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12 14:49
高长虹（1898年3月14日-1954年）（概述图来源：[1]），原名仰愈，曾用笔名残红，C·CH。山西盂县下西沟村人。1914年入读盂县第一高小，毕业后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1916年因政治观念和校方冲突中途退学。后到北京大学听课。1924年8月，在太原组织贫民艺术团，后又组织文学石燃社。1924年，赶赴北京改名长虹，11月9日，在《国风日报》办起《狂飙》周刊，1925年4月停刊。后应邀参加莽原社，协助鲁迅投入《莽原》周刊的编辑工作。1926年2月，创办《弦上》周刊。1926年4月，偕郑效洵从京到沪。其间，与鲁迅产生分歧。10月联络尚钺、向培良等人推出上海《狂飙》周刊，1927年停刊。1927年4月，迫于政治压力离沪去杭州养病。1928年4月，重返上海，5月至9月在北平和上海建立狂飙出版部，又创办《长虹周刊》。1929年6月，狂飙活动扩大到演艺、电影界，成立狂飙演剧部。同年冬，结束北平演剧运动回上海。1930年春，狂飙运动解体，高长虹东渡日本，后又振辗转法、荷、意、英等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高长虹回国，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41年4月，任边区文协驻会作家和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其间，在《解放日报》发表多篇文章。1946年前往东北解放区，在哈尔滨外语学院任教。1954年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于沈阳东北旅社。
高长虹，1898年3月14日出生于山西盂县西沟村一个世代以耕读为本的小康之家。高家在当地也算是书香门第，长虹的祖父和大伯父都是晚清秀才，父亲是副榜举人，曾在天津杨柳青和河北昌黎县做过承审员和代理知事。盂县第一高小毕业后，他拒绝了父亲让他到天津报考法政学校的意愿，以优异成绩考人名闻三晋的山西省立一中继续深造。在一中，他各门功课都出类拔萃，国文和英语功底尤其扎实，是全校公认的高材生。
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阎锡山在太原指使学政界组织“提灯会”劝进，长虹与另一个同学偏不参加。他还写了一首《提灯行》的打油诗，对山西的复辟势力痛加讽刺。这一有胆有识的举动，触怒了反动当局，为校方所不容，1916年他被迫中途凝学，回到孟县老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自学生涯。他先到北京，靠一位亲戚的帮助，在北京大学旁听，并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借阅图书。后因经济困难，1918年他返回家乡继续埋头苦读。几年中，他遍读了家中所有藏书，又订阅了不少报刊杂志。他一面博览群书，一面勤奋练笔，为他从事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和文字基础。1919年11月10日，高长虹的处女作《晚秋底公园落日》（散文诗）在北京《晨报》上面世。
1924年8月，已在太原文庙博物馆做资料保管员的高长虹邀集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荫雨等进步文学青年，组成“贫民艺术团”，筹备出版《狂飙》月刊。同年9月1日，《狂飙》月刊正式创刊。10月，高长虹高举“狂”的旗帜，闯入北京。11月9日在山西同乡景梅九主持的《国风日报》副刊上办起《狂飙》周刊。鲁迅很欣赏这种顽强的革命精神，称高长虹是“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
《狂飙》受到鲁迅、郁达夫等文坛前辈的热情关注，影响越来越大，许多文学青年如向培良、尚钺、阎宗临、黄鹏基等纷纷聚集在它的旗帜下，原在孟县第一高小任教的高长虹的二弟高歌也来到北京，一道共赴“狂飙”事业。然而好景不长。1925年3月，由于景梅九离开《国风日报》，《狂飙》周刊在北京出至第17期后被迫停刊。此后，长虹应鲁迅之邀加入莽原社，协助鲁迅编辑《莽原》周刊。1926年2月他又创办了《弦上》周刊。在《莽原》、《弦上》两刊物上，他连续发表了60多篇精短、犀利的杂文，像一支支袖珍的箭链，直射“现实的黑暗势力”。
1926年4月，高长虹皆郑效洵南下上海，“狂飙运动”中心南移。10月10日，《狂飙》周刊在上海复刊。这时的高长虹，思想更向前跨了一步：北京《狂毅》时期他是着眼于“破”，到上海《狂飙》时期，他已开始着眼于“立”了。在上海，高长虹还创办了“狂飙出版部”和”狂飙演剧部”。这一时期，柯仲平、向培良、尚钺、高沐鸿等狂飙社骨干都先后集中到上海，张申府、鲁彦、陈德荣等知名人士也加盟“狂飙运动”。一时间，办刊物，出丛书，搞小剧场运动，人来人往，红红火火，好不热闹。“狂飙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鼎盛时期。高长虹雄心勃勃，宣称要“群策群力开创一新的时代”，“造成功一个狂飙的世界”。
