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咋生活？”

“靠你供嘛！”

“说瓜话！”黄奇逸常到人民公园喝茶。屡次遇到一位吴先生在那里讲学，天文地理侃侃而谈。父亲看看读书读迂了的黄奇逸说：“只怕你还当不到姓吴的份。”

1978年，黄奇逸同上百人一道投考川大名师徐中舒的研究生。展开试卷，考生头都大了：一道《古文字学与历史科学》的吓人考题让人呆怔。黄奇逸一开始也不知所措，于是他自我嘱咐：“不能慌！否则这辈子就没戏了！”拟出12条提纲，一一陈述。结果被徐中舒先生打了95分。成都的报纸为此还做过报道。吴先生也参加了此次考试，专业课仅得几分。问黄父：“你儿考了多少分？”

“95分。”

“不可能，那题目徐中舒自己都做不下来，那是人做的题呀？”

读研究生之后，黄奇逸读书更“痴”，关在一间教室里除了吃饭就是攻读，夜半方寝。次日听到同宿舍的喊：“黄奇逸，食堂要收黄桶了，稀饭没了。”他这才一跃而起。同学们写出打油诗：“名士风流大不拘，花脸买饭谁憨痴，两天才洗一把脸，中午漱口何嫌迟？”

毕业答辩中，徐中舒、张政、李学勤、胡厚宣等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到场，给予黄奇逸较高评价。1980年，黄奇逸毕业留校。徐中舒几次约谈，要他报考自己的博士生。话说到这程度：你就是两三门不及格，我都要收——当然你不会考成这样。

二

黄奇逸思想却产生“核变”，不想考博。他在参加徐中舒主持的《甲骨文大辞典》编写中，有机会接触到海内外汇集于此的十多万件甲骨文图片资料，发现旧的研究体系存在问题，“旧方法考释的每个字，放在甲骨文中去通读都困难，就是在一个字的隶定上，旧体系也矛盾百出”。一片“粹（784）”的甲骨上，A字旧释为“今”，小篆中此字作A。与甲骨文字形不类。按“今”的读法，在多片甲骨文中读不通；又如“土”，《甲骨文编》旧释为“有”，理由是“以文义核之，确与有无之有同义”。《甲骨文字典》称：“字形结构不明，疑为牛字之异构；盖古以畜牛为有，故借牛以表有义，后世乃以从右持肉为有。字形上，“土”与“有”一点不沾边，理由上十分牵强。甲骨学旧体系还把与“有”读音相近的“又、侑、尤、祐”等读音相近的字，都通假过去。这样，近千条以前读不通、讲不通的有‘土’的甲骨文，便“无坚不摧，似都可依约定而讲通。即便这样，仍有编号为“游（67）”等的若干甲骨中，不好解释。

黄奇逸细读旧体系考释的所有甲骨文，放回到甲骨中去，没有一个可以完善到把凡有此字的甲骨文全部读通的。照约定之法通读，好则可读通百分之八、九十；有些半数读不通，有些则全然不通。

千百条微观反常现象，使黄奇逸开始怀疑王国维等为代表的“甲骨学体系”，发觉自己曾深信不疑的旧体系是建立在约定基础上的。先在头脑中有了先验的甲骨学模式，即肯定甲骨文是商帝对自己生活中所有问题的卜问，每条甲骨文是一种语言叙述性文字，有此固定概念后，再来拼每个甲骨文单字，看它们在这种模式中适合什么位置，能约定就千方百计地约定，不能约定的就硬加指派说它是什么，此种“先轮廊后填充”之法实不可取。“这种模式，是在其基础没有被科学地反复地验证与审视，经王懿荣、罗振玉这些初始研究者浅浅打量后，是以‘王’字的研究作为开端，并以此建立了整个体系固定的轮廓的。”他们首先把甲骨文中的“王”字隶定为商最高统治者的王字，再加上“1”字的认定，便肯定这是商王卜辞。王卜辞一定，关于商王的一切都该包括在内，学者们一哄而上，“有了这种人众势大的固定模式，后继者王国维及董作宾等都入其套路、定式，不能也不愿摆脱与再审视此定式。”

