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曾国藩与曾亮同官京朝，以文章相磨切；而雄直之气，宏通之识，一时无两；至乃亟许于鼐，列之《圣哲画像记》，以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然自明其所以入手之方，则曰：退之论文先贵沈浸?郁，含英咀华。姬传先生亦以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四者并称（见文集《复吴子序书》）。熟读而强探，长吟而反复，使其气若翔翥于虚无之表，其辞跌宕俊迈而不可以方物；抗吾气以与古人之气相翕（见文集《复陈太守宝箴书》）。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慨；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自觉琅琅可诵矣（见家训《字谕纪泽》）。盖所以诰及门者如此；所以诏其子者亦无不如此。门弟子著籍甚众；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号称能传其学。汝纶之才大，而裕钊则以意度胜。裕钊初谒国藩，国藩为朗涌王安石《泰州海陵县主薄许君墓志铭》，声之抑扬诎折，足以发文之指趣。裕钊言下大悟，自此研讨王文，笔端日益精进。

汝纶尝谓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放卓然为一代大家。近时张廉卿又独得于《史记》之谲怪；盖文气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诡诙，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见尺犊《与姚仲实》）。所以推裕钊者甚至。而观裕钊之所以与汝纶相讨究者，则以为：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词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句，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词、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混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至，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宁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间生而成文者，皆未尝有见其营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从。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观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后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则务通乎其微，以其无意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心与古人欣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若夫专以沈思力索为能事者，固时亦叮以得其意，然与夫心凝形释，冥合于言议之表，则或有间矣。故姚氏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辞气与法胥从之矣（见文集《答至父书》）。

自吴汝纶以下，传授心法，莫之或异。而以揆诸仲苏所论，如车之合辙，如符之相契；然后知桐城家言因声求气之法，信有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焉。独念余二十二岁，客会稽陶杏南先生之江西提法使幕，方刻意为文章，日诵韩文，以为定程，声琅琅出户外。而陶公不以为可！谓：“子文畸于刚燥，余尝病之，而莫知其所由然，而久乃知子之病于诵也！古人文有阳韵、有阴韵。而后之人读其文者，抗坠抑扬，当随韵之阴阳而与为翕辟，如曾文正公所谓高声疾读以畅其气，恬吟密咏以探其趣。有宜出之喷薄者。有出之吞吐者。亢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渊泉之下，夫各有所当也。而子之诵异是。有亢而无抑，有高声疾读而无恬吟密咏，有喷薄而无吞吐，大声噌吰，往而不返；此其所以病也。在《易》乾之曰：‘上九，亢龙有悔。’夫文亦犹是也。戒之哉，毋固我。毋张皇！”博愧谢其言。三十年运而往，忽忽如昨日事，而陶公之墓木，不啻拱矣。遗言在耳。徒呼负负。呜呼！余病于诵，而卒以病余文；此陶公之所致砭也；何足以叙仲苏之书哉？用特申桐城家言因声求气之旨，以与仲苏相发者而弁于篇。

时在中华人民造国之二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无锡钱基博序于上海光华大学之南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