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13 23:09
论辩的魂灵
牺牲谟——“鬼画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
忽然想到
灯下漫笔
杂感
论“他妈的！”
这个与那个
华盖集·题记
一点比喻
送灶日漫笔
无花的蔷薇之二
“死地”
可惨与可笑
记念刘和珍君
空谈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扁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习惯
对于杂文写作，鲁迅怀着一种目的明确的自觉意识，其中蕴含着他的严肃、崇高而执著的思想追求和精神追求。他说过，“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鲁迅的杂文，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批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是“匕首和投枪”（《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鲁迅因为感同身受着中国社会的“弱者”（无地位者，不被承认者、受压迫者）的痛苦，而自觉地进行他的反抗（复仇），他以不断批判来体现自身（包括自己的文学）的价值。他要求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并几乎在现实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发现了这种奴役与压迫关系的延续与再生产，他的批判性也就永无终结。
（二）在“反常规”的“多疑”思想烛照下批判的犀利与刻毒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在于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灵与灵魂，还在于他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它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联结在一起，总是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
（三）杂文思维中的“个”与“类”
勾画“个”与“类”统一的类型形象（“社会相”、“共名”），可以说是鲁迅杂文基本的艺术手段，也是他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鲁迅不是对某个人作出全面评价，而是将某个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他所采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具有普遍意义的某一点，而有意排除了为这一点所不能包容的某人的其他个别性，特殊性，从中提炼出一种社会类型。在这个意义上，读者不熟悉文章时代背景材料，反而是有助于对其实质性内容的把握与理解的。
（四）鲁迅杂文的主观性
鲁迅宣称：我的杂文”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是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这就是说，鲁迅杂文确是由某一外在客观人事引发的，但它所关注与表现的，却是做着自己的主观反应。一切客观人事都是要通过鲁迅的主观心灵的过滤、折射，才成为他的杂文题材。
（五）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无拘而极富创造力的。他的杂文可以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另外，他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仿佛故意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骏的美学效果。
鲁迅杂文不但指出了奴性是我们民族世代相袭的固有的顽症，而且更加深刻地概括出其奴性的特征，即卑怯与凶残。
有几种最为典型的表现：
其一：“羊”与“凶兽”的结合，“遇到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中国人稍有权力，大多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一到大势已去，就温顺多了，满口中庸之道；待到倾败，沦为奴隶，则也处之泰然，津津乐道于顺民的太平盛世。这种奴才，是中国”鹰犬塞途，干儿当道“的屈辱史的产物。
其二，”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叭儿。所谓”诚于中“，指他们做奴才做得心满意足，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甚至”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形于外“和”相“，有不仅是指外貌，乃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而又怡然自得，沾沾自喜，奴才做得心满志得，嫣然如梁启超所说的”心奴“。
其三，知识阶层的奴才。他们对于主子小骂大帮忙，竭力把奴性掩盖起来，以清高的文人自居，不但自己津津有味地当奴才，还不忘”教育“无产者要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爬上去，以以争当候补奴才为人生正道。但是只要旧主子一倒台便振振有词地投靠新的权门。
坟
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的续编
三闲集
二心集
伪自由书
花边文学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附集
集外集
杂文创作，几乎倾注了鲁迅先生的大部分心血。鲁迅先生的杂文对现代传媒中各种评论文体的出现和影响，对杂文创作题材、体裁、手段的开拓，对现代文语言运用的自由无拘、富有创造力的贡献，想象思维的逆向运用和正反的结合可谓影响深远，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鲁迅先生创作后期，他倾注了大部分心血于杂文创作中，可以说，鲁迅先生的名字是与他的杂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中，引起最大争议的同样也是他的杂文。从其生前直到现当代，对他的杂文的肯定与赞赏、否定与嘲讽就从未停止过。尽管一些文学评论家或读过鲁迅先生杂文的读者曾无数次地宣布：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就连他本人也一再表示希望他的攻击时弊的杂文“与时弊同时灭亡”，但事实却是难以回避的，即鲁迅先生的杂文始终为一切关心与思考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人生、人性……问题的中国人所钟爱。鲁迅先生的杂文在现当代仍是中国社会中活生生的“存在”对正在发展的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作用，对现实的中国人心产生影响。它的每一次最新发表，仍能给读者一个针对当前现实而写的感觉。读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觉和发现，可谓常读常新。阅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可以发现它在现当代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尤其是他的杂文对现代传播中各种评论性文体的出现和影响，杂文创作题材、体裁、手段的开拓，对现代文语言运用的自由无拘、富有创造力的贡献，以及想象思维的逆向运用和正反结合可谓影响至深。