黄奇逸认这，“王”字应是祭品中的“玉”字，商代君主称帝而不称王，古代称谓中，“帝”是高“王”一格的，《史记·殷本纪》说：“周武王遂斩纣头……其后世贬帝号为王。”《左传·僖·二十五年》云：“今之王，古之帝也。”典籍上，都只有帝乙、帝辛之称，没有称王乙、王辛的。放在“粹（432）”甲骨中，只有读成“王陷王”，不通；而“卜（187）”甲骨中，则读成“王小令”，费解。甚而，还有倒写成“土”的甲骨，若是君王，谁敢王字倒写？读不通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

疑团成百上千，在编写《甲骨文大辞典》时，常有磕绊。黄奇逸和诸同学发现某字解释不通，交徐中舒老师看，徐老也很碍难。于是编写组定出规矩：只要这个字是甲骨文某大家考释的，不通都不管，有人负责就行，一有疑难，只须标出“此字，某某先生解释为……”，再将那一段释文抄录即可。

对“殷墟妇好墓”的研究使黄奇逸获得重大突破。商帝武丁之妻被认定为“妇好”。他却在《殷墟妇好墓》一书的图52中，发现两个铭文“XX”，上下排列、隶定为“子”、“女”的两字被中间一个“X”字断开，这还能叫“妇好”吗？由是想到，所谓“妇好”，不过是学界一种约定。

“我发现甲骨文不是‘卜辞’，而是‘录辞’，是祭祀问神之后的备忘录。郑玄说‘卜日与牲’，《左传》讲，卜问日常事务不须记载，为啥卜问宗教祭祀中的日与牲要记录？怕以后记不住，对神不敬，面临灾难。因此，上古文化全变了。甲骨文全是祭祀文字，简单记录，不是表达生活的日常文字。所以卜辞跟不上语言。孔子以前，存在文字黑洞，使用的是非有效文字。钱玄同就很疑惑：以孔子的才具，咋会写出《春秋》这样记录不清的书？是否假托孔子？实则在那个时代，其他诸子都存在文字能力差、跟不上语言的问题。如果6000多甲骨文都是形声字，咋能记录不下古代的历史？周公《尔雅》以后，才开始用祭祀文字假借标音，改造成日常文字，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有‘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之说。传统的甲骨学研究认为可以从小篆无限上推到春秋、殷商，直到甲金文，我认为不对。尤其两个民族代换的时候，这种推演更成问题。”如果读博士，这些想法在徐老那儿肯定通不过。花费几年，写一篇自己不同意的论文，可通过，但违心。写一篇不违心的论文，又通不过，不划算，故而放弃考博，走上艰难而漫长的研究之路。

三

圈内，黄奇逸以“狂”闻名，最早还应追溯到1982年，刚毕业不久的小人物，不先写纤杂小文，突然来“莽”的，推出《甲金文王号生称与谥法问题的研究》，由此把自己推上祭坛。

事关全国几万件出土铜器断代问题。如此多的铜器，都是以几十个敲得定年代的标准器作为断代标准。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做器和活动是同时的，是为“生称说”，例如一件铜器，有铭文记载：成王与器主在某地活动，成王赏赐主人东西，主人很荣耀。王国维先生曾撰文《蹫敦跋》道是有成王在场，做器时应该是活着的。这样，该标准器便应是成王时代的器物，学术界均表同意。成为断代定论。黄奇逸读《僪敦跋》后，分析王国维当初未看破铭文假象。器主做器，往往滞后若干年，甚至是几十年，实际到了康王时代，成王生前只称王，“成”是康王时加的谥号。此类事情，春秋左传很多，孔子时代，常与季康子活动，季康子生前无“康”字谥号，是后来学生加上去的。因此，黄奇逸认为活动在先，做器在后，铜器上的是身后谥号才解释得通，是为“死谥说”。

