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厦门被日本占领，黄保欣被父亲送到香港的姑母家里，准备在那里读书，学做生意。期间，他得知原班同学准备集中军训，然后下乡兴办战时国民学校的消息后，就又回到了家乡。

决定留在香港后，黄保欣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做生意。

“之前，我工作的公司很小，做一些土特产等等东西。我是念化学的，一直觉得这些跟自己的专业没什么关系，就想，既然已经决定要做生意，就要做自己在行的。”

1958 年，黄保欣与朋友合资，建立联侨企业限公司，开始做自己专长的化学品生意。在培侨中学教书的妻子吴丽英也辞去工作，加入公司，和黄保欣一起创业。

联侨最开始的业务包括有塑料工业、电池工业、橡胶(21135,-750,-3.43%)工业、搪瓷工业的原料供应，之后，慢慢转向了以塑料为主的贸易及制造业务。

那时，香港的塑料工业刚刚起步，很多工厂缺乏专业知识。

“比方说买原料做塑料花，看原料行不行，没有科学的办法，就用牙咬一咬，软的做叶子，硬的就做枝子。我就告诉大家要看溶解系数，溶点在10 以下的做什么，10 以上的做什么等等。”因为黄保欣为塑料行业的同行普及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受到业内的尊重，很多塑料类企业都成为了联侨的客户。

随着市场的扩大，厂家技术性的要求也相应提高，黄保欣又利用所积累的知识，率先向厂商提供技术性的数据信息和市场情报，并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到香港推广，其塑料注塑机更是占到全港同型入口机器60% 到70%的市场，成为市场上最权威的供货商。

与此同时，与日本一些著名跨国公司保持有良好合作的黄保欣经常带一些香港的塑料生产商到国外参观考察，不但让塑料原料商和生产商之间建立了很好的业务关系，也推动了香港塑料行业的整体向前发展。

1974 年，香港塑料业界专门成立了香港塑料原料商会，在业内享有声望的黄保欣被大家推举为商会主席，一直任职到1989 年。期间，他领导会员撇开恶性竞争，相互磋商、联谊，齐心为发展香港工业和经济尽力。在他的推动和塑料业者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塑料产品成为了香港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黄保欣也因为对香港塑料行业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嬴得了“塑料原料大王”的称号。

1980 年，他荣获太平绅士称号。

1993 年，香港城市大学理工学院授予黄保欣名誉工商管理学博士，在赞辞中，学院给予了黄保欣这样的评价：

“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黄保欣先生服务于香港社会大众已10 多年，自从投身参与公务起，他经营的企业错过了这段时间里出现的许多机会，在进展上没法达到应有的速度。但是，他所致力管理的是比工商业务还要广泛的香港事务，香港人都为这样一位公而忘私的市民感到荣幸。授予黄保欣先生名誉工商管理学博士学衔乃是恰当的，是受之无愧的。”

20多年前，黄保欣是香港有名的“塑料原料大王”。在企业经营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做出了服务国家发展和香港社会大众的新选择。他曾任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政治和经济两个小组的工作，1998年，他当选为第九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直至2003年。

从福建到香港

今年9月，86岁高龄的黄保欣接到北京统战部的电话，问他要不要到北京看国庆60周年庆典。黄保欣很高兴，但他还是在电话里向本刊记者抱怨了一句：“这次是用海外交流会的名义请我，还通知说70岁以上的不安排10月1日的活动，那就是说不能去观礼台看阅兵了。”紧接着，他又笑了，“不过，在北京饭店看看也不错了！”

如果算上这次，黄保欣已经到北京看过3次国庆阅兵。第一次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署，北京方面请港英政府组织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国庆，当时的香港总督尤德选了16人，其中就有黄保欣。当时尤德让16个代表用英国护照签证，不允许用回乡证，这让黄保欣耿耿于怀。那次国庆，当北大学生举起“小平您好”的横幅的时候，黄保欣心潮澎湃。这之后是1999年，50周年大庆，黄保欣作为香港地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庆典，黄保欣说：“我这今年86岁了，有机会亲自参加3次国庆庆典，看到现在有个强大的国家，很满足了。”

黄保欣是福建省惠安县人，父亲是西医，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惠安县仁世医院副院长，母亲是农民。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7个兄弟，在兄弟中间，他排行老大。

