犹豫软弱使他失去了村民们和西夏的信任，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矛盾和苦恼。面对排解不开的纷扰，他唯一的办法只有出逃，逃离高老庄。至此，贾平凹完成了小说的第一重圆形叙事。与之相联系相重叠的还有第二个圆，这就是子路的第二重身份。

在《高老庄》中，贾平凹的艺术理念是借助人的伦理关系的淡化，还原出人的社会性存在的本质一般来，由此他强化了对变化不居的生活形态的“本色”绘摩，以便削弱主体对叙事的干扰和控制，写人状物于是留下了大量富有“暗示”性的笔触以及鲜活的象征、隐喻化的笔墨。晨堂这个人物的叙事描画和勾勒就非常传神，体现了贾平凹独到的创作技巧。他是形、神兼备，因为他常常不经意地出现，尤其是在叙事渐趋平淡之际，表面上看，他无非是供人展览、增添笑料，其实起到了活跃气氛、盘活全局的叙事调度效果，巧妙地促成文本的场景转换及其情节的更迭。而他具体发挥的这重作用，乃是由他的可鄙和丑陋的性格所引发的。举凡他足迹所至，议论蜂起，他都会对特定的生活场景造成“反讽”似的叙事压力。对生活秩序的维护者，对风俗习惯的丑陋处，对人心世道予以意想不到的调侃。他担着粪筐参与“哄抢”地板厂的行为本身，即含蓄地道明了叙事人看待高老庄这桩大事件的意识和看法。贾平凹对高老庄人文生态环境本色似的总体化还原，多是借助这种叙事技巧实现的。

《高老庄》的作者于意象中凸出的现实关怀与历史反观已使作品的思致显得相当厚重，可他并不满足于此。在高老庄这一意象里，作者还灌注了他对人类命运的哲理沉思。意象化了的高老庄，透示着浓厚的形而上意味。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是弱小的。人类餐常处于一种无形的外在力量的控制之中`直到如今，高老庄人还没有摆脱这种神秘的氛围。被甲岭的崖崩、白塔的倒塌均暗示着冥冥之中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存在。这种神秘力量让高老庄人感到好奇和有趣，更让他们深感困惑和恐怖。高老庄人认为，这些奇怪的现象将给他们带来灾祸。对于这种力量，高老庄人至今还处在未知状态，深感无可奈何。可是高老庄人又不能也无法否认这种神秘力量的存在，不能简单地将它归结为迷信或者荒诞无稽。这种力量可以被人感受，但却无法使人捉摸。在这种神秘力量面前，人类显露出它自身的弱点和悲剧性。作品中作者从未对它进行过正面的叙写，但通过多次侧面的渲染，白云锹便显得异常神秘。在高老庄人中，去过白云漱探险的人微乎其微。高子路爷爷的爷爷去过，可是“去了再没有回来”。蔡老黑耍本事，领着省里的一个人去了一下白云揪前沟口的白云寺，结果省城的人再没回来，蔡老黑“差点也没要了他的命”—阴差阳错地坐了二年牢。迷胡叔仅到过白云寨下边的山沟，回来后竟精神失常，变成了疯子。白云揪对高老庄人来说，简直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所在，是一个不祥的所在，高老庄人故而对它讳莫如深。

《高老庄》作整体考察和深层透视，不难发现，贾平凹以“黑”、“红”、“白”作为叙事色线、色块与色带，勾画出了世纪之交中国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整体形貌与色彩。随着深陷其中的各类色彩主角蔡老黑、苏红、王文龙等人物的命运走向，这三种色彩力量在高老庄这一特定叙事语境中展开了纠缠、博弈与交锋。民间的“黑”力量守护的中国传统乡村面临着必然的衰败，新生官商组合的“红”力量也在市场化与现代化进程中染上了数度积累的社会经济沉疴，神秘的“白”力量的天然威权则面临着现代理性的挑战。三色力量均处在一种与现代的紧张关系之中，无法彻底消灭对方，只是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延展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情感与理性、现实与超验之间的张力。

《高老庄》中以文化寓言的方式继续诉说着自己无可挽回的沉沦。首先，高老庄人矮体短腿的形态特征预示着汉民族人种的退化。小说中西夏不止一次嘲笑高老庄人的矮小。她戏言子路娶她是为了换种，而两人在高老庄打算生育的计划却一再遭遇障碍，子路性能力的退化恰恰是汉民族文化无法得到拯救的寓言。其次，小说中子路的儿子石头，具有某种神秘的预知本领，他超人的智慧与残废的双腿组成了另一则文化寓言。石头虽是高老庄人，但由于他无法站立，因此不具备高老庄人短腿的外形特征，这是否意味着残废的双腿与超常的智慧存在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只有放弃高老庄人，也就是汉民族短腿的形态特征，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种进化，即拥有超常的智慧。高老庄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它的封闭自守已经让它走入了绝境。小说安排了一个颇有寓意的结尾，作为儒家文化化身的子路在经历了“精神还乡”的种种洗礼之后急于想回到城市，他撕掉了记载高老庄方言土语的笔记本以示他与精神家园的决裂，与传统文化的决裂。看来，传统文化在现今不仅不能抵抗现代文明的进攻，而且它的某些合理成分的丧失还预示着它必将为现代文明所吞噬。

《高老庄》既有困窘的一面，又有焦灼的一面，愈来愈触及到历史的深层，很多作家，具有一种大家风范的作家，并不是能给故事按部就班的进军，而是在无序的人生中经历相互冲撞的分化，大浪淘沙，最后成为以新代旧，完成新时代的更替。贾平凹的《高老庄》比起以往的作品有所超越，正是在这一点上有所领悟，对多种使人类困窘的境遇渗透其中，然而对未来的召唤都是鲜活的有生气的，这才是深沉有致的作品。

————青海编辑社编导李雪梅

《高老庄》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此书中所写的人物繁多，却杂而不乱，以致于虽然都是写这些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却又能像芦沟桥上的狮子一样，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且能反映出其共同的特征──愚昧和倒退。在人物的选排上，作者也颇费心思。

————山东大学文学系教授刘阶耳

贾平凹 （1952～），当代作家，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197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人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任中国作家协理事、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等职。著有小说集《兵娃》、《姐妹本纪》、《山地笔》、《野火集》、《商州散记》、《小月前本》、《腊月·正月》、《天狗》、《晚唱》、《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州河》、《浮躁》、《废都》、《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散文集《月迹》、《心迹》、《爱的踪迹》、《贾平凹散文自选集》、诗集《空白》以及《平文论集》等。他的《腊月·正月》获中国作协第3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于1988年获美国飞马文学奖。1997年获法国女评外国文学奖。贾平凹小说描写新时期西北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变革，视野开，具有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内蕴，富于地域风土特色，格调清新隽永，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