文章一出，学界哗然，大有“轻薄为文哂未休”之唾。客气的，说“黄奇逸研究问题，有点像理工科”；不客气的，视之为叫板王国维的断代标准：“一刀砍到王国维头上去了，狂！”走在路上，“狂生”难免被诘问：“你的意思是你比王国维还凶？”

“我哪是这意思！”

“你摆的架势就是这样！”

对此黄奇逸苦笑：“不想得狂名都不行！”有哪一个狂人，愿以20年代价为“狂”字买单？也罢，他干脆刻下“枉得狂名”、“先觉为狂”两方印章。

现在，要开创甲骨学新体系，岂不是狂之又狂！黄奇逸开始另立门户写作《商周研究之批判》、《历史的荒原》，内心却痛苦乃至绝望！“你是在摧毁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面对上百伟大学者，告别好大一个神坛，另设祭坛，这是对的吗？”王国维是徐中舒的老师，自己是徐中舒的学生，背逆师爷另辟蹊径？逆向探索，求索比顺接更须付出代价。写作中，上百次地停笔，不愿往前走，无数次自问：“你的发现是真的吗？和曾经顶礼膜拜的人争锋，该走这条路吗？”理智认可自己的发现，感情却不认可，常常想得泪流满面，疯子一般。

甲骨学难道就该停止在某个既定的页码上，永不翻开新页？中国文化传承中，“因循枷”永不可解？最失意的是找不到人讨论，事事独闷于胸，浑如天地一沙鸥。身的孤独，是一种原罪，心的孤独，是罪之重罚。否定了旧的，新体系又如何建立？唯有在逐年批判中逐年完善。

助教一职，黄奇逸就干了8年。讲师一职，又原地踏步17年。月入一千多元，和同窗狠狠的差了几个等级，收入只及人家三分之一。学术论文无处发表，说得对的也被当作“狂话”。任何评奖，尽皆无份。申请学术基金，更谈不上。按理，这么大一个课题，不论学者持何种观点，都是有价值的。黄奇逸最初也申报过一次，石沉大海。由此他摇头：“换个人，可能想一晚上，选题就能报准，我研究了十多年，还上不了筛选名单！”于是他死心。住房，只有和别人合住一间午休房的资格。懒人见弃于世，忙人怎也多舛？大时代也能诞生如此弱势的学人？一个“狂”字，足以打发似水年华。黄奇逸体味了人生重大的挫折感：“我这一生的学术生命，可能打水漂！”虽然悲哀，旋又宽解：“其实每个人都在打水漂，包括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因为每个人前行的时候都被人修正。”

研究归研究，成型的甲骨学大课，还得按既有的讲。黄奇逸有趣，不讲甲骨学，却开设史学名著课，讲《论语》、《老子》，偶有“孔子更胜于雷锋”一类发飙之语：“孔子的东西让人思考：为什么该这样？雷锋则不劳人思考：就该这样。”涉及甲骨学，必讲一两段逆反之义，赚得许多掌声。平常不形于色，一上讲台谦谦之态让位于咄咄之气。他语音洪亮，快语满屋，不乏得理不让的霸气。讲课魅力有种超越学科的吸引，即使隔行的人，也会听得津津有味。

四

学术第一，家庭第二，是黄奇逸的活法。沉潜故纸，不理家政，有碍和谐。夫人也是优秀的职场女性，大家都忙，谁来理家？黄奇逸语气独尊：“我正在做一项重大研究，我不做，就没人去做，而你的工作，别人可以代替。”冲话触痛人，一日夫人告之：“《历史的荒原》书稿被我烧了。”黄奇逸如五雷轰顶，家中一阵疯找，没有！徐中舒先生已作古，甲骨图片资料因物归原主而散去，书稿无法重写。接连四天，他如失常一般，呆坐于火车南站，人潮滚滚，气笛如牛。世界纷繁，身畔清冷。天空澄明，目光迷离。你是不是弄错了年代？放诸胡适先生“多研究些问题”的语境中也行。看匆匆过客，觉得谁都比自己幸福。人生识字，怕真是糊涂之始！人生太没意思了，遂萌生卧轨之念。绝望之极，夫人解压：“书稿没烧，只是藏起来了。”黄奇逸绝后重生般直叫：“快点拿来！快点拿来！”最终，二人劳燕分飞。

