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刘湘的关照，鲜英仕途无忧，但从行武到入幕，从办报到管厂，他的兴趣已渐渐转往实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鲜英都忙于办厂兴业。直到1935年，贺国光奉蒋介石之命入川整顿川军。老同学上任不久便荐调鲜英回南充，担任第十一区督察专员。期间，鲜英整顿县政，服务桑梓。尤其难得的是，鲜英延聘张澜、晏阳初、梁漱溟等名士学者在南充实践平民教育，鼓舞抗战，将南充搞得风生水起。后因筑路延误惹怒蒋介石，鲜英遂被罢官。当时鲜英因病留居成都，由其秘书谷醒华代行署务。其时蒋介石为便于部队机动以围攻边区，下令修筑川陕公路。四川省政府动员了附近各县民工三四万人修路，民工住宿和生活极困难，冬季一到天寒地冻，很多人病死冻死，加之年关将至，人心思归。谷醒华对民工非常同情，便不计后果宣布放假让民工回家过年。这一事件，让入川督战的蒋介石参谋团大为震怒，着令省府严办。鲜英本来就难逃干系，他还密告谷醒华逃避。事后，鲜英自己被贺国光罢官。此事，也让鲜英下决心离开官场，从此他便定居重庆，专心实业。张澜在南充创办“建华中学”，鲜英出任“掌柜”，负责筹资。他以自己的经营所得，赞助当地教育。进步青年奔赴延安，鲜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他们拿到通行证。事成之后还分赠川资，为之主饯行。

鲜英经历丰富，其同学、朋友遍及军、界、商、学各界。他最大的兴趣不是行军带兵，也不是入幕参佐，而是投资兴业。从最早时受刘湘之托出任兵工厂厂长，到后来弃政从商创办实业，鲜英做实业比搞政治得心应手得多。鲜英极具经营天赋，又善于抓住机会，加上人脉资源丰富，他的实业办得有声有色。1934年，鲜英看准军粮需求必将扩大的时机，果断接手亏折严重、难以为继的复兴面粉厂。作为公司董事长的鲜英，一方面改进技术设备，发展生产，一方面精简机构。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面粉厂的产量、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同时通过大刀阔斧的管理改革，开源节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面粉厂很快恢复生机。不久，因刘湘引兵与红军开战，面粉销量骤然猛增。逢此商机，复兴面粉厂产销两旺，日进斗金，改组后第一年度决算就盈利。大小股东，皆大欢喜。1936年，在张澜的建议下，鲜英联络地方袍哥首领兼商会主席奚致和等在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场，办理全省蚕业改良工作。为示支持，张澜亲笔题“原蚕室”三字，鲜英与奚致和亦为蚕房题书“富国”“利民”四字。在鲜英的主持下，改良场培育出由江浙引入的杂交品种蚕茧。这种蚕茧茧色白，茧层厚，比黄色土茧优良，推广后，生丝质量了明显的提高。为了推广蚕桑，他们还支持私人集股兴办果山蚕业社，发展栽桑、养蚕、缫丝一条龙作业。随着缫丝设备及缫丝工艺的不断改革，南充生丝质量明显提高。在四川蚕丝改良场的带动下，南充栽桑、制种、养蚕、制丝及生丝贸易等迅速复兴，带动了南充农、工、商的发展。一时间，南充在四川，甚至全国都颇有影响力。

鲜英热衷于创办实业，经常需要融资募股扩大生产经营。由于鲜英人脉资源丰富，又极具经营才能，重商守信，他的各色朋友都愿意将富余的资金存放在鲜英处，或者入股投资，或者寄养生息。1943年，熊十力干脆将《新唯识论》语体本的稿酬二万元全部寄放在鲜英处，以便生息。而鲜英也非常仗义，保证熊先生随时支取本息。