黄保欣从小成绩优异，后来考入了国立厦门大学，专攻化学专业。因为生逢乱世，国家和民族所遭遇的磨难从小就深深烙印在黄保欣的心里。“‘九一八’事变时，我上小学，老师让每个学生画一张东三省地图，让我们要记得东三省，要把它收回来。”

黄保欣的家庭很特别，信仰基督教，却出了不少共产党员。他回忆说：“我二弟在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1948年就参加了地下党，后来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做研究员，参加过抗美援朝。老三也是在高中时参加地下党。我念初中时，国民党县党部一直邀请父亲参加，但他就是不去。我有一次看到他书房抽屉里有一个中华苏维埃的铜币，当时心里有点诧异，但不敢问。他还读了很多进步的书，像邹韬奋办的杂志，我也从小看。”

1946年1月，黄保欣和同是厦门大学毕业的校友吴丽英结婚。内战爆发后，黄保欣再也无法继续教书。此时，他在菲律宾的华侨姑母回到香港重新开张在“二战”期间被迫中断的生意，黄保欣就和妻子一起去了香港，吴丽英在爱国学校培侨中学教书，黄保欣则帮助姑母照顾生意。

当时的公司很小，只有6个人，但黄保欣对祖国的感情却很深。他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香港一共只有两面五星红旗，其中一面就是他挂起来的。“那个时候胆子也蛮大，当时也没想会那样突出，后来在北京谈到挂旗的问题，港澳办的人证实，说当时是两面旗。”他回忆说。

1952年，黄保欣回到广州，找到先前在香港做生意时就认识的朋友，提出想回国工作。等待期间，厦门组织了第一次对外开放的土特产交流会，香港福建商会组团参加，经过广州的时候，团长病了，黄保欣代理团长，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

“停留了很久，来时穿的都是秋天的衣服，但工作一直做到了冬天，回到香港我就病了，医生告诉我要休息一年。”黄保欣不得已取消了回国计划，决定留在香港后，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做生意。

“之前，我的公司主要做一些土特产。我是念化学的，一直觉得跟自己的专业没什么关系，就想，既然已经决定要做生意，就要做自己在行的。”1958年，黄保欣与朋友合资，建立联侨企业有限公司，开始做化学生意。联侨最开始的业务包括有塑料、电池、橡胶、搪瓷工业的原料供应，之后，慢慢转向了以塑料为主的贸易及制造。

那时，香港的塑料工业刚起步，很多工厂缺乏专业知识。“比方说买原料做塑料花，看原料行不行，没有科学的办法，就用牙咬一咬，软的做叶子，硬的就做枝子。我就告诉大家要看溶解系数，溶点在10以下的做什么，10以上的做什么等等。”因为黄保欣为塑料行业的同行普及了很多专业知识，受到业内尊重，很多塑料类企业都成了联侨的客户。

市场扩大，技术性的要求也相应提高，黄保欣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率先向厂商提供技术性数据和市场情报，并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其塑料注塑机更是占到全港同型入口机器60%到70%的市场，成为市场上最权威的供货商。

1974年，香港塑料业界专门成立了香港塑料原料商会，黄保欣被大家推举为商会主席。香港塑料产品成为香港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黄保欣也赢得了“塑料原料大王”的称号。

“做生意第一要讲信用，不要掺假，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还有就是财务健全，我从没有钱开始做生意，从来不在财务方面出问题。在香港英治的时候，我拿了两个勋章，其中一个是1987年授予的英帝国司令(CBE)勋衔，专门感谢我在立法局财务委员会上的贡献。那时候，我一直说，香港地方小，政府花的钱不能太多，他们花的钱超过GDP 18%的时候，我就建议降到15%。经过努力，最后降到了16%左右。”

就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黄保欣做了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将企业的发展全权交给了妻子吴丽英去做，自己则投身到社会事务中。1962年，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改选，他被选为会董；1972年，他以厂商会代表身份被委任为香港贸易发展局委员及工商业咨询委员会委员。当时，法国对香港部分货物，例如玩具等采取进口限制，但法国的香水、洋酒等产品却在香港畅通无阻。黄保欣认为这种情况不合理，因为他的提议，香港贸易发展局同法国谈判，不但成功打开了法国市场，更在法国设立了办事处，成功推动了法国商界到香港投资。

1979年，黄保欣获任香港立法局非官方议员，他在香港立法局工作近10年，关注领域涉及经济、教育、廉政等很多方面，1977年获得英国女王颁授OBE勋章，3年后荣获“太平绅士”称号。

