⑹苕霅（ zhà）：水名，在今浙江省境内，通称“苕溪”，其支流之一经吴兴，称霅溪。

陈直躬的绘画、人品皆为世人推重。苏轼曾写信给他，希望得到一幅有关苕溪晓景的画，陈直躬便画了一张以苕溪晨光为背景的野雁图相送。这两首诗就是题咏此画的。

这两首诗写于元丰八年（1085年），一说作于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因“乌台诗案”被捕下狱，获释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诏改汝州团练副使，次年五月，除知登州。元丰九年（1086年）高太后听政，苏轼再度入京。

第一首诗多虚写，赞叹画之高绝以及画的背景。大凡作画，画静易，画动也不难，但要从静止中画出动态来就很不容易。陈直躬此画能抓住野雁欲飞未飞的一刹那，用出神入化之笔再现出野雁的精神状态，这是苏轼为之倾倒的原因。第一、二句从画面以外着笔，诗人在暗示自己已被雁画强烈吸引的同时，也让读者先体会野雁见人时“未起”而“意先改”的神态，第三、四句写出画面，画的是野雁“无人态”，第五、六句写画家“从何处看”，才没有惊动野雁而把它不见人时的自然神态画出来。在展示画面和惊叹画家如何捕捉形象之间，本来还应该有诗人对绘画的赞美，可是苏轼有意把褒扬性词语收藏起来，让读者从无言之中去发现比任何语言都更多、更强烈的推奖之词，这是艺术空白的妙用。《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五六句用“稿木形”回答“从何处看”，由单纯的技法写到高级精神活动，用庄子的话说，就是由“技”而进入了“道”，这就把陈直躬的绘画同“画工”的简单描摹区别开来，表现了他摆脱画匠气质以后从事艺术创作时的精神状态，在他作画时，凝神而视，形同槁木，使雁不惊觉，仍怡然自得，就在这一刹那间捕捉住它的形象。“北风”以下四句写背景。其中除风、雪、云、水外，就只有白的“沙”、和“枯苇”，一片苍茫的氛围。一方面刻画了苕溪边冬日早晨风光，以应下首的“晓景”，另一方面也是对“闲洁”野雁的有力陪衬。描写时，作者用“振”写风，用“落”写雪，已把画在纸上的死物写活；继之，又用“惨澹”写云水，用“晶荧”写沙砾，使描写对象的境界全出。这是诗人笔力的高明之处，也是他重神韵的艺术观的体现。末两句的“弋人”呼应首句的“见人”，“一举渺江海”呼应第二句的“未起意先改”。这首诗开头只说野雁见人时未起而先改之“意”，到此才说出它必一举而横绝江海，诗人读画如此，是真正善于识画的人。“渺江海”几句，是由画面的触发而产生的想象，但想象的依据则是诗人平时对自然景物的深刻体会。画家立意固然高远，而诗人则能凌超画家的意想之外；画绝，诗更绝。末两句说，野雁发现了人，即振翅起飞，射雁的人见雁已飞起，知道弓箭难以射到，用“怅”字；雁飞杳冥，一举凌空，用“渺”字：如此下字，笔力非凡，他人难及。又，扬雄《法言·问明》：“治则见，乱则隐。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李轨注：“君子潜神重玄之域，以世网不能制御之”，即用鸿飞远空，弓箭难以射到来比喻脱离羁绊、远离祸害。苏轼在受尽折磨之后他预感到有可能重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所以在这只洁身避祸的野雁身上，留下了诗人的影子。

第二首诗多用实写，写野雁“闲洁”的品质，以及诗人画雁的本意。诗一开始，作者用画外的“众禽”“纷争”反衬画中的“野雁”“闲洁”，也在鄙弃与倾羡之间写进了自己的心声。接下去，“徐行”、“俯仰”写动作，“意自得”，“若有节”写神情，是“闲洁”二字的绝妙注脚。“我衰”以下四句写诗人与此画的关系。“我衰寄江湖，老伴杂鹅鸭”既照应这首诗的“众禽事纷争”，又回顾组诗中第一首的“弋人怅何慕，一举渺江海”，在吐露遭受打击以后苦闷心绪的同时，又寄托着不甘与小人为伍的情怀。句中“衰”、“寄”、“伴”、“杂”四字，在说明诗人遭遇的过程中还传达了浓烈的感情色彩。“作书”两句表面上看只在交代雁画的来历，实际上，这一联诗的存在，不仅使不甘杂伴鹅鸭的思想更深一层，而且在全诗即将结束时点明诗与画的关系，也使诗篇条理清晰，布局谨严。“依依聚圆沙”，再写苕溪；“稍稍动斜月”，再写晓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两首诗的第九、十句开头分别用上“惨澹”、“晶荧”、“依依”、“稍稍”，这是有意安排的，它们不仅使画面更动人，诗的抒情味更浓烈，而且使两首诗的音律显得整齐、协调。“先鸣”两句继续写雁。诗人的本意是题咏雁画，然而此诗一开始却由画中之雁想到画外的雁，又想到“众禽”，再想到观画的“我”，绕了一个大弯子，最后才用画雁作结束。也只有苏轼这样的文学家方能作出如此大胆的安排。从内容上看，最后两句中出现的这只野雁一边张嘴长鸣，一边奋力鼓翅，以致吹乱了身边的“芦花雪”，这就是对第一首第四句所说的野雁的“无人态”的具体描绘。苏轼在全诗结尾处才详尽交代画面的这一细节，章法上出人意表，艺术上也终于给读者以完整的享受。此外，这两句使用极朴素的十个字，却把画面交代得清楚逼真、细致入微，让读者既如同见到陈氏的雁画，又如同见到苕溪上欲飞起的真雁，笔力十分惊人。

这两首诗以咏画为主，行文中又时时插进作者的思想情绪。结构上如行云流水，表面上不可捉摸，但逐句寻绎，则又自然天成，触处生辉。诗中的意象不断变幻，但始终不离主线。甚至用韵措词，也常在规范中体现出诗人的个性来。苏轼题吴道子画时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如果借用这一断语来评价他自己的这两首诗，也是十分恰当的。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之子。嘉祐年间（1056—1063）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在各地均有惠政。卒后追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好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