早在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任上，鲜英就买下了重庆上清寺旁的一块坡地。坡地坐落在嘉陵江畔，占地70余亩。坡地中央有座小山头，历史上曾经是江西会馆，后来成为客死他乡的赣商墓地。1929年，鲜英夫妇开始在小山头上建房，累年建设渐成“特园”。“特园”的落成，鲜英的夫人金竹生女士功不可没。金竹生虽然文化不高，但是极聪慧。据说，鲜英的大部资金都投在实业上，买完地块后手已无闲钱，金竹生便利用废弃的煤渣制成煤砖售卖，积得资本后建房，然后出租回收建设投资。据其子鲜继平回忆：“（母亲）经赏向工匠请教学习……每到亲友家中询问研究其房屋建筑之特点……整年修房买地……之后房价高则卖、房价低则租。”金竹生女士还设计了“特园”的主体工程“达观楼”。“达观楼”融欧洲风格和川北特色为一体，堪称中西合璧。据鲜氏后人鲜述秀说，是鲜夫人金竹生用煤渣打成煤砖出售，修建房屋出租积累资本，慢慢发展起来的。鲜宅的主体达观楼就是金夫人自己设计的，是一座青砖3层楼房，前后各一个大花园，其他如平庐以第八女继乎的名字命名，一楼一底，坐南朝北，中西式砖木结构建筑，面阔17.9米，进深13.4米，通高13.3米，建筑面积719.5平方米，占地面积239.86平方米。本来是金夫人的姊妹们居住，抗战时期张澜和梁漱溟以及很多名流都曾长住。康庄以第九女继康的名字命名，共4幢3层同样的西式小楼，连体、多棱、尖顶、灰灰的，两两相对，就像两对孪生姐妹。抗战时期冯玉祥、荷兰和意大利的使馆、苏联和盟军的军事代表团都曾借用过康庄。其中3号和4号楼被日本飞机炸毁，后修复。但金竹生女士最让人佩服的，不是商业意识和理财能力，而是开明通达。这个文化不高的家庭妇女，长期以来默默地支持自己的丈夫辟“特园”为“民主之家”。虽然是大户，但鲜家生活却一点也不奢华，鲜英、金竹生夫妇慷慨解囊，承担着“民主之家”不菲的日常开销。

因为长年追随张澜，鲜英也逐渐从一个追求利润的商人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坚定信仰者和追求者。在重庆定居后，因为张澜的关系，鲜英与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交往也多了起来。并在国学大师熊十力的引见下，结识了中共元老董必武。结识了中共元老董必武。熊十力与董必武是黄安（今湖北红安）同乡，熊十力与鲜英同年，又是鲜英儿子鲜继明的老师。三人年龄相仿、性格相似，因此格外投缘。这样，国学大师、职业革命家、民族资本家，三者便成为一个很有意味的组合。当中共中央南方局希望在重庆找一个便于开展统战工作的平台，便于中共与各界人士共商国是时，董必武想到了鲜英和他的“特园”。1938年底，董必武陪周恩来拜访鲜英。当时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为避免麻烦很多人不愿与共产党接触，更不敢给共产党提供活动场所。因此，周恩来旁敲侧击探问鲜英的态度，没想到鲜英坦然回答说一愿意，二不怕。此后，鲜家私宅“特园”便成为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活动的主要场地，社会贤达、进步人士开始频频出入。

鲜英古道热肠，待人接物优礼有加。据许多社会名流回忆，当年贵客盈门，车水马龙，堪称盛况空前。“特园”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金竹生女士回忆说：“当年每天在特园用餐的人很多，最多时上千人。全天开‘流水席’，随到随吃。”那时吃饭，米是从南充用船运下来的，每天都有挑夫络绎不绝往特园送菜。鲜英还聘请重庆“姑姑筵”的传人为厨师，提高鲜宅家宴的品位，独创“鲜味斋”，香飘四溢。鲜英不吝家产，仗义疏财将经营实业的相当一部分所得都投入到了“民主之家”的招待应酬上。深怀感激之情的董必武为特园取了一个名字，叫“民主之家”。大量的开销也让女主人金竹生女士常常感到捉襟见肘，但从无怨言。鲜家虽是大户，但鲜英夫妇却推崇勤俭节约度日，对子女要求甚严，吃饭不能喧哗，若将饭粒掉在桌上，必须捡起来吃掉。鲜家子女从小没有零食可吃，为解嘴馋，孩子们就在“特园”各处寻觅，铁线草、酸茎草都成了零食。因为“民主之家”出入的都是社会名流，金竹生女士对子孙管教严格，说话的声音不能高，不许骂人脏话……金竹生女士还亲自参加劳动，她在“特园”空地广种花草果木，以补充“特园”所需。当时常有衣着光鲜的小姐太太慕名造访“特园”，问鲜太太在不在家。当金女士从地里站起来回答‘我就是’时，访客无不惊愕不解。

有了鲜英的支持，“特园”成了真正的“民主之家”。中共方面的人、国民党左派、地方军政要员、社会贤达人士如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郭沫若、沈钧儒、李公朴、陶行知、黄炎培、柳亚子、冯玉祥、李济深、史良、章伯钧、梁漱溟、邓初民、朱蕴山，经常汇聚一堂，共商国是。张澜在重庆期间都住在“特园”，冯玉祥、张申府、梁漱溟等人也常住“特园”。董必武以“民主之家”的尊号相赠特园，并请郭沫若代其书题。冯玉祥也书以“民主之家”的匾额赠给鲜英。抗战期间，荷兰大使馆、苏联军事代表团以及盟军军事代表团等机构都曾借驻于此，而民盟的总部在还都南京前一直设在特园，鲜英本人则担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重庆支部主任委员。