在香港主权上，我只有一个立场

在香港记者眼里，黄保欣是另一种人。“1980年的时候，香港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这样爱国？我说，我和你们背景不一样。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或者那些在香港长大去国外念书再回来的香港人是很难理解我们这种经历过抗战，从内地去香港的人的情感的。”

“‘文革’的时候，我在法国做商务访问，法国外贸部长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个记者问我，对现在中国的‘文革’，你怎么样看？我说，我是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懂得中国，中华民族不是愚蠢的民族，这种现象总有一天会纠正过来，中国一定是会强大的。这句话现在是实现了。”

1980年，中英政府将香港主权回归的问题提到正式议程上来，立法局就英国要不要把香港归还给中国等问题展开辩论。黄保欣坚决主张“香港本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黄保欣有一张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合影，这个照片是有来历的，黄保欣说：“1984年，撒切尔夫人向香港立法局介绍中英谈判情况，在(晚宴)谈话时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跟北京的谈判，要以大家是友好的国家朋友来解决历史上的问题，假如用很强硬的态度，你做不了的，你只能用比较妥协的态度去做。”

“后来有人提出‘主权换治权’，也就是说主权回归后，对香港的管治权再由英国保留30年，我是坚决反对的。当年，中国人民为了夺回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8年浴血奋战。今天，当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期限结束的时候，没理由再让中国人继续蒙受历史遗留下的耻辱。历史的错误一定要纠正。”

1985年，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黄保欣任委员，参加政治和经济两个小组的工作，并担任了经济专题小组的港方召集人。黄保欣说，在政治方面，他认为一定要循序渐进；在经济方面，他力主“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并坚持在“基本法”中写明“外汇不受管制”。“香港没有国防费用，国家也不用香港纳税，所以我认为，香港政府开支不能超过国民收入的20%。香港政府认为绑得太死，最后这个比率没有定死，但是大家都认可政府开支要与国民收入有个协调。不管制外汇，钱在香港进出方便，投资人没有顾虑，因为一旦管制外汇，本来就对香港回归有疑虑的人马上会跑掉。这些都反映在经济法第五章里。”

也是在同一年，国家决定建设大亚湾核电站，但香港人普遍反对，因为大亚湾离香港只有50公里。反对理由是：第一，核电是不安全的，第二，中国人管核电更不安全。而随后发生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更加剧了这种忧虑与恐惧。“当时香港找了100万人的签名送到北京”，黄保欣又开始为核电站的建设奔忙。

“我是立法局议员，有机会发言，刚好我的第四个女儿在美国，是物理学博士，那时候，她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建设核电厂的大公司里当工程师，所以她提供很多核电数据给我，我讲起来就头头是道。香港立法局组织了一个大亚湾核电小组，我做召集人，在辩论的时候我说，第一，核电是安全的，第二，中国人绝对有能力做好。另一方面，我们就跟大亚湾联系，取得资料去解释。后来，小组其他几个人向政府建议，组织一个大亚湾核电安全咨询委员会，由香港和内地人共同组成。委员会在1988年夏天成立，我又出任了主席。每一次开会，都有几十个香港人提问题，我们实事求是地回答，到后来争议就越来越小了。”

“中国在华南有两个大工程，一个是香港机场，另一个是大亚湾核电站，两个我都参加了，这是我的荣幸。”黄保欣说。

与建大亚湾核电站相似，关于香港机场的建设，在当时也有争议。这一次，有疑议的一方是内地。“1989年，香港港督卫奕信宣布了被称为‘玫瑰园’的大计划，决定以耗资超过1700亿港元的巨大财力兴建香港新机场。内地当时有很大的疑问，认为是英国人要掏空我们的钱。我和一些爱国人士的看法是应该要建的，我们因此有机会到北京跟国家有关部门沟通，建议让英国人来建设，因为建好以后，对香港有利，而且是英国人无法带走的。”

1991年，中英就机场建设达成协议后，联合成立了新机场及有关工程咨询委员会，黄保欣获任为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工程计划实施。1995年，黄保欣又被委任为机场管理局首任主席。

新机场首期工程原计划先建一条跑道，当时，香港方面都认为将来一定不会够用。黄保欣上任几星期后，果断做出决定：“提早兴建第二条跑道”，并提交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讨论。1996年5月30日，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正式决定：同意机场管理局立即着手进行第二条跑道及相关工程所需的设计和建造准备工作，于1997年提前动工。这些提前增建的设施将使新机场运作首年的跑道容量，每小时增加至50架次航班，至少确保10年内机场的客流量畅通无阻。

