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杰出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说得好：“妇女一同男人平等就比男人强。”其实，鲍西亚法庭取胜仅仅借了一下男人的外包装，还远没有达到与男人平等的地步。透过《威尼斯商人》，我们不难看出欧洲人文时代的文明面纱，无论“善”胜，还是“恶”败，都表现出对法律“玩”的绝招，夏洛克残忍地要割人肉，居然符合法律条文；鲍西亚要达到她的目的，竟采取和现代刑法格格不入的方式──诱骗，将原告不知不觉推向被告席，推向断头台，也是合法的。当然，“你”可以用法律做幌子，把人当牲畜宰割，“我”为什么不可以用法律做掩护，把“你”“文明”地送上黄泉路呢。在莎士比亚那支奇谲多变的笔下，若用“智”的光环去观照，鲍西亚形象鲜明、沉稳、典型，她翻手为云，巧与周旋，才和德的唱和，外显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注定她要进入世界文学画廊而不朽了。

然而，在她不朽的背后，我仿佛又看到了女性人生的沉重，鲍西亚，作为优秀的社会人（这里姑且把“女性”二字隐去），不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法庭办案，而要靠女扮男装，这又是多么可悲。 　原来，人文主义时代所谓的以人为本，平等、博爱，也只是体现资产阶级圈子中以男人为中心的企望和要求。解放了的仅仅是男性，女性则与解放无缘。

由此可以想到，由性别差异引起的性别歧视，即使在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女性长期以来作为男性的附庸，是没多少选择权可以走出其主观人格的低谷的。由此，我很怀疑达·芬奇《蒙娜丽莎》中的人物微笑是发自真心。至多，她可以作为上流社会的某太太，也无法摆脱男人的需要，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从男权世界看，她也只是另样的摆设。既然如此，其微笑又何以发自肺腑呢？倒是当时的波提切利来得实在，他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中的维纳斯，尽管站在贝壳中从海浪上升起，左面的春风之神把春风吹给她，右面的春之神为她献上新衣，可是她的表情不是表现对未来的乐观和自信，相反，却露出让人无法猜透的惆怅和迷惑。其内心恐怕在祈求一个愿望──女性的解放吧。

结婚的故事

鲍西娅按照父亲的遗嘱，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婚姻。谁能够在金、银、铅三匣中选出有她肖像的一只，就可以与她匹配成亲，摩洛哥亲王选择了金盒，而阿拉贡亲王选择了银盒，巴萨尼奥选择了铅盒，巴萨罗奥选择对了，成了鲍西娅的丈夫。

也许恋爱中的女人是盲目的，鲍西娅爱上巴萨尼奥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巴萨尼奥向鲍西娅求婚的理由却实实在在为了金钱。巴萨尼奥是一个没落贵族，浪荡公子，除了高贵的出身一无所有，还欠下大笔债款。他希望得到鲍西娅的财富来还债和维持他奢侈的生活。他不守信用，对爱情不忠，将鲍西娅送给他的爱情信物随意送人。他对朋友不忠诚，滥用安东尼奥对他的友情，让安东尼奥为了他签下危险的契约。当安东尼奥陷入危境，他不积极想办法搭救，只是以空洞的言词安慰自己的良心。鲍西娅富有、机智、果断而有侠义心肠，却对巴萨尼奥谦逊地表白自己，说：“我这一生却是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不学无术、没有教养、缺少见识的女子。”是什么使鲍西娅对巴萨尼奥如此谦逊而倾心呢？鲍西娅相信巴萨尼奥纯粹是为了爱情才向她求婚，因为巴萨尼奥选中的铅盒上刻的话似乎表明了他的心迹：“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萨尼奥的求婚是为了索取，相反是鲍西娅准备把她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巴萨尼奥假惺惺地表示为了爱情而牺牲的决心，实际上让女性不计得失地为男性牺牲一切，这反映了男权社会下男性在婚姻中对女性的期待。鲍西娅牺牲自我时所感受的甘心和幸福，是男性的一厢情愿。在《威尼斯商人》中真正说话的其实分别是拥有话语权而力图抑制女性话语的男权社会和竭力颠覆男权话语的不屈女性。尽管莎士比亚着力塑造一位能力超凡的女性，他仍然没能摆脱男权主义的局限，将鲍西娅的美德限制在符合男性利益的范围之内。鲍西娅的形象反过来又强化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