“特园”成为“民主之家”，更与毛泽东的三次拜访密切相关。1945年8月，国共重庆谈判，作为蒋介石三次电请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当然不宜主动公开与各派人士接触。张澜等民主人士遂建议以鲜英60大寿的名义办宴，邀请毛泽东与各界人士借机会面。8月30日，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来到“特园”，看到匾额上“民主之家”四个大字若有所思。“民主之家”牌匾的两旁是张澜题写的楹联：“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了。”银髯飘拂的鲜英谦虚地解释“民主之家”的得名经过。毛泽东说：“董老起名，冯将军题字，表老赠联，堪称三绝啊！”停了一会，又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要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席间，鲜英献上其夫人亲手酿制的具有西充传统风味的枣儿酒。毛泽东尝过之后，连连称好。宴后，鲜英子女请毛泽东在纪念册上题词，毛泽东想了一下，然后用钢笔写下“光明在望”四字，语带双关，赢得一片喝彩。9月15日下午，毛泽东第三次莅临特园，与张澜、鲜英作长时间密谈。

国民党当局对鲜英恨之入骨，他们在特园四周遍布岗哨，进行监视。那些特务分子还对鲜英及其一家投送匿名信，进行恐吓。有一次，陈立夫的亲信羊宗秀对鲜说：只要你答应关闭特园，不再让中共和民盟使用，就可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鲜英闻言，如受大辱。他愤怒地说：“绝对办不到！”便拂袖而去。

鲜英虽人在商海，但他在川省的个人声望一直很高，他也一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关注和支持民主运动，包括出资支助民主活动、营救被捕民主人士等。1946年5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在即，重庆各界人士100余人举行时事座谈会，鲜英与罗隆基、史良、邓初民等90人发表宣言和发起签名，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李闻血案发生后，重庆各界6000余人在青年馆举行追悼大会。在“民族之魂”四个大字下，须发苍苍的鲜英凄哀悲痛地朗诵祭文，沉痛悼念在昆明为民主殉难的民盟同志。1947年6月1日深夜，重庆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进步人士进行大搜捕，一时间数百名进步人士身陷囹圄。“六一事件”中，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被捕的记者、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及印刷厂工人多达30余人。当时鲜英是民盟重庆市支部主委，事发后，他紧急召集工作人员商讨对策。会后，鲜英立即电告南京民盟总部，报告情况，请示应对办法，但电话刚拨通便被掐断，监听电话的特务恶狠狠地威胁鲜英：“不许通话，不然对你不客气。”鲜英马上利用个人关系找到当时的重庆军政要人，要求放人，但这些昔日旧好却劝他明哲保身。一筹莫展之际，鲜英决定去找梁漱溟先生出面，最终说服宣称不再管民盟事务的梁漱溟在《大公报》发表公开声明，呼吁当局立即释放非法逮捕之‘民主报’全体员工。最后，在梁漱溟先生的干预和斡旋下，包括《民主报》在内的众多被捕人员被释放。事后统计，《民主报》被释放员工中就有近10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之后，鲜英等人又资助、掩护获释的进步人士离开重庆。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驻渝代表和《新华日报》被迫撤退。在最困难的时刻，鲜英和他的“特园”对处于地下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仍一如既往热情接待。这在日益紧张的时局里，显得尤为可贵。

1947年11月6日，民盟总部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而宣布解散后，鲜英的活动转入地下。这年初冬，他秘密地吸收了在淮海战役中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四十四军一五零师师长赵璧光参加了民盟。一些不便出面的工作，则委托其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四子鲜恒去做。