1、鲁迅杂文对现代传播的意义
作为一种报刊文体，杂文与现代传播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人们说起杂文，特别是鲁迅先生的杂文，总要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莽原》《京报副刊》《晨报剐刊》，以及20世纪 3O年代的《萌芽》《太自》《申报 ·自由谈》等，这决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是富于现代性的文体；或者说，它是现代作家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它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方式。鲁迅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形式，由地深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迅速地接纳、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做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及时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随着现代传媒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杂文也就更加触及和深入到现代生活中，并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比拟的。正因为杂文与“现在时”的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杂文“魁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对此，鲁迅先生非常自信，他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儿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鲁迅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这种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斟的‘人史”。可以说鲁迅的杂文不仅是现代 中团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哲学、道德、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的“百科全书”，更是对中国现代国民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描绘，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有人甚至说，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国情的中国人；而要了解中国人 ，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杂文这一历史文献。
2 、鲁迅杂文对自由创作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一种叫做杂文的东西”。他还说：“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们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 ’的规定 ，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 ，他就这样写。” 这就是说，杂文是一个未经规范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无体之文。“无体”固然会给它的学习、推广、再产生造成困难，却同时提供了特别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问“以为非这样写不可，就这样写”，一切出于内心 自由欲念的驱动，最方便地表达 自由。可以说，正是因为杂文这种“无体的自由体式”才使得鲁迅天马行空的思想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我们看到，鲁迅是那样自由地飞翔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心理、民俗、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诗的、戏剧的、小说 的、散文的、绘的，以至音乐的… …熔为一炉。鲁迅正是利用杂文这一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确实具有某种先锋性。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正如此，鲁迅的杂文，才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鲁迅杂文的“个人性”，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这一基本特征，利用它可以更直接地与现实对话，也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3 、鲁迅杂文富有创造力的语言运用
与其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尤拘且极富创造力的。例如，在《纪念刘和珍君》里，鲁迅是那样自如地驱遣着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或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旬、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荚与气势，真可谓“声情并茂”。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敛。同时，鲁迅杂文的语青又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讲青对思想的束缚，用以达到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这都是鲁迅为表达自己对外部事物的独特反映、内心世界的“离奇和荒芜”所需要的。在鲁迅杂文中，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示深刻，例如：“有理的压迫”“豪语的折扣”“跪着的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有时他又随意乱用词语，例如，女士们“勒令脚尖”“小起来”，用“一只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这是“大词小用”；君子远离庖厨而大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矣’了”：这是“庄词谐用”；“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是富于戏剧性的”：这是中（英语）、文（言）、白（话）词语对用；“商人……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这是“雅俗杂用”；“诗人”坐在“金的坦克车”上“凯旋”，“教育家”在“酒杯问”“谋害”学生，“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老鼠“飘忽”地走着，那态度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这都是有意的词语配合不当；“好像失去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永远‘国’下去一样”：以名词作动词用，这自然是“明知故犯”；“日‘唉’乎于予蔑问之。