“错药”，是为迂人准备的。孤身一人，写《历史的荒原》如独坐荒原。住单身宿舍，做一次饭，当几天餐。街边小面、便宜快餐，成家常便饭。按黄奇逸的说法：“一辈子不想用电脑。电脑上写，没有重誊的过程。而重誊是逻辑再审视。文章写得不能再改了，重誊都能改动。所以我的书稿，至少誊三遍。”写作形同文火煨汤，每天上午写上几百字，下午泡茶馆看书，是为边写边补充，防止被掏空。黄奇逸不怕慢，乐意慢。“我感觉，越慢的东西来得越好，越写越快恐越写越孬，苏东坡时代毛笔够慢好文章却出来了，多产则不精，为求精我情愿低产。”放着电脑不用，天天伏案写字，想必不轻松。黄奇逸承认不是一般的累：“累得筋疲力尽，才有幸福感！”

1993年，50多万字的《历史的荒原》成稿，黄奇逸一身浮肿，血压升高，失眠无力，肾部如顶起两砣石头，胃几乎丧失消化功能。医生诊断为极度肾阳虚：“再不停止，一周内连命都出脱！”开出三个方子：放下工作、改善伙食、运动锻炼。黄奇逸把工作量减少1/3，加强走路锻炼，甚至和学生一起走路去龙泉驿，一天打来回。伙食上，学校的住处没有火头，去找父亲撩起裤脚：“爸，你看我的脚都肿了！”从此，黄奇逸天天去老父处做饭。

一天，黄奇逸在川大文科楼写作至晚上九时，直到有人喊：“晚饭吃得了！一栋楼灯都关完了！”他方才收笔。出校门，沿锦江而行，过九眼桥，腹中已是肌肠辘辘。寻常巷陌有卖豆花饭的，然而最后一家豆花饭小店都已关门。蓦见街边有几位同学正和老板品茗，一阵招呼：“喝茶喝茶！”他说：“饭还没有吃哩。”在座一位丁老板很热情：“正好，这儿有牛肉夹锅魁。”一来二去，黄奇逸和丁老板熟了。丁老板通翰墨，知书懂文，喜欢和文化人扎堆：“奇逸先生，我看你是性情中人，得空就来我家坐坐。我住十九中。”

“太巧了！我也住那里。”黄奇逸的老父就住十九中。隔日晚饭时分，有人来门前呼唤——竟是丁老板设下家宴，特来相邀。颇有几分杜甫当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境况。丁夫人是川菜高手，烹饪可口。周末，诸同学也来丁家聚首，有的还自带碟子播放。道文论时，夺席谈经。黄奇逸也是语健之人，却从不谈甲骨学，而是参谈别人所长，腹中藏卷，皆能深说，甚而还可卖弄。

仁厚的丁老板，深知黄奇逸困窘，隔三岔五就请他到家中吃饭。两三年间，黄奇逸都是常邀食客。丁家伙食丰盛，饭后丁老板夫妇还陪他散步。如此一来，身体明显见好。后来，丁老板因病过世，黄奇逸在灵前跪地而泣。另有一位企业家也欢迎黄奇逸这位食客，专门叮嘱：“你每次一定要五点半来，六点之后，就只有剩饭剩菜了！”

