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2-22 18:58
鹿鸣山在中国有三个地方,一是四川通江县鹿鸣山,二是南阳鹿鸣山,三是浙江衢州鹿鸣山。
隐藏在深山的文化遗产
通江县鹿鸣山村位于通江县瓦室镇东部30公里,幅员面积8平方公里。境内垂直高度500——1300米,鹿鸣山鹤立群峰,绵延铺张,山川田畴,村落棋布。前人谓之“白顶辅于左,石隐弼于右,王保从其后,昆仑、鸡峰朝于前,此山君主也哉”!考咸丰十年庚申碑记,此山宋名罗都山,清代建鹿鸣山寺庙,因此更名鹿鸣山,社区亦因此始名。社区因宕江、月滩河阻隔,交通闭锁,长期处于隔绝封闭状态。据载明清以来,社区战乱频繁,“正德庚午而保贼陷之,崇祯丁丑而闯陷之,至嘉庆初而教匪又陷之”。 居民“或受离乡之苦,或罹毁室之灾,甚至刀伤火灾,鹿鸣山下之人其凋敝矣”。境内居民多系清代早期移民,土著仅甘姓一族,其余张、黄、党、程、马姓均系湖广移民。考当地土著碑记,甘姓“发源临江,自始祖游于通土,葬于城之西,柏树坎老龙池山下,传于今九世矣。金溪、板桥口,皆有先人之墓志”,道光《通江县志》存疑甘宁之踪迹,自明代万历己未,诞生第一个进士始,至1912年近三百年间,这里人文蔚起,科第蝉联,先后考取4位进士,4位举人,数十名秀才(贡生),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与追求,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人文智慧,形成了乡土社会人文生态独特的文化遗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即使民国时期,社区依然耕读传家,人才济济,社区居住100余户,600余口,过着诗书为伴,男耕女织,农耕为生的田园生活。三百年发展和积淀,形成了鹿鸣山社区特殊的社会、人文、生态、经济的丰富内涵,“清操苦志,可详治世之书,砥行砺侍,二百载恶习无闻”,“九世同登夫古道。人谓深山僻壤,我云市远民稀,人不受嚣尘。”“深静好思,教养之多方,王言赫赫,身体力行”。遂使鹿鸣山乡土生态文化,玉振金声,千秋彪炳。
良性的乡土社会组织
纵观鹿鸣山的社会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宗法制度下,社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宗教、家族、社会组织、主流社会并行的治理秩序为特征的发展轨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是社区派生其他社会组织的基础,因而社区夫子会、清明会、圣谕坛等社会组织,在社区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在办学育人、祭祖、信仰、社会关爱等方面,与当时的政治组织互为补充,在维护乡土秩序和培育人文精神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在乡土文化积累与传承过程中,社会组织在社区尤为活跃,充当了宗教、宗族、文化、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以修建寺庙为基础,建立了圣谕坛二处,宗教文化在社区深入人心,以致“建熏德斋于庚申,刊书印教,入戒林者十之八九,”“寺观惟然,山下人云连星布,而此山为主,德欤否欤,山神自监也”,所以“入戒林,归大道”,“三皈静守,五戒严遵”,成为社区自觉行动,将信仰和自律变为人神共鉴的主旨,用生命宇宙观去度量人的存在与行为;夫子会集结儒门生员或连接社区家家户户,以社区学校教育(学馆、私塾、宣讲堂)为基础,“时禀五伦八德之义,顽男悍妇,永归淳良”,倡导尊师重教,修齐治平,建立社区助学长效机制,设学田,奖勤奋,助贫弱,有教无类。