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斋遗书》是后人收集许衡著作而成书。按《四库全书提要》记载：该书初由衡7世孙婿郝亚卿辑其遗文未竟，继而由河内教谕宰廷俊编成，何塘为之作序。明嘉靖四年(1525)山阴肖鸣风校刊于汴，并自为之序。其时适逢应内翰元忠奉使过汴，认为旧本次第似有未当，乃加以重编，增入《内法》及《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等，名曰：《鲁斋全书》。肖鸣风认为，先生著作尚多散佚，未敢谓全也，故更名《遗书》。故此本为应良所编，而鸣凤更名者也。

全书14卷。前12卷按语录、小学四书直解、奏疏、杂著、书状、诗词等分类辑成，后2卷附录像赞诰敕之类及后人书识之文。内容繁杂，包括其学术、教育、政治等方面的思想。反映其教育观点的主要篇目有：《语录上》、《语录下》、《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小大学或问》、《明明德》、《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读易私言》、《时务五事》、《与子师可》等。

许衡对程朱理学没有更多、更新的贡献，但却使程朱理学的余泽延续至有元一代，而许衡平生之议论宗旨，则全赖此编以存。明正德刊本作七卷，正德十三年（1518）刊本作十卷，万历刊本作十一卷；清有《四库全书》本，乾隆五十五年（1790）怀庆刊本作十四卷。

许衡认为，“太极之前，此道独立。道生太极，函三为一，一气既分，天地定位。万物之灵，惟人为贵”，也即在未有太极之前，道已独立存在，道生出了太极；宇宙的本原是道，道生太极，则太极是理，理生一气，一气分阴阳，判为天地；有了天地，就有了人和万物；人是万物之灵，承天履地。显然，许衡的宇宙观是在承袭朱熹的陈言，是道地的客观唯心主义。在《语录》中，他谈到了、“理”与“天”与“物”的关系，他说：“事物必有理，未有天理之物，两件不可离。无物，则理何所寓？”，“虽浅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物必有理”和“无物则理何所寓”的说法显然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但在阐述理出于天，还是天出于理时，他却回答“天即理也”，“有则一时有，本无先后”，则又明显滑到了唯心主义；同时，许衡的这一思想又与陆九渊的心学挂上了钩，他自问自答曰：“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过有六尺之躯，其大处同处，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这和陆九渊的说法-样，把心能反映天地说成了心就是天地。

许衡与他的前辈-样，把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看作自然秩序，在《语录》中他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贵贱位矣。在上者必尊之，然后事可得而理。为君长，敬天地、祖宗、鬼神；为百执事，敬事君长；此不易之理也。舍此便逆，便不顺”；他再三强调三纲五常是社会生活的根本，自古及今，天下国家惟有个三纲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则君臣备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则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妇知妇道，则夫妇备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则他事皆可为之。此或不正，则其变故有不可测知者，又奚暇他为也？”在许衡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天定的“不易之理”。对于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治一乱，许衡用所谓“天人交胜”的原理来加以解释，认为天与人无时不是统一的；在《与窦先生》书中，他又在天与人之外，提出了“命”这一范畴，指出“析丽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时也；时之所向，势也。”，认为“命”是最高范畴，它既决定人，也决定“天”，“命”也就是“时势”；他说“理”是事物的“反以然”和“所当然”，前者叫“命”后者叫“义”，都是人们“穷理”的对象。

许衡认为元朝的统治者应该继续继承孔孟道统，在上忽必烈的《时务五事》中，认为“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时以长久”，“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他推销的“汉法”则是儒家传统的“仁义”、“王道”、“德政”，指出得天下之道是“爱与公”，提醒蒙古皇帝“为人君，止于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针对蒙古贵族统治下人分四等的政策，他告诫统治者应该做到“天下一家，一视同仁”，如此，才能达到君民之间的稳定，以利于长治久安。在天理与人欲的问题上，许衡基本上重复宋儒的陈言，但措词与解释稍有不同，他认为性是天赋，得自天命，提出“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的命题，把性分作“本然之性”和“气禀之性”，也就是宋儒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在二性关系上，他的解释比宋儒还要极端；认为养性的工夫一是存养，二是省察，所谓“存养”，就是“存天理之本然”，“执之不使变迁”，就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将去”，“不是将人心上原无的强去安排与他”；所谓“省察”，就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者，一念方动之时也。一念方动，非善即恶，恶是气禀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长”。

归纳其关于教育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

许衡在给元世祖的《时务五事》疏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立国之本的建议。他首先以孔孟之道为主旨，强调入主中土必行汉法的历史规律，认为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实乃“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其次，许衡提出中书之务，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人之贤否，未知详固不可得而遽用也”，强调知人、用人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他以尧、舜为例，指出“为君难，为臣不易”之理，阐明为君之道和贤者的标准。他说：“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出言不容不慎也。”作为君主，不仅要自己慎言、践言，履行为国为民的职责，还要注意远奸佞，近贤才，真正明确“天下树君本为民”的道理。作为贤才，则要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屈，置之周行，则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泽，其于人国，重固如此也。”第四，强调农桑、学校乃治国要道。他例举尧、舜治国达于“庶绩咸熙”正在于他善用稷、契，以“稷播百谷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如此则“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国势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农桑、学校“此辅赞尧、舜之实也。“在兴学校方面他主张“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第五强调国家安定，百姓各安其业的重要性。