1998年4月，香港新机场主体工程在预算内如期竣工。当年7月6日，机场就正式启用。1999年3月，黄保欣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接受了香港新机场被选为20世纪世界十大工程之一的荣誉。“这是香港人努力的成果，是所有人的光荣。”他说。

人大常委会上的香港委员

1990年，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以后，身为基本法起草委员的黄保欣转而参与“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并兼任中心副主席职务。“因为1990到1997年还有一段时间，大家觉得应该有一个机构来延续这种工作，中央就提出组建一个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打出经济两个字，港英政府比较容易接受些。后来港英总督彭定康发出一些不好的声音，中央就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备工作委员会。”黄保欣回忆。

“彭定康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关于政治发展部分，违背了‘基本法’及中英双方的协议。我在电视机前看完全部报告后，当晚就写了一篇商榷文章，提出异议，第二天，文章就在三份报纸发表。”预备转为筹备后，黄保欣被委任为港事顾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并继续参加政治、经济两个小组的工作，直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1997年7月1日，是黄保欣与很多中国人一样永生难忘的一天，同时，也可能是他最为忙碌、最感自豪的一天。“1997年6月30日晚，在滂沱大雨中参加了英国方面的告别仪式、告别宴会、中英交接仪式、行政长官宣誓、立法会宣誓成立等等过程，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3点。7月1日早上7点又赶到机场坐飞机到北京，在中午接受人大常委会委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职务，随即就开会建议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基本法’附件三列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由此完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依据。”

1998年，黄保欣当选为第九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2002年，在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5年任期满后，他又再次获得委任，并担任这一职务到2006年。黄保欣很看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荣誉。香港地区选人大代表，由选举委员会选，黄保欣说，很多人都想做。“第一次我人气很高，选上了；第二次，因为年纪大了选不到；但是后来又有几个人大代表去世了，所以第十届我是增补进去的代表。”他补充了一句，“我就不计较了。”

这是一段让黄保欣说起来激动不已的经历。“我第一次到北京开人大会议的时候，当场流泪了。小时候，国家落后，我父亲常跟我讲，要为国家发展做贡献。所以当了人大代表后，我当时有个想法，人大代表在香港不需要太多活动，在香港我也担任公共职务，但其实最感兴趣的还是内地发展。”“我在内地不经常发表言论，但是在常委会里很关心内地经济问题，小组讨论的时候我就发表意见，鼓励国家发公债。当时一年国家发行1600亿元公债，我认为应该用在经济发展上，头两年基础建设很重要。”

还有一次，因为对国家建设资金分配政策有看法，他给当时的财政部长项怀诚打电话。“我跟他说，我有意见，咱们得谈一谈。我当时在北京，他很快就来到我住的宾馆，我一边说，他一边在房间的信纸上记，一张写完了反过来又写。”

黄保欣说，头几年，他认为应该发展东部，再过几年，东部已经差不多了，应该发展西部，贷款要用在西部，最后两三年，“三农”问题一定要解决。“我生长在农村，看到我妈要交田赋税，可是我父亲是做医生的，也没见他纳税。所以后来我看到国家取消农业税，心里非常高兴。”

“人大”讨论的时候，黄保欣还有一点是很坚持的。“国防费每年增长17%，别人认为太高，我认为还不够。军事力量一定要建设好，不能让人欺侮。”

黄保欣说：“我们国家太大，人口多，民族多，民权方面不能一味学习西方。目前的做法是适合这个时代、环境和国民素质的。或许不是最好的，但是最适合目前环境。从1978年到现在，有缺点，但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总的方向走对了。60年过去了，国家前途很好。”

回顾这一生，黄保欣感慨：“因为把精力用于社会公务，我做生意没发大财，但是家里人都认为我是对的。我有一个宗旨，绝不用地位牟取利益，或许这是我在香港人印象里还不错的原因吧。”对于一生中那么多的角色转换，黄保欣说，“角色有转变，但在心里是一样的，做一个中国人，尽量为国家服务，希望国家好。念大学的时候，战争时期，吃饭也不要钱，学费也不需交，什么都不要钱，国家培养了我们，所以我们觉得是欠了国家一辈子，应该要还的。回过头来看，就是要对得起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作者：李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