1929年3月，高长虹只身赴北京，组织“狂飙演剧队”，先后在北京、太原、天津等地演出。11月，他结束演剧活动回到上海，面对他的是“狂飙运动”即将瓦解的局面：向培良脱离狂飙社，柯仲平、尚钺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高歌不久也成了中共党员，他们只是借狂飙社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自此，狂飙社成员星落云散，各奔前程，坚持了5年之久的“狂飙运动”，就这样自消自灭了。
狂飙运动的失败，使高长虹陷入苦闷和迷范。他思想混乱，矛盾重重，在国内处处碰壁，于是决定出国去寻求一条新路。1930年初，高长虹拎着一个手提箱和一台电唱机，离开上海，乘船来到日本，开始了他历时8年之久的异国漂泊生。从此，关山重重，音讯隔绝，国内很少再听到他的消息。
高长虹在日本居留了一年多。这时他已放弃文学创作，主要从事经济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他整天钻在东京上野图书馆里“啃书本”，生活十分清苦，“常有绝食之虞”。这一时期，他还研究了列宁的一些哲学著作和俄国文学，阅读了许多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方面的书籍，对苏联的变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遂下决心到德国去研究马克思主义。1931年底，
长虹离日赴德，在德国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及苏联社会和苏联文学。以后又辗转瑞士、法国、荷兰、英国、意大利等国，考察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在瑞士，他写了一部题为《中国》的长篇小说，每写一章，就有人替他译成英、意、德、西班牙文。据说到法国后，他曾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
1936年9月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巴黎成立，高长虹与陶行知、陈铭枢、黄琪翔、胡秋原、秦丰川、朱伯奇、程思远等知名爱国人士一同参加，为该会宣传部成员。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他还曾到荷兰活动，被荷兰政府驱逐出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祖国形势危急，高长虹在国外忧心如焚。1938年初，他决意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启程踏上归途。到达香港后，经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介绍，高长虹到了当时抗战的中心武汉，参加了由周恩来任名誉理事、老舍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0月下旬武汉沦陷，随“文协”迁到重庆。高长虹来到大后方，面对抗战激起的爱国热潮，他的创作热情又重新燃烧起来。他拿起已放置多年的笔，写诗作文，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抗战文艺宣传，成了一个活跃的抗日宣传家。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高长虹在国统区痛感国民党政治腐败，靠国民党抗战救国无望，决心离开雾都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41年4月，高长虹拒绝了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的重金拉拢，毅然踏上了通向延安的征程。从重庆到延安，路途巡昭，长虹完全靠两条腿步行，一手提着那个伴随他多年的手提箱，一手挂着文明棍，翻山越岭，风餐露宿。
1941年11月初，高长虹徒步到达延安，参加了抗日民主工作。这是他人生旅程上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他经过长期的苦苦求索之后的抉择。高长虹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延安，得到党和边区政府的尊重和信任。他被安排到边区“文协”任驻会作家。1942年1月，边区“文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研究筹备“文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事宜，高长虹被推举担任筹委会副主任，与筹委会主任柯仲平共同负责“三代会”的筹备工作。这就意味着他将担任第三届边区“文协”副主任了，但他以不擅行政工作为由，谢绝了这个职务。同年3月，高长虹被聘为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使他情绪日渐消沉，整天闭门不出，伏案写作，极少参加社会活动了。1946年，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高长虹随一批文化人进入东北解放区。此后他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的活动也就很少有人知晓。人们知道的他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是1948年春在沈阳出席由东北局宣传部召开的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高长虹就这样悄悄地从文坛以至整个历史舞台上退出和消失了。