学术著作不赚钱，普遍存在“出版难”。《历史的荒原》要变成铅字，作者至少要承担1.5万元的合作出版费用，这还是最关照的——时逢岁末，出版社尚有几个书号，年底不用，过期作废。“书号算白给，印工费总得付。”社长说。黄奇逸很郁闷：一万五，到哪里去弄？天生我才必有人助，一位自幼相识、私交甚厚的朋友耐心听完这本“黄氏怪书”的内容后，甚为嘉许：“好书嘛！逻辑扣得很紧，算个大突破。”黄奇逸发狠：“我可能活不了好久，谁帮我出了书，马上死了都值！”

老同学向房地产商罗玉文力荐。罗先生道：资助，没问题。但地产商说起来有钱，流动资金有时候却“分文没有”。翘望数月，1.5万元在哪里？罗老板一狠心，从自家存款里取钱：“钱紧得很，1.5万元拖到现在。”黄奇逸已经很感动，罗先生逗趣：“黄老师，手抖不抖？这辈子有没有一次拿过上万元？”后来，二人成了要好的朋友，罗先生生意也不做了：“年轻时，想钱得很，现在有钱了肚皮里货少，很悲哀呀！想读书得很，干脆跟着你读书。”《历史的荒原》推出仅一月，一千册就销售一空。

五

1995年，黄奇逸的《历史的荒原》一书出版后，有人提醒：“你该申报副教授了。”黄奇逸的倔劲又上来了：“要当就当教授，就凭这本著作，也远远是教授以上的水平！”因此，每次申报他都报教授。直接跃两级，学校向无先例。黄奇逸说：“副教授？我不要！就当老讲师，我少年时的启蒙老师徐仁甫，在四川师范大学也只是讲师。”

就是这位徐仁甫先生，初次见面就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激励他：“啥都弄得好的人，绝对做不出大事。很多先哲，都是凄凄惨惨的。”“大任”之说很悲壮，弄不好也会迂人，足以铸造知识分子的清流品格。性格即命运，虽然有些宿命，但是事实。要选说话直白、脱口而出的人物，非黄奇逸莫属。其人从小率真，又扎进书斋自成一统，同外界隔绝，连修炼性格的时间都自我剥夺掉。也许，大学该是广纳天下奇才、最能容忍学术怪人的地方，就像当年德国学院集纳尼采、叔本华这类的思想者一样，思想者只有在不羁的生态中诞生。尤其是一个重大探索的初始阶段，探索者身处草莽而不被看好，学府应该是“性格即命运”的终结地。

甲骨学新体系已足以使一个人耗费终生精力，黄奇逸却又同时在“第二战场”折腾。“我的学术体系是两方面：除甲骨学外，另一个是上古文化新结构，和司马迁《史记》的结构不同，司马迁主要是以人物、事件过程来讲古史，我所研究的上古文化体系，主要谈古代人类精神与文化结构。”他认为上古文化一直笼罩在“儒家解释体系”下，“其要害是宣传今不如古，这是把以往落后生存状况下人们不得不相互依存的关系，完全解释成人们敬恭逊让自觉遵守的一种社会精神与美德；把远古君王在恶劣自然条件下不得不勤政劳苦的形象，完全解释成君王们自觉自愿的一种‘内圣外王’的享受。”为避免旧有的思维定势，黄奇逸确立了“四维”眼光：第一维，事件；第二维，事件、制度与精神在时空中的变化与流程；第三维，事件、制度后面主宰上古文化的宗教精神；第四维，无文字与“非有效文字”伴随下的口头传说与历史种种的变相形体。“有了全方位的四维观察与讨论，上古史才能显现出更真实的面目。”

黄奇逸自费前去司马迁墓拜谒，但见门可罗雀。守门人问他从哪里来，听说是成都的很诧异：“这儿鬼都没一个，你还那么远跑来看。”墓园内野草丛生，仅有几个割草人。墓在山上，面对黄河，气势不凡，是司马迁自选的地方。绕墓，抚土，黄奇逸跪下磕了九个响头。累了他一头靠在石碑上睡了过去。懵懂中醒来，看到清代毕沅手书的墓碑，才想起今夕是何夕。而他研究的上古文化体系，是想对这位伟大史家形成补充！