社区风气“必以仁行,必由义彼”,畅行“谈论书文,解说阴骘,引证人情”的良性互动局面;而清明会则把血缘亲情统率于祭祖的活动中,“为咏歌培来,古墓荒丘枯骸,感而覆冒”。追念先祖,奖掖激励来者,交朋结友的美德和文化,都在社区广泛参与的活动中潜移默化。“重祖宗祀典,集会以笃本源”,养成“孝慈天性,承孝友家风,”“祖置田产,为宗祠祀典”!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祠堂”或宗族在社区的组织管理作用,历史上社区居住着张、黄、党、程、甘、马姓家族,形成了社区丰富的家规或族规等,为乡土社会成长提供了制度性框架,客观上“同乡共井,比闾联守望之情,别派分支,合族昭雍和之好”。满足了社区集体潜意识的文化追求,形成了社会组织道德和文化识别与良性互动基础。
上述社会构架或组织,社区活动有场所,有植根于社区需求的利益所在,有真正的文化内涵,能够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组织工作充分,文化、经济、社会活动相互交融,形成了传统社会中共同遵循的社会秩序。这些社会组织的存在的意义和主要影响,就是用不同文化形式,满足了社区民众的多种责任需求(利人和利己、局部和公益),包括物质与精神层面,行为和心理层面,使人们的内心对社会发展有“真、善、美”的预期,形成的乡土特色的生态文化,无论纵向与横向,都有存续的社会组织责任覆盖,具有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与主流社会、宗族共同构建了社区道德与文化水准,深入人心,形成了传统社会组织良性互动的组织构架。
崇尚自然 保护培育乡土生态环境
从鹿鸣山现存的文化遗留分析,社区乡土生态培育与发展,是乡土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社区人居环境、风水古木、经济生活、墓葬文化的形成与传承过程中,见诸于社区实物,各种文化活动的理念和文献记录。
崇尚自然生态,保护培育乡土生态环境。围绕鹿鸣山的地理优势,“青龙环绕于下,白虎伏藏其间,石壁巍然而袭,五马南归而盘,则又君主之冠冕衣裳文章也哉!张扬社区生态文化,使之形成乡民公识,进而“造神(修建寺庙、祠堂)”和“造景(培育风水)”,“序立排班人济济 栽培地脉是神工”。因而,形成了自鹿鸣山下,沿米家山、独柏树到张家营山脊,沿途古木隐天蔽日的生态景观。尤其是被誉为龙柏树的那株古木,世代被乡亲们尊为神灵,说沿途为这树生出了许多“旗号雨伞”,为其铺垫形色,其势蓊然苍郁,形神兼备,活灵活现,凡往来此地香客,必诧异顶礼膜拜,敬畏守护之责,家喻户晓。与之呼应的天子坟、灯盏田、笔架山、状元冒、五马石、张家营古柏群等,更为这独特的风景增添自然与人文气势,营造出社区乡土生态文化大环境。
“山崇岭峻拱来龙,灵脉宜占此地钟。左右安排君子竹,东西横列大夫松。”这是社区墓葬生态文化象征意义的生态行动。所以各个家族的墓地生态培育,成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因而家族墓地,阴阳有济,古木阴翳,成为社区乡土生态的特征之一。张家营坟茔是社区生态(风水)培育的典型代表,据亲眼目睹者言,张家营祖茔大片古柏林(近十亩),足以显耀这里的昊天厚土,古韵奇观,历来被族人重点守护与敬仰;黄家祖茔内的大楠木树,历经千载,成为这里的树之长者,据说这棵树在1958年被砍伐,供食堂300多人,8口大锅,足足燃烧了一个多月。“文化革命”使张家营古柏群最终被毁。
