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庙宇的正殿都是坐北朝南，而鲁班庙却是坐西朝东，非常奇怪，这可能与鲁班爷专门司管营造宫殿、房屋、桥梁等土木工程建设的职能有关。也有人告诉我鲁班庙的正殿坐西朝东符合传统建筑的风水观点，因为阴阳八卦里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方位，分别代表西北、正北、北东、正东、东南、正南、西南、正西八个方位。鲁班爷的大门开在“正东”，是吉祥的“震”位，又属“木”，愿鲁班爷一出门口就奔土建工地，利于土木建筑业兴旺发达。鲁班爷住的房子和前院组合起来为二进院的房屋很有讲究，符合传统建筑“藏风聚气”的风水观点。古人在择地点穴时必选“生气”旺盛的“藏风聚气”之地，很讲究“明堂”，即龙穴之前的空旷之地。明堂有内外之分，紧靠穴前的平地为内明堂，不宜太宽阔，可“藏风聚气”。离穴较远的外明堂要宽阔，以利于兴旺发达的长远发展。鲁班爷住的正殿前为一个小院，是“藏风聚气”之地，而远于正殿是一个宽广的大院和大门，大门与门前斜坡形成一个喇叭形状的开阔地带，而且大门高居鲁班胡同的路面之上，符合“藏风聚气”的风水观念，象征着土木建筑业的兴旺发达。

1958年，因为要在鲁班庙占据的这片地面上修建北京市电话七局，我家和这一片的居民全搬迁走了，半大的胡同全没了，从此鲁班庙销声匿迹。

过去京城有“北富南穷”的说法，在南城中尤以龙须沟一带的人最穷，都是靠卖力气和耍手艺养家糊口的人。所以，在鲁班胡同居住的人大多数以五花八门的工匠和做小买卖的为主体。由于鲁班爷就住在这条胡同里，所以有各种手艺的工匠在这里聚集。在我的记忆中先后有木匠、瓦匠、漆匠、铜匠、皮匠、打剪子的、绱鞋的、染布的、拉洋车的、卖豆汁的、烧瓶子的、开洋车厂子的、开煤铺的、摇煤球的、扛肩的、杠房的、拉排子的、卖糖葫芦的、当伪警察的、卖估衣的、卖镜框的、要饭的、工厂当工人的、做行活的、缝穷的、商店的伙计等。其中以制作、修理、经营硬木家具的工匠居多，几乎占了半条胡同都是干这行的。长缨巷四条与鲁班胡同的“交点”以南几乎都是硬木家具作坊。

硬木家具作坊里聚集着不少技术高超、手艺超群、身怀绝技的鲁班传人，他们曾为保护和发展古典家具作出辉煌的贡献。硬木家具作坊一般是前店后厂或前店后寝，前边店堂内摆着各式的八仙桌、太师椅、圈椅、条案、大床、条柜、坐墩、盆景、屏风、帽镜等家具和摆设。而店后是精细木工车间，主要从事旧硬木家具的维修工作，他们从选料、下料、开料、做榫、雕刻、组装、刮磨、打磨等什么活都干。他们将残旧的硬木家具经过他们缺失补遗的手艺加工和精细的保养加工，使旧家具整旧如新。同时也做新的硬木家具。

硬木家具作坊的伙计们经常把木工活就拿到胡同的街面上干。因为我在金台书院上小学，每天总经过这里，他们干的这些活我曾看见过。在硬木家具上打蜡的活他们干得最多也最细，一位木工手持深红色的蜡球，将一块白布包在一个长条形的小木板上，布上抹上蜡就慢慢地磨擦。有的小伙计我认识，他早上就在一块木料上磨擦，等我放学回来他还在这块木料上磨，有时要磨擦好多天。打蜡磨擦好的家具锃亮，都能照见自己的人影，破旧家具经过他们的手，不仅珠联璧合，而且整旧如新。

