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18岁的鲁藜护送病危的父亲回乡。父亲不久就病逝，经村人指点，鲁藜报考集美乡村师范实验学校。在这里，他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同年8月26日，鲁藜在厦门《江声报》副刊上发表了自己的散文处女作《给母亲》。

1933 年1月，师范学校因学生参与革命被国民党封了。他在同学陈剑旋的介绍下，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等革命组织。1932年5月20日，鲁藜因参加纪念“五卅”运动宣传队被捕，关在同安城关警察局几个月。而后，又因配合1933年的“福建事变”， 鲁藜受命组织了农民革命武装力量，遭到警察围捕。在逃亡途中，跌伤了腿，隐匿到厦禾路一位远亲家中避难。

1934年，鲁藜来到上海郊区宝山县乡村“山海工学团”分团教书。早就对文学抱有浓厚兴趣的他，一边教书，一边创作，在“左联”主办的刊物上，以鲁藜、鲁加、奴隶、小犁等笔名发表作品，开始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

1935年秋，鲁藜经作家司马文森和周钢鸣介绍加入了“左联”。1936年6月19日，由“山海工学团”地下负责人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鲁藜被组织指定为青年警卫员，常在夜里护送当时名叫蓝苹的江青到市内排演话剧《大雷雨》。有一天晚上，他们遭到两个戴墨镜的特务的跟踪，鲁藜示意江青从里弄溜走，自己走大路引开特务。当特务追上鲁藜时，江青已成功逃脱。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交集，“文革”时，鲁藜吃尽了苦头。

1937年，鲁藜奉组织的调命，前往安徽蚌埠、安庆等地做民众教育工作，又辗转往武汉指导汉阳兵工厂的抗战工作团。1938年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来延安后不久，鲁藜也成了家，他的夫人王曼恬是毛泽东的表侄女。这位上海美专的女学生，从上海一路追随鲁藜奔赴延安。

1938年7月，鲁藜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同年秋创作组诗《延河散歌》。这些诗歌表达了对革命的向往和对献身者的赞颂，1939年秋天在重庆的《七月》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传遍世界的福音”。鲁藜由此声名大震，饮誉诗坛，从此被认为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人 物之一。

1939年下半年，鲁藜和周而复、杨朔等一批文化人奉命去晋察冀前线，深入太行山根据地，写出了《青春曲》《红的雪花》《醒来的时候》等名篇，受到了闻一多、朱自清和艾青的赏识和称道。

1942年，鲁藜参加整风后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期间，他写下了另一篇代表作《泥土》，成为传世经典之作。

鲁藜虽然个性温和如水，内心却炽热似火，永远秉持着一颗燃烧的心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军旅的战斗岁月里，他以笔为枪，写出了许多号召奔赴战场的诗，成为鼓舞一代人战斗的强声。

1949年9月，在天津市首届文代会上，鲁藜当选为作协主席，兼任文化局党支部书记、中国大戏院经理等职，并主编《文艺学习》月刊。

1951年，他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回国后发表了不少反映抗美援朝的诗文。几年间，出版了《毛泽东颂》《星的歌》等五部诗集，堪称诗的大丰收。

正当鲁藜的创作喷涌而出的时候，1955 年，他被定为“胡风集团” 的“骨干分子”，从此经历了长达二十六年的屈辱岁月。

“胡风事件”时，已和鲁藜生有两男一女的王曼恬，却在他入狱一年后宣布与之断绝关系。而在“文革”中，江青的一句“鲁藜还活着啊”，又让他遭遇了无休止的批斗游街，差点死于非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鲁藜获得了平反，任天津市作协主席、北京《诗刊》编委等职。此时，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残酷的精神压迫，让他的身体十分衰弱，但他仍以高昂的精神状态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1980年2月，鲁藜以一首《云之歌》，宣告重返诗坛。往后的日子，他又相继在《诗刊》《人民文学》《羊城晚报》等物发表了上百首诗作。

1982年5月，鲁藜与落难时常去农场探望他的刘颖西组建了新的小家庭，他格外珍惜“命运给我的一片晚霞”。

1984年4月，台湾文学研讨会在厦召开，受邀与会的鲁藜，带新婚爱妻刘颖西回到了阔别五十年的许厝村。近乡情怯，老屋还在，他感慨万千，写下了《老榕树》《鹭之歌》《木棉花》等脍炙人口的诗歌。

1999年1月13日，鲁藜因病不幸去世，享年八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