社区乡土生态的培育,也体现在房屋建筑的风水布局上,从保存完整的传统民居(四十多座)、祠堂(2座)分析,人居环境中的乡土生态培育思想与行动,有共通之处,如栽植竹子要在房前(门前千杆竹,家藏万卷书,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柏树、松树(忠贞不渝,万古常青)要在靠近房屋的四个方向上,牲畜圈舍要远离住宅等,客观上强化了生态培育的实用性功效,极具文化象征意义和健康长寿意识。此外,社区很多民居房前屋后、农田保留的古树,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如柿子树、核桃、银杏等。即使在古木大多被毁的情况下,今天社区依然可见松柏、柿子树的古风。这些乡土看似寻常的举措,是社区真实的乡土生态培育与保护的现实需要,长短结合上做得恰到好处。事实上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化追求,审美情趣和社区的集体潜意识的发挥。进而推及普遍意义上的乡土生态文化的构建与传承。成为社区家族间相互推动的默契,“惜物命贱及蝼蚁,体天心,勿伤禽鸟。”“勿因片善以图功,勿罪上天而媚灶奥”等等思想的扩展,成为社区共同维护,并身体力行的生态思想与行动准则。建构了传统社会多样性的乡土生态文化,客观上培育和保护了乡土生态的良性发展。
让更多的读书人留在了乡间
鹿鸣山社区传统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满足科举应试的同时,让更多的读书人留在了乡间,践行“耕读为本”的思想,用社区丰富的文化建设事业,张扬和传承社区的文明。社区历经三百年,创办社区学校始终是各家族引以为荣耀的追求,即使到了晚清,社区依然保留了近十所私塾、学馆,其中被誉为“巴山书院”的文昌宫,规模宏大,建制规范,成为有保障的社区高等级学校。考教师张载阳墓志可知,先生出身乡土名门,“三代文章登首选,一家芹藻发奇香”,三代人在科场纵横捭阖,三代“府首”而不仕。德才兼备,“非以科第之得,反累余年,特为后人导先路”,因而“循循善诱,约三十余载,其间沐公泽者二百人友,教四方者以百计,屡试列前矛者,不下数十辈,而得其传,以增光者,如赵级亭、徐小楼、张礼堂及汉南李泗章昆季,皆一时俊彦,足为仕林望。”若按当时科举功名来衡量社区教育,可以说传统的乡土教育相当成功,社区有4位进士、4位举人、数十名秀才(贡生、鉴生),科宦名流济济,先哲言行谆谆,社区三百年文治武功,兼济天下之士层出不穷,使得乡土文化涵养深厚。若按教育留给社区的乡土生态文化遗产分析,传统教育尤其值得文化、社会工作者深思和借鉴。
将教育融入社区的文化建树中,有一批优秀的乡儒,“遂弃举业而振铎四方,兼摄就学馆”,鹿鸣山寺庙的文化构建,宣讲堂、圣谕坛的诞生,张老夫子和他的学生,是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修建宗祠、学馆,组织社区“红白喜事”的礼乐文化活动,创造精神产品,倡导“三教”精神,引领社区文化精神追求,推动社区文化风尚大化流行,客观上使应试教育同社区文化发展并驾齐驱,让“科举文化”这个高雅的追求,有了耕读维系的社会环境,普遍提升了社区文化品位,从而变教育单一的科举为经世致用,实现社区普惠,社区留下的大量碑刻文化遗产,就是最好的明证。