许衡十分推崇朱熹关于“小学’、“大学”为学之序的思想，认为二者在人之为学受教之中，各有其用，缺一不可。为此他曾专门撰写“小学大义”一篇。文中说：“古者民生八岁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岁，白天子之元子，众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学大学所以分也。当其幼时若不先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心，养其德性，及年长若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先之以小学者所以立大学之基本，进之于大学者，所以收小学之成功也。”在他看来，这正是“三代盛时，贤才辈出，风俗醇厚”的基本原因。然而千百年来，学者以已意为学，以至“其高者入于空虚，下者流于功利，虽苦心极力博学多闻，要之不悖于古人者鲜矣。”他认为，虽经唐韩文公引《大学》节目以为为治之序，又经北宋伊洛先生，表彰《大学》一篇，发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但直到近世朱子，方才以孔门圣贤设教为学之遗意，参以《曲礼》、《少仪》、《弟子职》诸篇，辑为《小学》之书，意义重大。因此，在他从姚枢处抄录《小学》之书后，认为人之为学必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小学》为始，并“悉取向来简帙焚之，使无大小皆自小学入”。在他给儿子师可的信中也曾说道：“《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使令讲习，望有得于此，他书虽不治无憾也。”许衡如此强调《小学》，实际上是在强调朱熹关于洒扫应对的日常工夫，以为这正是理学的入门和要津。

许衡的教育思想，是以道德教育为主的，而其道德教育思想是在他的理学心性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他的《语录》、《小学大义》、《小大学或问》、《朋明德》等著作中，反复论述道德教育目的就在于“明伦”，“复理”。《小学大义》指出：“盖人之良心本无善，由有生之后，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安作，始有不善。“因此圣人设教，目的在于“使养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通过教育“其上者可以入圣，其次者可以为贤，又其次者不失为善人。”他还十分强调“明伦”’认为“人之赋命于天莫不各有当务之则，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乃所谓天伦也。三代圣王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天下者无他，明此而已。”在他看来“明伦”，是维护统治的第一需要。他说：“盖人不能明之伦理，则尊卑上下，轻重厚薄。淆乱而不可统理，其甚者至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妇长幼朋友各不居其夫妇长幼朋友之分，岂止淆乱而不可统理，将见祸乱相寻，沦于禽兽而后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伦为教，而学者必以明伦为学。

在《明明德》一文中，他从理论上对此问题进行了更为充分的阐述。认为人性先天赋有天理、明德，这是人皆有的本然之性，但先天之性也受到气的清浊不同的影响。人性受生之初，所禀之气即有清、有浊、有美、有恶。禀其清者则为智，禀其浊者则为愚，禀其美者则为贤，禀其恶者则为不肖。全清全美，其明德全不昧，谓之圣人；全浊全恶，明德全昧，谓之恶人。清美之气所得分数，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数；浊恶所得分数，便是堵塞了的分数。每个人清、浊、美、恶分数不齐，多寡不一，所以人的品质便千差万别，等第悬殊。这种区别，大体上可分做上、中、下三品：“明德在五分以下，则为恶常顺，为善常难；在五分以上，则为善常顺，为恶常难；明德正在五分，则为善为恶，交战于胸中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则明德长而为善，外有恶言恶言助之，则明德消而为恶。”然而，这种生来所禀之气是可以变化的，“物其清者可变而为浊，浊者可变而为清，美者可变而为恶，恶者可变而为美。”导致变化的条件是“纵情欲则清美变浊恶，明明德则浊恶变清美。”由此他得出结论，教育功用全在于变化气质，去其昏蔌，复其明德，识见天理。他说：“圣人哀怜故设学校以变其气，养见在之明，开未开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圣人立教之本意。”这种观点显然是程朱理学“复性”之说和“存天理，灭人欲”教育思想的具体表述和发展。

许衡根据理学教育变化气质的原理，在道德教育的原则、方法上提出持敬，谨慎、审察的主张。他在《明明德》一文中认为“为学之初先要持敬呢”，“天下古今之善皆从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恶皆从不敬上生”。怎样才能做到持敬？他指出：“敬则身心收敛，气不粗暴”，“敬而静常念天地鬼神临之”，“心里长存敬畏”，“戒慎而不敢忽”，“恐惧而不敢慢”，“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虽在千万人中，常知有己”。要惶惶然警惕不善之之念，即人欲的发生，以“存天理之本然”。持敬具体表现就是敬身，而敬身之目有四：心术、威仪、衣服、饮食。有此四目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无施不可”人能依此涵养；达到“主一”自定常存，无私昏蔽。

许衡主张“持敬”，是说当人独处时，其心不接触外物，自然不存在物欲昏蔽的问题。但当临事接物之时，即要采用“谨慎”的方法，《语录》上说，心与外物刚刚接触之时，正是“一念方动之时也。一念方动，非善即恶”，正因为人的好坏善恶常常决定于一念之差，所以必须采取“谨慎”的功夫，即防微杜渐的方法，将不善之念禁绝于萌发之际，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说如何防微杜渐，确实作到谨慎，这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能有“审察”的功夫，这种审察不是向外的观察，而是一个人通过自省自悟的自觉，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标准。只有时常进行自省自悟的审察，人们才能自觉地谨慎、持敬、保持他本然的善。

综观《鲁斋遗书》中反映的许衡的教育观点，不难看出，其理论虽不十分深奥，但却言简意赅、明白质朴、达意而止。它是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将《小学》、《四书》敬信如神明，而且把教学内容扩及到子史、算学、星历、名物、兵刑、食货、水利等方面，帮助学生掌握“治生”的知识和本领；不仅强调“明伦”、“复理”为教育目的，而且吸收陆学之长，强调“本心自悟”，反映出朱陆揉合的倾向，实为明代王学产生之桥梁。他在为设教方面所做的贡献，正如欧阳元《许衡神道碑》中所做的评述：“其为学也以明德达用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养性为要；其事君也以难责陈善为务；其教人也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始，精义入神为终，虽时当枘凿，不少变其理距也。”充分说明，许衡所著《鲁斋遗书》是对元代教育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著作。

2020年10月30日，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