鲜英另外一个大的贡献长期以来鲜为人知，那就是策反杨森守护山城。重庆是西南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工商重镇。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即将其伪中央政府的招牌，匆匆搬到重庆，企图在中国西南大陆上进行最后顽抗。1949年11月下旬，解放军突破国民党渝东南白马山防线，打开了解放重庆的大门。虽然蒋介石本人多次动情地称重庆是其“第二故乡”，但解放军势如破竹，重庆肯定是守不住的。沮丧很快变成疯狂，以蒋介石的性格，好东西自己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蒋下令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在撤离前配合保密局爆破毁城。之前，南京、上海、广州在解放军占领前夕，蒋都命令保密局特务进行大屠杀、大破坏。蒋介石让杨森负责实施毁城计划，杨森虽骨子里反共，但对蒋要他做毁城的历史罪人也是心有不满。“为将重庆完整地接管下来，最佳方法是让安装导火索的人去掐灭导火索”，这就必须加强统战和策反工作，尤其是策反国民党集团上层人物，比如杨森。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历史上杨森虽然是铁杆反共分子，但同样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中，因此要不露声色地接近杨森很不容易。中共方面想到了在川军将领有一定影响的鲜英。鲜英与杨森是同学，在成都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二人同住一间宿舍，杨森还是鲜英“睡在上铺的兄弟”。四川军阀混战期间，二人各为其主，在战场上有过矛盾和冲突，但二人私交甚笃。尤其凑巧的是，当时杨森的最宠爱的女儿正与鲜家五公子鲜恒热恋，杨森夫人与金竹生女士也常以儿女亲家相称。鲜恒在杨家很受欢迎，出入非常随便。

与鲜英有过交情的中共党员苏云急赴“特园”（鲜英在南充担任督察专员时，曾经为苏云弄过去延安的路条，苏云当时还与鲜英的儿子鲜继坚合伙开店做大米生意），将中共方面对杨森的四项条件（保城、救人、起义、捉蒋）和盘托出，希望鲜英通过鲜恒将四项条件传进杨府。鲜英与儿子鲜继坚都赞成护城，但都觉得让没有对敌斗争经验的鲜恒去策反杨森太危险。杨森是出了名的“变色龙”，狡诈阴险、冷酷自私，在利益面前常常翻脸不认人。在撤离重庆前夕，为向蒋介石表“大义灭亲”忠心，杨森亲自下令特务将自己的亲侄女杨汉秀（中共党员）秘密杀害。但保护山城意义重大，鲜英最终同意让鲜恒冒险一试。

鲜恒是进步青年，疾衔“党令”“父命”，前往“渝舍”（杨森公馆）。杨森是个老江湖，虽然表面上对蒋介石言听计从，但对形势他倒也看得很清。杨森保证他的部队撤离重庆时，绝不破坏市区建筑，骚扰百姓，但对后三项条件明确表示无力为之。最后，杨森长吁了一口气对鲜恒说：“请转告令尊，我许诺的事决不食言，也请你们勿强我所难，有些事我的确是想办也办不到。我走后，烦你们关照小妾邓壁如（杨森小老婆），田蘅秋有点私产带不走，累你们代为存放，费心了。”

鲜恒回去向父亲转述了杨森的话，鲜英不甘心，他打算亲自动员杨森再争取一番，于是又马上带领鲜继坚开车冒险再到“渝舍”。车到“渝舍”，杨家正在作撤离的准备，人来人往，现场混乱，而杨森以有要事在办为由婉言谢客。鲜英这才意识到争取杨森起义已不可能。虽然鲜英最终未能策反杨森，但杨森撤离重庆时，倒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手下的20军没配合保密局破坏城市。而且杨森败退前留下密令：第20军军长由其次子杨汉烈继任，并要他相机起义。一个月后，杨汉烈在成都附近金堂县率两个师起义。杨森这个老江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但也算是给自己的家人留了条后路。鲜英也践约守信，重庆解放时将杨森小妾接到“特园”，并为其看护私产。鲜英的做法在人情上无可挑剔，但在政权交替之时保护旧政权的实属不明智。果然不久，鲜英差点就因“窝藏战犯眷属财产”被新政权查办。195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各界人士，看见鲜英，握着他的手慰问道：“重庆解放时，你受惊了。感谢你当年的三次接待，感谢你对民主运动所做的贡献。”鲜英回答：“托主席福，有惊无险，还好。”

其实，说到险，从同情共产党开始鲜英几乎一直都在冒险。解放前，“民主之家”一直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抗战胜利时，军统特务强行租用特园内“康庄二号”洋楼，昼夜监视出入“民主之家”的民主人士。从上清寺到“特园”门口的小商小贩，如擦修皮鞋的，卖香烟的，卖凉粉小吃的，均是特务乔装打扮。鲜家电话也一直被监听。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还在上清寺广播电台大楼上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特园大门。1949年6月，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拟定的一份87人暗杀名单（这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份暗杀黑名单）。不甘心战场上失败的蒋介石妄图利用暗杀手段，对持有不同政见、准备走和平之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等进行“定点清除”。鲜英的名字赫然在列，所幸接到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通风报信（贺国光曾是鲜英军校同班同学），连夜赶往成都再到西昌避难，鲜英才得以幸免。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鲜英荣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窝藏战犯眷属财产”的嫌疑始终紧箍咒一样伴随着他，土改、镇反运动展开后他更加坐立不安。在给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先生的信中，鲜英坦言：“行情不悉，错误实所不免。”后在张澜的复信鼓励下，鲜英决定将“特园”内外房产全部捐给国家，然后举家迁往北京地安门恭俭胡同居住。那是他早年在北海公园附近买下的一座四合院。董必武在重庆市政府呈送的请示中批复：“特园很有纪念意义，要作为纪念馆原样保存。特老（鲜英，字特生）健在由国家照顾，死后由国家安葬。鲜宅权且留下，待特老百年之后，再交给国家做纪念馆。”