师德与人格魅力,是成就乡土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崇尚自然和科学,崇尚思想和道德建树,是鹿鸣山社区教育的根本。乡土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先生楷模作用,除了授之经天纬地才能,还应从基本行为养成教育开始,因而“举戴礼文,公家礼以行之闾里,因而化者十有八九”,先生的“尊严若神,卓有真修”,“邑侯有公则谕,服公正也;屡谕而不应,守不阿也”,“亲书交勉篇三,本为世传,德行计”。人格和品行,必定构建学生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人格,体现了乡土教育的师德,更具责任性特征和社会效果。
社区乡土教育制度性构建,残存的“学田碑”,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及保障措施形成,立这块名副其实的“学田碑”,向后人展示了三个基本的制度思想:一则奖励优秀学子;二则为功成名就者垂铭;三则资助贫家子弟有上学的机会。客观上在社区形成了助学的社会环境,以致“于鹿鸣山、文昌宫施产给资,无吝心焉”,“捐金以供学校”的局面。捐资助学成为族人的文化自觉了,逐渐形成滋养村里乡土人文的制度保障。因此社区出现了“中年入国庠,名益彰显”。“年迄四十矣,犹时勤诵读……且历试府院,惜不隽,余约计前后院试有五,而志之专笃依然,至丁巳捷足圆桥”的文化现象。“三长学圣,术传扁鹊,业绍岐轩”,人人享有“功名”的成就感,形成社区浓厚的“耕读文化”氛围。族人把读书识理,作为砥砺个人品行的不懈追求,进而全面提升社区文化品位,是传统乡土生态文化教育成功的经典之作。
自给自足的乡土经济
鹿鸣山社区乡土经济特征,主要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耕、织基础上,其间变化甚微。考社区土地私有制下,耕者有其田。如甘姓家族,创业于马鞍山,坐落郑家湾,祖宗积德百有余岁,承新旧粮三升五亩七十征艮八毫(乾隆14年)。值本杜山田地一分,崔家沟旱地一段,又值麻坝里粮产一分,承先启后,林泉家业丰盈(乾隆三十四年)。并且传承关系清楚,“有弱冠至二十八,始弃读就耕”,“上承祖业,奋力田亩,朝夕间无稍辍焉。”对农业经营有源自社区自己的认识,“戒闲游,勿强暴,易耨深耕,睡晚起早;少一粒二弟血何知来处维艰,旷寸土而费犁,当思受饥难料”(光绪五年),“善待使役仆同,祖业晨桑,人安暖饱”。对农业或乡土生态环境有清醒的表达,“献忠靖蜀而后,元气半凋于达烽,抑后业以还,九世同登夫古道,人谓深山僻壤,耳闻纶韶之音,我云市远民稀,人不受嚣尘”(光绪五年)。从社区遗存的农田基础,包括修造农田、水利设施,足见村民农业劳作的艰辛与成功,“自颜薄田数亩,矮屋一间,屈伏蓬蒿,夫唱妇随,勤劳穑事,收获恒丰,不数年断金得利,农桑发迹”(民国十八年)。民国后期由于时局动荡,出现了“释卷便安农业,于兵荒赋重,兼之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即兴欲脱尘嚣之思”(民国38年)危局。社区除粮食作物生产外,更多是经营柿子树——柿饼,成为社区农业经济的重要活动与收入,形成社区繁荣与对外交流的农业经济文化现象。
乡土文化的生命意义
