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风帆，转眼驶过了35年。1981年9月，在西安举行的鲁迅一百周年诞辰的学术报告会上，我们看到一位中年人在讲台上宣读学术论文，受到与会者，特别是老一辈鲁迅研究家的称赞。从相貌上不难辨认出他就是当年投奔解放区的那个中学生，只是两鬓霜白，身体微胖，举止动作也俨然是一位学者了。

他就是鲍昌。从一个高中一年级学生，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市美学学会会长、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这是一条多么艰辛的路。

“在痛苦的岁月里早熟了”

鲍昌，曾用过白桦树、李兰陵、谷梁春等笔名。他于1930年1月21日出生在沈阳的一个在社会动荡中不断破产的家庭。他的曾祖父本是山东胶县的一个石匠，在前清的饥年馑月里，逃难到辽宁的凤城县农村。他的祖父是个佃农，但他的父亲却当了军人。20年代，成了东北军张学良属下的少校衔军官。母亲读过中学，爱好文学。1931年9月，鲍昌出生的第二年，就发生“九﹒一八”事变。全家随军移居北平。

鲍昌在上小学前，也曾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日子。那时他父亲在北平军分会里有个小差事，能在北平租几间房子住，生活还过得去。“七·七”事变的前一年，父亲因患伤寒病而退役，全家很快就陷入了困境。父亲病愈后，依靠摆小摊为生，成了谋业无门的城市贫民。“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语）。鲍昌在少年时代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在北宏庙小学里，他是个贫寒的学生，对于那些“有钱人”，本能地怀有敌意。特别是他作为一个关外流亡者的子弟，心田里早就滋长了鲜明的民族意识。所以，在考中学时，尽管他一向功课很好，完全能考上敌伪的公费学校，他却宁愿考进辅仁中学这样的教会学校，也不愿去受敌伪的奴化教育。辅仁中学是个贵族化的学校，学杂费比较昂贵。好在鲍昌每学期都能考中前两名，得到免费待遇，才得以坚持学习。

鲍昌从小就很聪颖，学习也很刻苦，并且对文学怀有极大的兴趣。家里没钱买书，他便到西单商场的旧书摊去看“蹭儿书”，为此常遭到卖书掌柜的白眼。进中学后可以到北京图书馆看书了，他几乎把所有的节假日都消耗在那里．早上，图书馆大门一开，他就抢先进去，一直看到闭馆。中午休息时，就着馆里供给的白开水，啃自家带来的窝头、咸菜。偶尔也到附近的小饭摊上买碗老豆腐吃。生活虽然清苦，但他感到乐趣无穷。几年之内，他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冰心、朱自清，以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雨果等中外作家的名著都涉猎了，还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在小学和中学里。他写一手好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讲评，有的还登在《小朋友》杂志上。邻居中有个年近古稀的前清秀才，见他聪慧好学，就教他写旧体诗词。他写了这样的诗：“青鹰傲空角，白虹行日周。万里挟奇物，披风列殿游。呵斥若雷动，挥刃若光流。奇计虽不中，一笑成楚囚。”“明纛飞门外，与子共赴仇。磨骨长城窟，漂尸深海沟。从容忘生死，乃在家国忧……”“诗为心声”，这些诗虽然模仿了阮籍、左思和刘琨，但也不难看到这个风华少年的抱负和志向。

鲍昌读书的兴趣是广泛的。文学之外，他也爱好历史、哲学和其他的一些“杂学”。在他读到初中三年级时，就把《万有文库》中三分之一的书籍浏览过了。他几乎没有和同学们玩耍的时间，顶多是在“黑猫足球队”当个守门员；或者有时参加学校合唱队，演唱几支象《菩提树》、《你怎能忘记旧日的朋友》之类的外国歌曲。

1945年日本投降时，鲍昌15岁了。他原来对“大后方”还抱有幻想，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胡作非为，美军吉普车的横冲直撞，加上物价飞涨，百业凋零，使他大失所望，政治上愈为早熟。这年秋天，他读到《民主》、《文萃》等进步书刊，开始倾心“山那边的好地方”了。他自己办了一份壁报，贴在教室里，第二天就遭到级任老师的制止。对此，他并没有心灰意冷，又和几名同学秘密组织了“北国青春学会”，还借了台油印机，编印了六期题为《反攻》的小报，大都是政治抗议性的内容。不料这事被训育主任察觉。训育主任的威胁、恐吓，不仅没有使他屈服，反而更坚定了追求光明和自由的信念，于是他离家出走，决心投奔革命，哪怕是前途充满了艰险。后来鲍昌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不无感慨地说，“政治上，我是在痛苦的岁月里早熟了。”

“生活是绝对命令”