在董必武的劝说下，鲜英最终留下了鲜宅。鲜英夫妇赴京后，也时常回重庆“特园”居住。1957年反右运动，是鲜家由盛到衰的转折。《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展文章，点了众多右派分子的名，其中包括鲜英。鲜英多年的侥幸瞬间灰飞烟灭，鲜家也从此开始了担惊受怕的生活。鲜英被划为右派后，其子鲜继坚、女儿鲜继平也相继被评定为右派。鲜继坚曾参与策反杨森，后来香港汇丰银行重金礼聘他任总经理，他坚辞不就，决定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划为右派后，被发配到郊区农场改造，每天挑粪浇地，右派帽子一戴20年。最艰难时，鲜继坚连四分钱的过河船钱都拿不出。为了探望妻儿，鲜继坚只能冒死泅渡长江。更让人喟叹的是连鲜英的女婿徐在庸先生（鲜继平的丈夫）也受到株连，被划为漏网右派，以“有碍首都治安的危险分子”被流放河南18年。即使后来得到纠正平反，也没能抚平鲜继平夫妻内心的创伤。心有余悸的鲜继平夫妻，最终选择了出国寻找安全感。

“一门三右”，让鲜家的政治处境极为艰难，曾经高朋满座的鲜宅也是门庭冷落一片死寂。同时，因为几近裸捐（鲜家几乎将所有房产家业捐献给了国家），鲜家经济上也陷入困境。1959年全国生活用品实行配给制，食品价格上涨，鲜家的生活雪上加霜。大饥荒时期，鲜宅花园中的芭蕉、香蕉树根、枝叶甚至枇杷树皮都成了鲜家人的食物。昔日毛泽东赞赏有加的“孟尝君”，居然沦落到自顾不暇、穷困潦倒的地步。为了活命，鲜家花园改成了菜园，金竹生女士每天带领全家老小“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196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年老体弱的鲜英夫妇从重庆迁回北京。因为没有路费，鲜英夫妇将书房里珍藏的《四库全书精本》卖给了古旧书店。但是到北京没过几天太平日子，政治运动再次找上门来。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之后大批民主党派领袖和成员受到严重冲击，鲜英也没能幸免于难。抄家、游街、批斗接踵而至，当时鲜英夫妇已是风烛残年，连睡觉的床都差点被红卫兵抬走。在重庆，鲜英被市委内定为重点对象之首。市公安局和重庆大学“赤卫军”组成的抄家队进驻鲜宅，在特园内挖地三尺“破四旧”，将值钱的器物、古董、字画，以及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全部查抄封存。在动乱中，“特园”大客厅中的珍贵历史文物《签名轴》从此失去下落。《签名轴》留下了国共两党领导人以及众多名人的签名，也是“特园”历史的见证。镇园之宝“民主之家”的匾额也差点被毁，所幸鲜家人有所准备，事先将大匾额藏在床上当床板才幸得留存。经历了“破四旧”时期堂而皇之的抢夺后，“民主之家”已经空有其壳了。1967年，上清寺街道办要办无线电厂，看中了“特园”达观楼，于是鲜家人被扫地出门。不久，“八一五派”和“反到底”两派武斗，隔江对峙。在激烈的炮战中，“八一五派”抢占达观楼作指挥部。1968年3月25日，“反到底”发起猛攻，“八一五派”抵挡不住，撤退前在达观楼二楼焚烧传单，结果引燃油漆地板。冲天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期间消防队曾冒着枪林弹雨扑火，但被打死一人后只好无奈地撤离。“民主之家”躲过了抗战和内战的炮火，却没能逃过武斗的战火。一把大火将“民主之家”最后的“徒有其表”也摧毁了。

重庆“特园”大火过后三个月，远在北京的鲜英因发烧引发肺炎，在医院逝世，不久金竹生女士也因病去世。一代名士黯然凋零。直到1977年8月，鲜英骨灰才移至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1997年，鲜英夫妇的骨灰一同安葬于重庆歌乐山）1985年，被扫地出门的鲜家后人终于落实政策，得到不足三万元的赔偿，但“特园”早已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