鹿鸣山社区经过三百年的社会、经济、生态演化,逐渐形成了具有社区本土特色的乡土生态文化遗产,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展示了社区核心价值观和核心文化追求轨迹。从物质层面检视,社区留下了丰富而具地域特征的建筑(民居41处),凝固或代表所在时代的文化价值审美情趣,透射出社区群体艺术创造力,此外有祠堂、寺庙遗存,还有宣讲堂、学馆、文昌宫等多处文化遗迹供人凭吊,足以证明社区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初步调查墓葬碑刻近千处,无论是规模,还是艺术水准,还是文化指向,陈列并见证了近三百年来,乡土生死观念与文化构建过程,折射出社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文化思考,超越现实的行动使人看到古人虔诚的信仰和超越力量,令人感动。社区有了“生命存在意义”自己的认识后,随之形成了人生核心价值观,追求生命的质量。社区的精英行动,超越“真善美”和“仁爱”一般行为,强化信仰的精神动力,将高尚追求植根于社区平凡的行动中,推动社区的互动。以此形成的社区公益、助贫扶弱、家族制度(乡规民约)、文化娱乐、节孝仁义、敬畏自然、超越生命等精神,形成社区核心文化。
社区公益事业从道路、学校、祠堂、寺庙等修建,均体现了社区的集体行为。现在社区保存较为完整,乡亲们依然行走的四条石板路,足有29公里,这些道路都是社区的领袖们,带领村民捐资修建的。社区形成了“有善则好,无施不乐,一切大功小善,虽未能独成其美,而亦常劝其成功”的荣誉感,“升合有济,所谓仁友善乐”所以一切大功小善,都是社区共同意识和共同追求。
社区遇见饥馑或灾害年景,仗义疏财“轸念时艰,亲理赈粜,乡党中绝无私议”的举措,处理社区贫弱因灾害暂时的困境应付自如。历经几百年已经形成“一箪之食勿吝,慈幼怜贫之衣,当施矜孤恤弱,隐人之恶成人之好,勿笑人之痴聋,勿嘲人之丑貌,勿谓小恶而轻为,勿见人短而兴诮,勿因片善以图功,勿惑异端而尤效,勿骄贫贱而谄富豪”的社区文化氛围,被族人和乡党用制度写进了乡规民约,为社区所有社会组织责任所关注。
社区精神生活充分适应了社区自身的发展需求,对不同信仰和追求,都有充分包容和尊重,“三教”(儒、释、道)并行,宗教成为社区的精神拐杖,“鸢鱼亦在道之中圣佛飞鸾日月同”,“耄日乐参几卷禅经,俗业几除,俗缘尽了”。“愿立坚固,常撑度世之舟,心发宏慈,随指迷途之岸”。“崇事佛、道两教”,“深静好思,教养之多方,王言赫赫,原须身体力行”。种种思想和行为说明社区的精神宏富,有人生信仰和生命的独特理解。“山下之人,以帝君之心为心,而帝君亦心乎山下人矣”,“善者坚善,恶者化恶,即隐寓成德之方,人心回而浩劫免,何难处险若夷,履危亦安哉”!文化信仰使社区形成了几百年社区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提升了社区的人文精神。
儒家文化从积极入世的角度,为社区培育了公平正义之精神。“主张公道,谤息蚍蜉,排解纷忧,端消雀鼠,不但不畏强,必思有以折其气,不但不凌弱,必思有以扶其危。”并将传统的“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思想,通过不同的文化场合,潜移默化的植根社区,“子孝矣,代父从贼而遇,女烈矣,骂贼断袖而陨崖”,“领母命而一志勿违,读邻风而警心偕老;事正行端,顺亲敬灶”,形成了社区治理上的秩序境界,为宗族、社区文化精英成长,提供了人文思想。村里职业文化工作者,承担传播“三教”文化要义的责任。如儒教重点是“礼、乐、秩序”,乡村红白喜事的礼仪,包括三真九叩、出堂礼、对灵三献,讲究盖棺定论。即是追荐故人,教化生者向善怀仁;释教重在超度和追荐亡人,根据情况有三天三夜、五天五夜、七天七夜、九天九夜的佛事活动,让生者有生命的宇宙观,正确对待生命和信仰;道教重在扶正驱邪,坚信正义与刚直,养浩然正气。常有的箴言:“天条虽严,天心固有昊生之德;雷发击众,雷令不加悔罪之人”。因此,活跃在乡村的文化人除宣讲圣谕外,还有专事冲突调解的“乡约人”。此外,社区还通过不同的文化活动,如围鼓(大众娱乐)、学校教育、宣讲堂(专门教育)、圣谕坛(宗教)等形式,倡导社区人生价值观(信仰与超越)、核心文化(扶贫助弱,保护风水、公平正义),通过社区的行动验证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达到乡土文化传承效果。