何也?噫嘻吗呢为之障也”，“这确是一条熹微翠朴的硬汉！王九妈妈的凌曾小提囊，杜鹃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儿。嗡然‘哀哈’之蓝缕的蒺藜，劣马样儿。这口风一滑溜，凡有绯刚的评论都要逼得翘辫儿了”：这更是一种“戏仿”，将对语言的偏颇推于极端。 所有这一切，又非事先的精心设计，而是笔到之处，自然流出；待写到兴会淋漓时，就更是无拘无忌地将诸多不相谐的语言顺手拈米，为“我”所用。请看“即使连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低与马其顿乎?——外国也有的！”（《外国也有》）“今年，我竟发现了公理之所在了，……北京巾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么?——Yes，就是这个”（《公理之所在》）“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不过是要给人……‘破颜一笑’，…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奇怪（三）》）。这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人们所看到 的是他对现存秩序（社会、文化的秩序，思维逻辑的 秩序，以及语言的秩序）的大不敬与随意戏弄，以及明知戴着镣铐，仍渴望着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表达的挣扎。鲁迅的杂文，正是集中体现了始终没有走出奴隶时代的鲁迅的叛逆性与异质性。
4、 鲁迅杂文对习惯思维的挑战
鲁迅杂文的思维方式也足非规范化的，他常遨游在常规思维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采取全新的思路。例如，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著名的学术随笔里，当谈到嵇康、阮籍，学术史、思想史上“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这个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时，但鲁迅却依据当时人们所谓的“崇奉礼教”，其实就是借以自利，进而提出了另一种独到的心理分析：真正信奉礼教的老实人对此“不平之极，无计可施，继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于是得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结论：嵇、阮之毁坏礼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潜意识里）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有人著文大加谴责，以为他不该“错杀党人”。鲁迅却提出“异议”，说“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鲁迅杂文的这些分析、论断，常对读者的习惯性思维构成一种挑战，但细加体味，却不能不承认其内在的深刻性与说服力。由于鲁迅的杂文往往具有某种实验性与先锋式，读者对鲁迅杂文的接受，必有一个从陌生到逐渐熟悉、以至由衷叹服的过程。
鲁迅的杂文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或想象力。人们最感惊异的是，鲁迅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物联结在一起：他总是在“行”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这在鲁迅杂文里，几乎是俯拾皆是，从而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基本联想或想象模式。例如，文人雅士的小品文“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与“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小品文的危机》）；“批评家”砍杀杂文的立论与孔雀翘尾巴露出的屁眼（《商贾的批评》）；失势的党国元老与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新药》）；文坛高士的“归隐”与官场俗子的“瞰饭之道”（《隐士》）；庄严的“现代史”与骗人的“变戏法”（《现代史》）等。在鲁迅联想的两端，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经鲁迅妙笔牵连，就达到了“神圣”（之人、之物）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这其实揭示了更大的真实，被嘲弄者（也即自命的“高贵者”）越是不齿于此，越是仿佛被迫慑其魂一般，摆脱不掉。
鲁迅联想力或想象力对习惯思维挑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历史（过去）”与“现实（现在）”联系的独特感受与发现。他一再谈到，“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要预知令夫人日后的风姿，也只要看丈母”，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驰，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尽管在理性层面，鲁迅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信奉着历史进化论，但他直接感受（感觉）到的他的心理与情感体验到的，真正刻骨铭心的，却是这老巾国时间的停滞，历史的循环与过去的重来。正是这历史的鬼魂与现实的活人的“循环叠合”才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另一个基本的联想或想象模式。所以，在鲁迅的杂文中，历史上杀革命党人的袁世凯与现实中屠戮革命青年的蒋介石之间，魏晋时代爱礼教而反礼教的嵇、阮与国民党清党后避而不谈三民主义的孙中山的真正信徒之间，引起种种联想是十分自然的。而当鲁迅在打着“新艺术”的旗号的北京大学学生中看到了“旧道德”的重现时，他便找到了最好的杂文题材。后来，在他的笔下，不断地出现：“新式青年与桐城谬种 ’或 ‘选学妖孽’的喽罗”（《重三感旧》），“提倡白话”的战士与“念出古字来嘲笑后进青年”的教授（《“感旧”以后（下）》），“洋服青年”“拜佛”这一类的意象重叠。如果说前一类“把彼此不相干的事情牵连在一起”的联想给人以荒诞之感 ，那么，这类“新与旧、历史与现实重合”的联想，就让人感到绝望。这与人们所喜好的种种乐观主义的豪言相比，自然显得不合时宜，也是一种不符合大多数人的信念规范的“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