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26 09:26
高齐云（1933年2月20日~2005年8月10日），男，江西省吉安市人。时用笔名齐云，中国著名哲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1951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学、研究工作。1978年，高齐云开始招收、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高齐云，1933年2月20日生于江西省吉安市并受启蒙教育，续受青年教育于湖南衡阳市。1951年入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师从文学史家王起教授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其学术论文“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后收入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李白研究论文集”。
1956年研究生提前毕业转入新成立中山大学哲学系任助教，后任讲师，专修美学。1960年代期间在中国国内报纸刊物发表多款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方面文章，其间曾进修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1970年代中期起，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发起带头人之一，中国高等院校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主编，并与多位知名哲学家包括近年陆续逝世的孙伯鍨（2003年）和吴仕康（2004年）共同编辑书写由黄楠森、庄福龄及林利（女）主持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第一部多卷本（八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1980年代起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社会主义辩证法教学研究，着重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并参与学术界有关活动，曾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广东省企业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等职。
在198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研究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价值地位、研究人道主义与异化等问题的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1998年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更颇受学术界关注，被认为具有“注重创新，反对教条主义”、“把“现实的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始范畴”等特点。
其学术观点曾带动中国国内部分哲学界学者的“回到马克思”思潮。
长时期患心臓疾病。进入1990年代更日显身心不支，但尽力而为。因心力衰竭辞世。
2005年8月10日，高齐云因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2岁。
曾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学术成就奖，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哲学专著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基金优秀项目奖一等奖，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吴玉章基金奖一等奖等学术荣誉。
曾从读于高齐云的知名学者中有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秘书长田丰，现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学术研究”杂志社社长李恒瑞，和受美国原总统克林顿夫妇器重并为2000年度国际环境保护奖“苏菲奖”（Sophie Prize）获奖者、现为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环保顾问的著名中国民间环保人士廖晓义女士。
其论著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概论”（1985年主编），“社会主义辩证法概述”（1986年主编），“社会主义改革十论”（1986年主编），“社会主义道德新论”（1988年主编），“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辩证法”（1988年主编），“迎接挑战 奋起开拓：广东机械工业在改革开放中崛起”（1990年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原生、次生、再生形态”（1990年主编），等。
现中国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原麾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原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在中国经济与政治决策界颇具影响力的多产作家（论著包括“落日的辉煌”，“中国大势”）刘德福博士（已于2004年患肺癌早逝），早期师从高齐云作硕士研究，并合作主编“社会主义改革十论”，为其第一本书著。
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数次撰文讨论世界环境与中国政治改革，灵活分析并带独立批判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
在“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展望”（1999年1月，“现代哲学”杂志）文章中，分析并反对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的冲突”（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的主要观点，认为此书中类似于“十字军东征”式的文明冲突预言描绘了历史的现象但没有揭示历史的本质。文章提出文明的冲突是由文明的差异和经济物质利益的矛盾演变而来，并由此推导出在21世纪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世界性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不大的结论。文章进而提出逐步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全方位吸收外部文明是建设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必要条件的看法，并认为只要解除思想束缚就能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各个领域都有其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可供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吸收与借鉴，更具体阐明应支持有识人士呼吁宪法改革保障新闻自由和保护舆论监督，肯定公民直接和普遍选举的权利。
在“批判的革命的本质,马克思哲学的不朽活力”（2002年6月，“学术研究”杂志）文章中提出，马克思的哲学不仅是唯物的和辩证的还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发展性思想，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而且按照马克思自己所说其批判的对象包括世界运动过程中的“每一种既成的形式”。文章进而指出，资本主义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重点对象但不是唯一对象，马克思哲学的批判还包括自我批判。作为对马克思主义自身作批判的范例，文章着重讨论了马克思本人及许多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过于乐观欲望。马克思本人曾屡次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在欧洲爆发，但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后来坦认只是幻想。文章更认为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并非马克思原本理论所具体预想的超越性的发展，而是各国历史发展中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事件，而且革命后一些落后社会的弊病没有被清除反而被强化，政权模式或领导模式陷入一段时期的个人专制或个人迷信，及封闭僵化。
在“关于多样化社会主义模式的思考”（2004年3月，“学术研究”杂志）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多样化模式应包括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尊重，以及对现实的人的尊重并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章回顾历史，指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列宁以后邓小平之前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主义特殊性不尊重反而打击扼杀，并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领域在马克思后直到江泽民时才开始重新重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指出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变得忽视人甚至敌视人。文章从社会主义多样化立场出发，赞赏瑞典式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提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的社会党建立正式关系全面交流并放弃以往坚持暴力革命反对议会改良的立场，更呼吁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应采用符合该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式并由该国人民依据自身的深刻体验做出确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