通江县瓦室镇鹿鸣山村保存完整的川北民居极具传统特色40多套,具有文化特色的墓碑近千座,有寺庙、祠堂、学馆等遗址多处,社区保存了丰富的匾额、文房四宝、记事碑刻等文物。此外,社区历史上名人贤士荟萃,初步统计有4位进士、4位举人、近百位秀才儒生,其中有4位知县、1位知府、1位巡抚、1位学政、1位刑部主事,社区出现过历史少有的文化繁荣景象,实为“秦巴文化第一村”。 鹿鸣山乡土生态文化遗产,是社区三百年的积累与承传,是本土优秀文化的代表。
灵山宝地----鹿鸣山
在河南南阳盆地南召县的东部,云阳镇北面二公里处有一座山。相传西汉末年王莽带兵追赶刘秀,刘秀逃至此山夜宿,五更闻鹿鸣而惊醒,得以避难。后来,刘秀做了光武皇帝,就下诏封此山为“鹿鸣山”。
鹿鸣山,山峦峻秀,奇峰陡立。美丽的鸭河和鸡河从东面,西面绕山而过,山水相连,绿树成荫,环境优美,风景宜人,素有“鹿鸣耸翠”之誉。
山脚下有祖师殿三间。沿祖师殿西边,顺山间小路望上,行至半山腰,又有灵宫殿三间。再往上有一丈多高的石砌牌坊字座,名曰“南天门”。经南天门到山顶,便是真武庙。庙前建塔一座,三层六角,高一丈多。庙东北面有一块长9尺,宽6尺,石面一角断裂的平面大石,叫“刘秀床”,乡亲们传说这是当年刘秀躲避王莽追兵在鹿鸣山夜宿睡过的石头,王莽赶至此处,石尚有余温,故怒断此石。北面半山处有一石洞,自上而下,曲曲折折,忽明忽暗,有两丈多深,俗称蛤蟆洞。
每逢农历三月三,山脚下的祖师殿前都有一次盛大的庙会。每当庙会之际,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扶老携幼,云集庙前,他们带来山货,药材,竹木和手工艺品,在这里交易。还有说书唱戏,歌舞表演,玩魔术杂耍的,热闹非凡。
鹿鸣山物产丰富,山上遍布花岗斑岩,钙质片岩,蛙质灰岩,石英片岩及大理石等。尤其是鹿鸣山西北部,黄绿色大理石和紫灰色大利石藏量丰富,块度大,花纹美观,具有一定的开采价值。
鹿鸣山景美物丰,真是南阳盆地的一块灵山宝地。
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城西的衢江西岸,山因传说闻名。
相传,古时常有仙鹿行迹于崖间林中,游人时闻其声,故名。山上旧有“项王庙”、“东岳庙”、“钟灵阁”,北面隔江还有“普同塔”,东望衢州三塔一一清晰可见,俱毁;光绪七年(1881年)建有“鹿鸣寺”,每岁九月,善男信女云集于此,香火鼎盛。山脊建有“登高亭”,为游客眺览之处。
明衢州太守瞿溥赵姬葬于山麓。民国《衢县·碑碣志》记载:赵姬,广陵人,娴雅知礼,聪慧过人,绝色佳丽,喜鼓琴,晓音律,弈棋樗蒲皆清通,而奏《琵琶十八拍》卓绝一时。墓旁有清泉,名“岑川泉”,水从石缝流出,声如琵琶,凄怆断肠,催人泪下,昔刻有“天开一水”四字。今有保卫东迹渡大桥民警因在洪水中抢救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而牺牲的五烈士墓在此山。
住在衢州的人都知道,衢江的西岸有座鹿鸣山。可是,知之由来的人却甚少。
现在的鹿鸣山,实在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了。除了土坡边上的村落和土坡上的桔林之外,丝毫也看不到山的影子。时变景迁,沧海桑田,几百年的光阴硬是把一座山给磨平了。