到达张家口后，鲍昌被分配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刚学了几个月的政治课，自卫战争爆发了。他随着学校从张家口辗转地撤到了冀中。在这里没上几个月的课，便到农村参加土改。他带着一把“独一角”枪，和区武工队员一起搞武装土改，也曾在荒僻的山地和政治土匪打过几次遭遇战。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磨练了他，考验了他，于1947年8月1日，他被接纳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这段生活经历，似乎与他上中学时想当个文学家的宿愿无期相遇。然而，他行军、战斗过的漠北沙幕、太行烽烟、滹沱激浪、平原晓日，却使他读了一部“无形的书”。这不仅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而且开拓了生活视野，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跨到新时代来，鲍昌开始写“有形的书”了。

1949年1月15日，鲍昌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起初，他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不久又被调到文艺团体中当队长和政治指导员。1951年，21岁的鲍昌担任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生活逐步地安定下来，他的创作激情又萌发了。从1949年5月起，他开始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诗歌、剧本、散文和评论，到1951年出版了剧本集《为了祖国》。1953年和1955年又出版了一个短篇集和一个评论集。于是，1955年5月，他被调到天津市文联，担任文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接着又担任了《新港》文学月刊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新港》文学期刊的名称就是他取的）。

50年代初期，鲍昌的行政工作很忙，但他仍然挤时间，深入生活，去读那本“无形的书”。他曾率领文工团，多次到农村、工厂、部队，以及抗美援朝前线慰问演出；也曾几次请创作假，到厂矿企业、基建工地去体验生活。1954年，他到内蒙草原上的勘探队生活了八个月，回来后写了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青青的草原》。

1957年，他的长篇小说和另外两个集子已经付排，突然一场政治风暴卷来，他象一现的昙花，从文坛上消逝了。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农村、农场劳动了五年。1962年被调到天津市文学研究所，搞文学研究。但只有两年多，就被派去搞四清运动，后来是“文化大革命”，进干校劳动。1969年又被下放到天津地毯厂，当了五年工人。命运迫使他在痛苦的条件下，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侘傺的生涯，可以使人毁灭，也可以使人奋发。鲍昌选择了后者。1958年他被下放到天津南郊新房乡劳动。这个水田如织的村庄，曾是义和团的一个战场。白天，他累得脖子流汗；晚上，在瓜棚豆架下纳凉时，农民们常向他讲今述古。有一位70多岁的郭老汉，是义和团的一位师兄，给他讲了不少义和团的故事，还鼓励他说：“你不是会写书吗，把咱们这一段写写吧。”老汉的话很使他神往。夜深了，他躺在茅屋里望着窗外的星空，倏忽间，一颗耀眼的流星滑过，触发了他的创作动机。他决心写一部以义和团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要用一双艺术美的眼睛，去观照‘世界苦’的历史”（鲍昌：《关于二三语》）。此后，他就秘密地搜集人民的口碑材料，并利用节假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去借阅文献资料。当时，他头上有顶政治帽子，不能断定何年何月才允许他发表作品，因此他作了“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准备，把自己这项艰苦而繁重的工程当作是“名山事业”。

解放前，其父逃荒至辽宁省凤城县。1930年鲍昌生于沈阳。“九·一八”事变时全家逃难至北平。194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附中。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1月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先在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后在晋东北、冀中等地参加土改。194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春，被调到周扬领导的华北戏音工作委员会工作。1949年1月随解放军进入天津，先后在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华北群众剧社、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从事文艺行政领导工作，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51年出版独幕剧集《为了祖国》。

195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复工》。同年7月调天津市文联工作，1956年2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夏编成评论集《小兵集》、诗集《草原诗抄》、《海河诗抄》，创作长篇小说《青青的草原》。10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天津郊区劳动。1961年“摘掉帽子”，1962年调到天津市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及美学研究，业余创作了10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庚子风云》，同时从事艺术起源和《诗经》的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天津市地毯厂当工人5年。1974年调到天津师范学院，任《天津师院学报》编辑。1979年初右派问题被改正。1980年3月任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同年9月被选为天津市美学学会会长。

1976年10月出版《鲁迅年谱》（上、下册；与邱文治合作），发表中篇小说《三月—四月》，出版《凤诗名篇新解》；修改美学、艺术史专著《艺术的起源》，有中篇小说《神秘果》、《祝福你，费尔马》、《动人的沉思》、《昂星团之歌》及长篇小说《盲流》等。此外，鲍昌写下了大量文艺理论文章和散文杂文，并主编了大型文艺工具书《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所著短篇小说《芨芨草》曾获中国作协优秀短篇小说奖。鲍昌历任天津市文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新港》月刊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党组成员等职。1985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后，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党组成员。

1989年2月20日于北京病逝。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专著《鲁迅年谱》(合作)获天津市社科成果优秀作品二等奖；

