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美籍华裔学者王浩先生在《中国和西方哲学》中称：“鲁迅和王国维都在文学上有很好的作品，但在形式上甚至内容上，鲁迅更能创新，更能超越自己私人的生活。应该说鲁迅作了更多更久的思想家的工作，是一个广义的哲学家。”这是我所读的著名哲学家中，唯一这样称为鲁迅者，所以印象很深。一位以数理逻辑、数学哲学为业的学者有如许的人文眼光，让人佩服。

不过，本书以哲学为题，却丝毫没有将鲁迅作为哲学家研究的意思。以其殊异的生命性情，将其归于任何体制性的“家”都是不尽妥帖的。在不算长的生涯中，他当然也做“家”们所做的事，比如说，也研究学术，也当教师，也写小说，也编杂志，也弄翻译，并且做得很认真，富有成就。然而有如卢梭、尼采，他不愿意以任何一种“家”（甚至包括“文学家”）的角色定位自己。任何一种实体性目标对他都构不成生命冲动，任何一种“家”的成功对他都没有根本性的慰藉效力。他无疑属于那种来到世间就没有准备成“家”的天才。

然而，他又决不是中国历史所熟悉的高蹈者、逍遥者。他讨厌于此，而终生“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守护着所谓人之“自性”的东西。这东西不仅不是任何可以由“家”、“门”、“功业”、“目标”之类所能代替的对象，也不是靠菩提树下求道、面壁千仞地悟道所能济事。他的法子是用“无所有”消解一切实体性希望，孤魂野鬼一般地在一种似路非路的人生之路上，无休止地踉跄前行，以不断的“走”显证其信守。同时，他决不独善其身，而冷静地观察着、洞悟着这个世界，并天真地、不识时务地向世人报告他所独识的、通常是很不吉利的消息，从而把他的“私有财产”或“奢侈品”撒向人间。领受这份财富并不容易，他因此而成为异类。

不管是以苏格拉底、西塞罗等之“学习死亡”，还是以康德追问“人是什么”，以及萨特、海德格尔们之寻回个人“存在”，抑或以中国古代的“致良知”来界说哲学，都可以如是说：在中国本世纪不多的思想人物中，鲁迅当属最具哲学精神气质的人物之列。然而，他不是“哲学家”。

他的精神天马行空，两脚却立于苦难的大地。他禀着高傲的精神情怀，憎恶流俗，诅咒庸众，乃“平均人”或“一般人”之死敌，却同时深深地挚爱着被欺侮和被蹂躏的奴隶，并且自觉地从士大夫中叛逃出来而成为奴隶的朋友。这使他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无法归类的一个人、一个思想者。

反观中国几千年的精神资源，无论如何，鲁迅是一篇独异的故事，一个不曾有过的结构。然而，生活中偏偏就常有这样的事：一个人们自以为最熟悉的人往往可能正是自己最不熟悉者。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鲁迅对于我们就是这样一种人。虽然他已经死了六十年，虽然对他的研究被称为“显学”。

我常常惊讶于这种自明，然而我把自明当起点。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地进入另一个人。所以我对本书的设计，主要是个人性的读解，以便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对这样一个人物变得熟悉一些。当然，我同时也赞同“人同此心”的说法，否则大家就不可以合称为“人类”。因此在写书之中，也含有另一重期许。

正如书名所示，这里所读解的是鲁迅的生命哲学。因它所提交给读者的，是一种生命类型的个案考察。从学术上说，当然也不妨看作生命哲学、思想史的一例个案研究。不过，这一取向，并非通常所谓技术“角度”的选择，而纯然是与鲁迅的相遇所决定的。一个世纪之前，在德、法等欧洲国家出现了“生命哲学”流派。德国的狄尔泰作为创始人，首次使用“生命哲学”一词。这种哲学对本世纪的中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的柏格森在“五四”前后就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名字，很多派别的学者与之有关。然而本书的取名与此无关，也不准备重拾这些历史的话题，虽然二者在实际上不无联系。这里所谓“生命哲学”主要是一种范围上的限定。无非是说，它所求解的，是鲁迅对生命的一种哲学态度。就事论事，别无深意。

生命哲学最好的相遇方式是无言，尤其是不宜作理论逻辑的铺张。这也许是此类性质的对话不同于其它学术研究的一个地方。笔者本来愿意像很多读书人那样，与书本神交，如是足矣。无奈一个以职业谋食者，不管愿意不愿意，必须“完成工作量”，必须有“学术”、“理论”的阐述，而且必须形成“著作”。更无奈何的还在于，自己无法彻底切断对“概念木乃伊”的偏好；我对它的恨与爱同在，并在总量上相等。

一旦有了这许多矛盾、杂念和人性上的弱点，在体式上就注定免不了“妥协”、变通和后现代主义者反感的结构性制作。我已经尽了努力，以便与述说对象大体保持一个相谐的风格。但我知道没能做到这一点。比如说，中国既有的话语模式显然不够支持对于鲁迅的阐释，为了帮助理解，不得不涉及到一些西方人物，不得不借用他们的一些学术概念。我相信，这样做在精神总体上未失大端，但有时难免损却原旨。从学术言，这种相异是应该辨析的，然而，倘若过多过细地说明或注疏，又会节外生枝，拖泥带水，把题旨冲淡，让人不知所云。因此，只好两弊之中取其轻。