古时的鹿鸣山自然不是现在的样子。那时山上是林木葱郁,清流涓涓,杜鹃野菊,蝶飞燕翔。而它之所以称之为鹿鸣山,还须从明代嘉靖年间说起。
那时候,府山的郡衙之西有座庙叫做东岳庙,因年久失修而坍塌。嘉靖十八年(1539),衢州府节度推官刘初泉就在这座庙的废址上修建了孔氏家塾,以教孔氏子孙。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府衙有吏夜梦东岳神对他说:“谒庠生应,大有登垄望气,应在瀫水以西。”当时的衢州知府是无锡人郑伯兴。他以为东岳神明示应在河西为之建庙,便带人前往踏勘。他们西渡瀫水,从大路口渐入。发现该处山峦环秀如堡,中间约二亩有余的平地上有几间房屋。一打听,方知是衢城南街刘栋的庄子。刘栋听说知府要在此建东岳庙,就把该处的土地房屋全都捐了出来。地点选好了,郑知府便令即刻动工。第二年,东岳庙建成。其大殿五楹,祀神像于殿中;东西两庑各三楹,左为观音堂,右为香客流连之处;前殿五楹。山门之前的石谷突涌清泉,泉水甘甜清冽,取名为“岑川泉”。在建庙的日子里,工匠们常闻双鹿呦呦鸣于山冈,于是便把此山称之为“鹿鸣山”。鹿鸣山冈峦秀涤,修竹苍松掩映东岳庙,在此处“望城中雉堞烟火,如列几案。有泉清冽,人争汲取之”(郑永禧语)。泉从石罅中流出,石罅上方刻有“天开一水”四字。由此,这里成了城里人游宴眺览之所。
文人学士到鹿鸣山多了,诗词歌赋中自然也就有了鹿鸣山的大名。明代徐应秋写道:“西风激宕一城秋,与客题襟上此楼;桕叶远空翻舞蝶,布帆斜日乱轻鸥;挥杯绕坐霞生颊,落帽高歌雪满头;不负青山真我辈,相呼得食鹿呦呦。”清代里人郑桂东写道:“一笑忘城市,翩然出郭行;层楼寒翠锁,小院午阴清;叶落无僧扫,诗成向佛呈;重来同瀹茗,归路夕阳明。”然而,真正让鹿鸣山出名的还缘于另外的一件事。
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达州进士瞿溥受皇命到衢州任知府。瞿溥租舟南下,舟过广陵(今扬州),结识了一赵氏女子,两情相悦,即纳之为侧室,携其来到衢州任上。据瞿溥《姬广陵赵氏墓碑记》云,赵“氏行四,闲雅且都克娴礼节,聪慧过人,善鼓琴,晓音律,弈棋樗蒲皆精通,而奏琵琶十八拍卓绝一时,其女红工巧则绪余也。广陵固多佳丽,而此出类拔萃者矣。”然而,佳人薄命,“侍予二年有奇,计生辰未满十八,不幸早殀。”赵氏早逝,瞿溥自是痛不欲生,本“欲以归殡彼里,而适寒,冰坚合河闸为梗,因卜葬于鹿鸣山麓。”之所以安葬赵氏于鹿鸣山,是因为“氏之偕予入衢也,见衢水澄清,喜曰:‘碧水如斯邦水’”。“命婢女挹水于盘,举以自照,玩阅自怡者久之。又于舟中牖隙窥山峦耸秀”,认为此处可称“维扬胜概”。此处既然似同扬州,安葬赵氏于此,即是让她回到了故里。
赵氏安葬于鹿鸣山之后,绕墓植梅,故赵氏墓又名梅花墓。明清两代,凭吊赵姬的文人学士就多了。他们常常结伴前往鹿鸣山,拍节诗赋,抒发对广陵美女赵氏的仰慕之情。如汪致高写道:“环佩难招倩女魂,欲寻香躅已无痕;可怜剩得残碑在,读罢秋风冷寺门。”朱鬯写道:“美人黄土总无聊,不许闲人拾翠翘;门外青山空鬓影,岸边芳草尚裙腰;蝶花拍尽歌全歇,鹃血啼残恨未消;莫似西陵松柏路,误将苏小向南朝。” 现在的鹿鸣山既无东岳庙,亦无梅花墓,当然已全然不是往年的样子了。
现在,衢江彼岸的西区正在兴建新城,也规划了不少供市民休憩游玩之处。
一篑山平远,
双林迳暗通;
不愁筋力倦,
且喜笑言同;
藉草荒冈上,
疏泉碎石中;
新晴尤可恋,
移席梵王宫。
(清代 朱彝尊)
紫玉多情倏化烟,
琵琶何处按鵾弦;
已无舞影飞蝴蝶,
剩有啼痕托杜鹃;
红粉三生尘梦里,
黄泥千古夕阳前;
几回惆怅梅花下,
缟衭如逢也惘然。
(清代 郑桂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