关于对高长虹的评价，更是众口不一，聚讼纷纭：
一种持基本否定的看法认为，早期的高长虹是“逢蒙式”的反鲁迅的急先锋，是忘恩负义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是在革命文艺战线上招摇撞骗的投机分子。晚期的高长虹在政治思想上由落伍而走人歧途，陷入唯心主义泥沼不能自拔，最终淹没了自己，成为现代文化史上一个悲剧人物。
另一种持基本肯定看法者认为，高长虹的人生轨迹是从进步作家走向革命作家，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最终归宿是汇人了革命大潮。他一生革命，大节不亏。虽然他有过高傲、自负、主观、偏激等缺点、错误，但他绝没有做过哪怕是一件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情。
应该肯定是高长虹的一生是追求光明和进步的一生。20世纪20年代，他作为“狂飙运动”的旗手，同旧中国的黑暗势力、传统思想进行了顽强不的斗争，不愧为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战士。但由于他的思想驳杂，特别是他一生深受无政府主义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自我意识异常强烈，“见大人物则茂之”，自己却立志要做一个“最纯真而且最清澈的超人”，甚至拒绝出席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使自己与社会和时代总持有一段距离，因而他最终未能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而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一生历经坎，有过苦闷和仿望，有过失足和落伍。但可贵的是，燃烧在他心中的爱国之火，并没有被思想上的尘屑所灭，他从未动摇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力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真理与光明的执着追求。
精神与爱的女神（诗集）1925，永华印刷局印行 ；闪光（长诗）1925，永华印刷局印行 ；心的探险（散文、诗合集，后改编为《从荒岛到莽原》）1926，北新 ；光与热（散文集）1927，开明 ；给——（诗集）1927，光华 ；献给自然的女儿（诗）1927，现代 ；实生活（小说集）1928，泰东 ；曙（中篇小说）1928，泰东 ；给时代的先驱（诗、论文合集）1928，光华 ；春天的人们（小说）1928，光华 ；青白（小说集）1928，北京狂飙出版部 ；走到出版界（随笔集）1928，泰东 ；游离（小说、散文合集）1928，泰东 ；草书纪年（寓言、童话等合集）1929，上海狂飙出版部 ；神仙世界（中篇小说）1929，上海狂飙出版部 ；延安集（诗集）1946年，张家口文协分会“和平野营”印行 ；高长虹文集（上中下册）1989，社科。
夏明亮《山西百年百位文化名人小传》中记载，关于高长虹的下落，流传着多种说法：有人说，高长虹进入东北解放区不久，精神就不正常了，“1949年初，他住进了临时设在沈阳东北旅社楼上的一处精神病院。最后，据说病死于抚顺的精神病院。”狂飙社成员尚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进人东北解放区以后，“不知道他后来到哪里去了。冯仲云（注：当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说，他可能去了苏联。但冬天去他会冻死，他的身体不行，夏天又过不了江。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据《高长虹文集》所附《高长虹年表》载：“1956年春天，在沈阳作协饭厅，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到东北参观的作家孔罗荪、师陀、汪金丁三人见过。
崔运清、闫振琦、李庆祥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的文章《高长虹是病逝在东北旅社的》的记载应较为可信，作者为了澄清多少年来有关高长虹下落的种种不实传说和安慰其家属，以及关心他的友人，藉以让高长虹老人在九泉之下更好地安息，特写此文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