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初段，芮成钢让与会嘉宾谈什么是“幸福”，问的比较抽象，嘉宾们答得也比较抽象，也比较个人化。随后，芮成钢把“幸福”引向了更具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嘉宾们发表意见后，芮成钢把议题再次引向更为实际的收入差距问题。芮成钢先是举了两位经济学家的例子——同样是清华高材生，哈佛经济学博士，李稻葵毕业后去了清华当教授，而胡祖六则去了高盛当投资经理，后者收入是前者100倍。芮成钢问嘉宾们，同样学历背景，却因选择行业不同导致这种程度的收入差距，是否会导致不幸福。在其中一位嘉宾答非所问后，芮成钢整理了一下表述，重新问了这个问题，并以与会嘉宾作为收入差距比较的对象——年收入不到20万元的官员谢正义和年收入四、五千万的社会成功人士姚明。

显然，芮成钢想让嘉宾讨论，谢正义与姚明“同样辛苦、同样工作，最后的反差非常大”这个逻辑是否合理。芮成钢表述的其实是，当下行业间收入差距太大，大得让不同行业顶尖人才之间（例如体育业、娱乐业、金融业和教师、公务员等普通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以百倍计，这种状况是否有问题，能否成为一个持续的稳态？他的潜台词就是，这种状况不能成为一个稳态，以官员而论，不能忍受明面上比姚明等成功人士收入低太多，所以很有可能会去找寻灰色收入，甚至贪污腐败。因此后来芮成钢又提到了“高薪养廉”的问题。

所以说，芮成钢拿谢正义和姚明比较，只是一个场合行为，放在整个会议中，是一个很自然也很现实的比较。

不要先入为主的“敌视”芮成钢

芮成钢以前的发言引起过争议，但不能因此就对他故意找茬。以芮成钢的这次表现为例，纵观整个会议的发言，芮成钢对于底层民众收入问题还是非常关心的。这也秉承了其“炮轰故宫高档会所”、“狠批中国人狂购奢侈品”的一贯立场。

在会议中，芮成钢不仅把“幸福”这一抽象话题多次拉到“收入差距”这一具体问题上，还直截了当提出讨论目的是“如何让低收入阶层更好的生活”。在与会人员纷纷强调应给予所有人均等的发展机会时，他则强调现实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享有的资源就不平等，而且正在发生的互联网革命等造成的技术壁垒让贫困蓝领更难以向上爬升。芮成钢明显倾向以税收等杠杆来解决问题。

综上，人们对芮成钢这次表现确实存在误解。事实上，比较高级官员和社会成功人士的收入，听起来很荒谬，实际上正是当下中国反腐事业需要严肃讨论的问题。

对事务官，一般参照私企平均水准

国外的官员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靠选举上台，负责政务的政务官（也叫政客）；另一类是受政府选拔雇佣上岗的办事员，称为事务官。

对于事务官的定薪。世界上通行的规则就是参照私企，而且往往会略低于私企。以美国为例，定薪原则是事务官工资不得高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而传说中“高薪养廉”的新加坡，事务官的工资其实也不高于同等水平的私企员工。

对政务官，有综合定薪和参照私企两种，后者被误认为“高薪养廉”

既然新加坡事务型官员的工资并不高，为什么会有“高薪养廉”的说法呢？这是因为新加坡总统能拿200万美元的年薪，相比美国总统的40万美元年薪，要高很多。相比于中国这种官员“表面工资”极低的国家，更显得是“高薪”。

但很显然，所谓的“高薪”，不过是新加坡这类国家把“参照私企”的定薪规则贯彻到政务官层面而已。因为新加坡大公司的CEO也能拿到200万美元这个收入，所以总统顺理成章也拿这个数。与新加坡不同的是美国。在美国，“从政”本身就被看做是一种价值，因此当上政务官已经收获了一份价值，就不需要靠金钱再来刺激，所以美国很多政务官都不拿薪金。而且从政的经历也是可以转换为金钱的，比如总统卸任后靠写书和演讲能收入颇丰。

不能只依赖“高薪养廉”

数据能够说明问题：2003年菲律宾政府雇员的账面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4倍，巴基斯坦是5倍，印度是7倍，然而这三个国家的清廉程度得分在35个排名国家中位居倒数；相反，挪威、日本、奥地利等部分发达国家，政府雇员的平均工资还及不上社会平均工资，但清廉程度得分却高居前列。

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是如此，雍正发明了“养廉银”，大幅度增加了官员的收入，但由于监管机制不完善，贪腐行为并没有什么大幅改善，雍正一死，养廉银未废除，贪污之风却更胜从前。

不能只依赖“高薪养廉”，那到底该如何设计官员薪酬制度，让官员既不贪腐，又能尽心工作呢？

官员“工资极低”另有玄机

中国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保持不同职务、级别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即便是市委书记等高级官员，其明面上的薪酬水平也不会比普通公务员有数量级的差别。

因此说中国的政务官“工资极低”是成立的，他们不但比不上新加坡的水准，也比不上美国的水准。

但之所以这样定薪，究竟是因为我们对官员更苛刻？还是因为“反正实际上也不靠这点工资，所以倒不如把面子工作搞得漂亮些”？

如何给高级官员定薪资，以香港为例

发达地区对官员薪酬的制定，不仅仅在于其结果能够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制定过程足够科学、公开、公正、透明，并受到广泛监督。仍以香港为例，很轻易在网上搜到了一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问责制度下委任的主要官员薪酬》第二阶段报告，由政府委托的一个独立机构撰写，详细描述了如何制定主要官员的薪酬。

例如，报告提到参考了“数个经济已发展国家怎样制定委任部长级人员的薪酬，这些国家包括澳洲、加拿大、芬兰、荷兰、新西兰、新加坡、英国及美国。”同时也肯定了“参考私营和其他行业的薪酬做法以制定主要官员的薪酬是可取的做法。”

同时，报告也提出了对官员不利的意见，例如“一般认为部长的工作，无论在范畴和职责上，是高度复杂的，但这些职位的薪酬却远比私营机构类似职位的为低，新加坡除外”；“高级官员亦有金钱以外的回报。金钱的回报不应是主要官员候选人唯一的考虑，推动力如荣誉，及有机会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等，也应是制定薪酬时的考虑”，等等。

报告总共给出了50条意见，包括具体的薪资数额，例如建议问责局长的年薪在“366万2千至399万5千港元之间”，还包括退休金、医疗福利、年假、病假、汽车司机等方面的具体意见。

报告推出后，征询过市民意见，经历过立法会审议，虽然近400万的薪金非常可观，但能够得到香港人认可。同时，官员出了什么情况必须负责，例如，原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就曾因涉嫌“偷步买车”而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