到这些硬木家具商店里的买主主要是外国人，都有中国人带领着逐个商店参观选购。那时北京的外国人较少，一看见大鼻子、黄头发、蓝眼珠的外国人来了，总爱追着看。接待外国顾客的人一般是硬木家具作坊店的掌柜，也会几句英语，但主要通过翻译来介绍。还有一种人也总跟着外国人走，外国人到哪一个商店他也到哪一个商店，不过他跟的不太紧，总与外国人保持一定距离，这种人就是“扛肩的”。外国人买了家具或盆景等摆设后，他主动要求把货送到家，赚点辛苦钱。

“扛肩的”把家具用棉线绳捆绑起来，家具与家具或家具与绳子接触处，他用纸或布隔好以免损伤。捆好后固定在下边一个横棍上，然后把捆好的家具抬起来，放在脑袋后边的脖子上或肩上，横棍就是他的扁担，这就是“扛肩的”。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干这个活，捆绑家具很有技术。

硬木家具作坊解放后还维持一段时间，1953年的公私合营，私人的小作坊在经营上也发生变化，这类商店越来越少，到“文革”扫四旧，就彻底没有了。

鲁班胡同还集聚集着一些瓦匠，油漆匠，当时从事这行业的人在鲁班胡同虽然不太多，但在京城遍地都是。鲁班胡同的瓦匠，油漆匠，具有独立承当盖房子的组织能力和基本工具，只要他们出面组织就能邀集不少瓦工、木工、油漆工来。并对建筑工程的设计、管理、工艺很有一套办法。

鲁班胡同的铜匠主要是制作铜包页、铜锁、铜钌铞儿、铜合页，装饰在硬木家具的箱子、柜子上。我家对门的崔掌柜就从事这行，家里有四五个铜匠干活。屋子中间有一个大长方形桌子，铜匠们围桌而坐，每个铜匠面前都有一个70多厘米长的大钢锉，锉的两头尖尖的，一头插入直径4至5厘米，50多厘米长的圆形木柄中，另一头插入手握木柄中。整个大钢锉有一米多长，放到大木桌上。每个铜匠在桌上都有一个木质操作台，大钢锉由手柄的这一头放在操作台上，另一头把长木把插入对面桌边缘上的铁环里，使铜匠在锉制铜部件时，大钢锉不会乱跑。另外，他们还将一些碎铜放在大锅里冶炼成铜液，制成铜薄板或铜铸件。铜匠们首先在制好的铜薄板上，用规尺刻画出所需的铜部件轮廓，然后用小凿切割出来毛坯，再用大钢锉将表面和边缘打磨光滑，最后用擦铜液打磨光亮。

皮匠当时在鲁班胡同也不多了，我家东屋的翟大叔就是做皮帽子的皮匠。他把整张的兽皮买回来，先鞣皮子，即用栲胶、鱼油等把兽皮的皮板柔软，然后用特制的钢针，将兽皮的皮板朝外绷在木板上并晾干。之后再用黄米面清洗兽皮的皮毛，并用两根细棍不断敲打，使之皮毛光洁、松软、明亮，并用钢针梳子梳理皮毛。由于兽皮在不同部位的皮毛长度、颜色、光泽均不一样，翟大叔就用特制的割皮刀将兽皮割成若干小条，再把皮毛长度、颜色、光泽基本一致的皮毛小条，用线拼接起来成为一个帽扇。由于他主要任务是拼接成一副品质高的帽扇，仅将两个小皮条的首尾和中间处用线缭上几针，其余大部分是空着的，将空着的皮毛用线缝起来，这叫“缭皮子”。而“缭皮子”是由皮毛技术要求不是很高的女工完成，但要求针脚的深浅一致，针与针之间的密度较高且均匀，我母亲经常承担这个任务，用缭皮子的收入贴补家中的生活。缭好的皮毛帽扇翟大叔还要在皮板上喷上水，再次用特制钢针丝绷在木板上晾干，就可以做皮帽了。