短篇小说《芨芨草》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天津市1982年优秀作品奖；

报告文学《阿佤山的雄鹰》获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军事文学奖。

近来文艺界有人谈论“作家学者化”问题，其实，鲍昌就是个学者化的作家。他曾戏称自己是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的“两栖动物”。在他已发表的200万字作品中，文艺理论批评和研究著作约占一半。这固然与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兴趣广泛、涉猎面宽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客观环境所致。50年代初，他在创作的同时，写了一些评论，被国为文艺理论批评的“新生力量”。此后，因报刊编辑部相继约稿，写了不少理论批评文章。60年代初，他在文学研究所研究美学，选择了“艺术的起源”和“诗经研究”两个课题。在两三年间，他就积累了五六千张卡片。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研究工作。1974年秋，鲍昌从工厂被安排到天津师范学院，参加学报编辑工作。于是他又开始了“两栖”生活，一边续写《庚子风云》，一边钻研理论，已经积累卡片12000余张，读书笔记百余万言。那时，他的住房比较狭窄，常常是桌上、床上，乃至板凳上，摆满了笔记和卡片。他每天伏案时间都在十小时以上，在一首七律中他写道：“司理芸编是素心”，这恐怕是他人生的最大乐趣了。

正是在这种境况中，他撰著出版了《诗经》研究的论文集《风诗名篇新解》和题为《一粟集》的文学论文集。此外，还有待结集的百多篇评论、杂文。预计写40万字的《艺术的起源》，现已写出20万字，发表了六万多字。1980年还出版了他同邱文治合编的70余万字的《鲁迅年谱》。可见，鲍昌不仅在创作与理论间是个“两栖动物”，即使是在理论研究领域，他也涉及到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美学等好几个方面。难怪《文学报》在撰文介绍他时，称他是文学上的“多面手“了。

尽管他在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上造诣很高，但他觉得：一个人精力有限，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还需要有个专业重点，以防犯“四面出击”的毛病。他表示，今后要逐渐收缩战线，把重点转移到文学创作上来。《庚子风云》第二部已经发稿，第三部正在撰著中。利用一些间隙，他还创作些中短篇小说。前不久，他的小说《芨芨草》获得了1992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更给他一些鼓舞。当然这不意味着他要与理论研究隔绝了。他说：“知识给生活以翅膀，文学才会更高地飞翔。”即使搞创作，也不能和文艺理论研究绝缘的。他计划挤时间把《艺术的起源》写完。

鲍昌的路是艰辛而坎坷的，但是他却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文学成就。他刚五十有三，心情舒畅，身体尚佳。我相信，象他这样不负时代和人民的作家，定会为人民贡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为了祖国（独幕剧集）1951，晨光

复工（短篇小说集）1953，工人

鲁迅年谱（上下册）与邱文治合著，1979—1980，1984，天津人民出版社

庚子风云（1—2部，长篇历史小说），1980—1984，百花出版社

风诗名编新解（《诗经》论语集）1982，河南中州书画社

一粟集（论语集）1983，花城出版社

神秘果（中篇小说）1984，百花出版社

祝福你，费而马（小说集）1984，花城出版社

二觉集（杂文集）1985，百花出版社

动人的沉思，（小说集）1985上海文艺出版社

盲流（长篇小说）1986，上海文艺出版社

三省集（论语集）1987，花山出版社

文学艺术新术语辞典 主编，1987， 百花出版社

关于《歌唱祖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历来的署名都是音乐家王莘。然而，在天津音乐界一直流传一个说法，即这首歌的作者署名另有隐衷。鉴于对这一史实的兴趣，我辗转读到了鲍昌先生遗孀亚方女士的一份手稿。关于创作过程，手稿是这样叙述的：

“在我的记忆里，《歌唱祖国》这首歌的歌词原作者是鲍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立。鲍昌热血沸腾写了不少歌唱新中国的诗词和歌词。其中就有《歌唱祖国》这一首，曾在某报刊发表过。当时鲍昌和王莘同在天津音工团工作，王莘看到歌词后，很快谱出曲子，以《歌唱祖国》鲍昌词，王莘曲的名义发表。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王莘将歌词的主段部分，主要是第二、第三段，作了较多修改。王莘向鲍昌说明所作改动，当时鲍昌可能对改动有想法，可能又不好拂老同志的意，就说这词就用你个人名义吧。这样，这首歌就成了王莘一人的词曲了。曾在音工团工作过的阎家鸣同志说，他曾有过一盘录音带，一面是他妻子王癞唱的《祖国之歌》，是肖云翔的词曲。另一面是《歌唱祖国》，注明是‘鲍昌词，王莘曲’。这盘录音带上的《歌唱祖国》一歌是转录自肖云翔的一张78转唱盘。肖云翔的这张唱盘上的《歌唱祖国》注明是‘鲍昌词，王莘曲’。我也曾听说过，‘文革’初期，在批判王莘的一次会上，当时任天津文联办公室主任的史如北发言说，《歌唱祖国》的歌词是鲍昌的，你王莘给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