如上都是我的不彻底处。开脱着说吧，也是“学术”或语言本身的短处，甚至是生而为人的麻烦。我无法彻底克服其弊与烦，彻底克服很可能就会同归于尽。我显然做不到这样洒脱，至少现在。何况同归于尽根本就不是一种选择，而是整个取消问题本身。我只希望读者不要过分拘泥于本书的言述方式或结构，一如后文要提到的：将其当作过河即拆的桥。

第一章终极的消解与眷注

一、一个前导性话题

二、“中间物”辩

三、生命——时间观

四、“消解”，而非“勾销”

第二章古今中西之间

一、中庸之道

二、逻各斯主义与道

三、新神思宗

四、佛缘

第三章自由与他由

一、“朕归于我”

二、“惟此自性，即造物主”

三、“众数”与“物质”

第四章自律与他律

一、不能含糊的“声音”

二、“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

三、沉沦与“忽然惊醒”

四、声发自心

五、良知：存在论的和价值论的

第五章勇气：出死入生

一、价值与勇气

二、“无所希望”

三、拒绝逍遥

四、创作的慰藉

第六章苦难与爱

一、第二视力

二、摩罗：为爱而反叛

三、伟大的俄罗斯

四、以流血的心去爱

五、“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

第七章毁灭中的大欢喜

一、双重的被告

二、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

三、意志为死亡立法

四、人生的路

五、关于崇高的判断

第八章盛满黑暗的光明——读《野草》

一、梦与人生

二、深渊的梦魇

三、例解

四、叫出无爱和无所可爱的悲哀

后记

本书的思想当然酝酿已久，然而它的写作来于一个很偶然的推动。

1996年在上海开会，朋友孙郁和我聊天，说他一直注意着我鲁迅研究，但觉得不好捉摸，至今没有从中理出一个思路。这个说法使我很有些惭愧不安。

人都有天性，我的天性是很多事能不干就不干或能拖则拖。文章有没有读者、销路怎样之类的事我一向不怎么挂心。一个作者没有权利也不应该要读者注意你。你说你以为然的话，别人听他以为然的道理；倘若互不搭界，于己于人，都没有必要认真。但是，倘若真心关爱着你的读者朋友为你失望，却心安理得，无动于衷，这恐怕多少也有点问题，说不过去的。正好此后没事，于是下决心写一组论文，尽可能通畅地把自己的思路检讨、梳理一下。几个月下来，竟一气写了六万余字的《鲁迅世界的哲。学读解》，连载于北京的《鲁迅研究月刊》。发表到“之五”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培元先生来电话，希望在此基础上，充实一下结集出版，尤其嘱我最好对《野草》作一些解说。这样，我只得有头无尾，中断连载，按照著作结构来重新布局谋篇、遣词造句……这就是本书的来由。

所以这本书得首先献给孙郁、王培元二位先生。没有他们，这项工作显然至今还归在“能不干就不干或能拖则拖”之列。文字远播四方，对己对人并非一定就是幸事，然而得到友情却肯定是幸事。

据说，写书一般都应有假想读者，然而一直到此刻，我也不知自己讲话的对象应该定于谁。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生命哲学有关。这是我写作中常想到的。所以我的对象很渺茫。就像一个望着天花板或者墙壁发言的演说者，我只有尽可能平实地说着自己的话，平静地求解着我的对象（当然也在无意中塑造着我自身的经验）。不过眼前也不时闪现十几双（为师的和为友的，活着的与死去的，相识的与不曾谋面的）殷殷相劝的眼睛，这倒是真的。这些眼睛流泻出来的关爱之情和期待之光，在慵怠之中曾给我以鞭策，甚至在某些章节还影响到了我的叙述方式。所以我不能不献给他们。也许，他们中有人读后会摇头。这不打紧，为什么一定要点头呢？为什么一定要别人同意你呢？

这些眼睛有多大的读者代表性，很难悬揣，我想多少总还会有一些的吧。这十几双眼睛以前不就是陌生的么？那么好，就连同我的感激，一起奉献给他们——我的新朋友，我的新读者。

弄这样一种跨时空、跨学科而且是生命哲学性的著述，超过了我的境界和能力。仅仅是想到这工作得有人做，于是也就做了。其问题不难想象，对此我不想多说什么逃脱责任的废话。自制的果子只能由自己吞食。无论它苦还是甜，涩还是酸。然而由于天生的粗心（我相信是天生，因此我常怀疑是否适合于学术研究），加上结稿期电脑屡屡捣乱，对技术上的错误虽然下了比行文痛苦十倍的功夫，仍然事倍功半。到了最后，夫人看不过去，不得不援手鼎力而救正之，举家合围，但恐怕也难免有不少漏网者。为此造成的差错，敢请读者鉴谅。虽然它同样由我负责。

著者

1998年11月15日

王乾坤，祖籍山东曲阜，1952年生于湖北天门，从小在乡下长大。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省直机关，一年后，即调至武汉市社会积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现任该院哲学所研究员、所长。能标志十多年来研究路迹的著述有：《论诡辩论与辩证法的同一性》（1982）、《论人道主义之争的方法论分歧》（1983）、《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理性与情感的分裂》（1987）、《离开了个性自由无以界定“五四”传统》（1989）、《思想家的鲁迅》（1992与人合著）、《由中间寻找无限》（199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