鲁班胡同还有一个“杠房”，位于鲁班胡同与后池胡同相交的路口。“杠房”有一个库房，存放着举办红白喜事时使用的轿子、轿杆、抬杠、棺罩和彩衣等。

在办喜事时，将轿盖、轿座从“杠房”里取出来，在鲁班胡同的街面上给轿盖、轿座分别穿上各式彩衣，组装成花轿。把5米多长轿杆从花轿的两侧串过，在轿杆的前、后两头，再用简单的绳索、大杠和小杠组装成八抬大轿。

办丧事抬棺材用的杠子种类较多，粗细和长短不等，最粗的有大碗口那么粗，细的和胳膊一样粗细。长的大抬杠有七八米长，小的抬杠有一米多长。杠夫们用两根大抬杠和两根中型抬杠捆绑成长条的井字形，井字中间是放棺材的地方。然后再用简单的绳索把若干个中、小抬杠，在井字型大杠周围捆绑成24人抬的大杠。棺材上覆盖一块绣有各种图案的红色盖棺布。比较讲究的事主还要在棺材外边罩上棺罩，棺罩外形为长方形的伞状，并给棺罩穿上素净颜色的彩衣，非常隆重而有气魄。轿夫和杠夫穿上杠房统一制作的标准样式服装，像轿夫脚上穿千层底的黑鞋白袜子，下身穿扎裤腿的青布裤子，上身穿蓝色长衫，长衫上绣有吉祥如意的图案，头上带一顶有花饰的毡帽，轿夫穿戴起来十分精神。杠夫的衣服与轿夫大致相同，就是杠夫所穿长衫的颜色是绿色，上边点缀着黄、白、蓝的圆点，也组成图案。轿夫腰缠红色腰带，而杠夫的腰带是麻绳。办事时轿夫或杠夫们的行动，由轿头或杠头指挥，走的步伐十分整齐。为了使花轿抬的平稳一般走的都是小碎步，挺胸抬头一手扶杆一手叉腰，走起来既精神又好看。而且走起来前呼后应，说的是一般人听不懂的行规话。当时在鲁班胡同周围聚集着很多抬轿、抬杠的穷人。

鲁班胡同的“染坊”紧挨着长缨巷四条与鲁班胡同“交点”以北的胡同东侧，占地很大。四周用高高的围墙围起，里边用大杉篙搭起晾晒布匹的架子，院内到处都是大染缸。

鲁班胡同还有不少做小买卖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鲁班庙北侧的平房里，有一对老夫妇专门卖豆汁。老夫妇熬豆汁很有技术，他家是专用沙锅熬豆汁，豆汁开锅后多次添加生豆汁慢慢熬，为的是把生豆汁中多余的水分熬掉，又保持满满一锅的豆汁。他家熬出的豆汁又稠糊、又甜酸可口，非常正宗。刀切的各类咸菜丝甭提多细了，再泼上辣椒油撒上点芝麻非常好吃。老两口一般都推着豆汁车到桥湾大街上去卖。豆汁锅连火炉放在车把的前边，豆汁一直是热的，喝起来烫嘴才够味。车的中间摆着码的高高冒尖的各式咸菜丝，旁边放着焦圈、筷子、蓝边大碗和白色小咸菜碟等。车的两边用合页钉上两块长条形的光滑木板，豆汁车停好后放下两边的木板就算作桌子。再带上几条板凳，夏天还用木杆支起一个白布棚子，全齐了。老头用那洪亮的嗓子张口一喊“豆汁开锅”，买卖就做起来了。

鲁班胡同还有一些靠卖力气干活挣钱的穷人，大家在一起和睦相处，像鲁班那样相互帮助，勇于上进，生活的十分和谐，至今让人怀念。

1958年电话七局占用了鲁班庙一片的地方，鲁班胡同大半个胡同没了。据说当年剩下另一半鲁班胡同的住户也要搬迁了，鲁班胡同将彻底没了。今后会不会看在鲁班爷的面子上，在这地段上再保留鲁班胡同的地名，很让我们这些鲁班胡同的老住户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