他还到了邙山。“死葬邙山”使这里成了北方墓场。在此面向黄河，黄奇逸对自己的一些想法进行了验证。他认为，《诗经》的产生具有“共同的背景原型”，并将“诗三百”全部归于祭祀时的祭歌、挽歌和宗教神歌，在《历史的荒原》一书中，他运用了大量的文献学、人类学、训诂学知识，逐一将《国风》、《小雅》中150首诗置于这一“共同的背景原型”中探讨。众所周知的《周南·关睢》诗，原是一首祭祀长诗，追述自己与亡妻过去的懿行韵事，只是后来被搜集整理时删节了。证据之一是《史记·孔子世家》说：“《关睢》之乱以为《风》始。”“乱”是诗、赋的卒章，现存的《关睢》没有“乱辞”，古代很可能是有的，只是被删了。证据之二是《论语·八佾》：“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关睢》诗中，不见一点哀戚之情，孔子说它“哀而不伤”，可见它只是祭歌中的一段，复原全貌，应该是有悲情的。清代学者为了解释“哀而不伤”，费尽心力，多到上百种猜想，却没有想到“诗三百”的背景原型是祭歌与挽歌。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河，应是黄河，吟者所站之地应该就是坟场邙山，黄奇逸在这里恰好就听到了河洲水鸟叫声。男子应在祭奠他心爱的女子，回忆当初如何追求她。北邙山处于阴位，几千年都是埋葬之地。《关睢》属祭祀时吟颂之歌。而不是“淫奔”诗。

大量出土过甲骨的河南小屯，他也去了。他看过历次考古报告，只发现大型墓葬，未见大型宫殿、城池遗址。问当地管理站人员，何以仅凭墓葬就认定这里是殷朝王都？管理站人员语焉不详。旧体系觉得，占卜后甲骨归档管理，所以这里是殷都。小屯为祭场、坟场，故这里只出土宗教祭祀甲骨。按墓葬在北之列，周武王由南边进攻牧野之事，殷代都城恐应在小屯之南，牧野之北。但他说个人力量有限，只有留待别人来研究。

继《历史的荒原》之后，75万字的《商周研究之批判》又在疾书中。他这么拼命，关心者看不下去：“黄奇逸要得啥子，完全把自己当小伙子！”他依然如故。“每天整得筋疲力尽才舒服，否则当天就太可惜了，太阳是给人家升起的！”进入2000年以后，又过了几年，这位徐中舒八十年代的得意门生还是个讲师。国内史学界开会，很多人都奇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2005年，他再次申报教授，获各级评委会通过，校方有关领导也同意升两级。碰见领导，黄奇逸致谢。领导说：“不是我做工作，是你的书自己给自己做了工作，看过书的人也都认为该升两级。”成了教授，工资住房稍得改善。系里大力支持出书，《历史的荒原》扩充到75万字，加上《商周研究之批判》，计150万字，两书合为《洪荒孤棹》上下集，交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近期即将推出。

我的老师黄奇逸先生——作者：李万生

一

有多位研究甲骨学和商周史的朋友对我说到黄奇逸先生时，都说：“黄先生人如其名，既‘奇’又‘逸’。”但都没有明说为什么“奇”和“逸”。这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了解黄先生，不需要就这两字的含义作出说明。他们为什么说黄先生既“奇”又“逸”呢？我猜想，是因为他们读黄先生的文章，感觉到黄先生的才气大，写的学术文章很有气魄，论述严密，且很有可读性。我认为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但很不够，因为他们对黄先生的了解远没有我的了解全面。可以说，他们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认为黄先生的“奇”和“逸”，在于他不愿做小家子的学问，而他的素养又足以使他把学问做的很好。

除了本行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外，黄先生能写很好的诗，能填很好的词，能写很好的散文，又写小说，写哲学书，还习书法，也画画。这样的多面手，今天能有多少？黄先生的书、画未能与古人争位，但在不断的学习，小说和哲学书我还没有读到，不便发表意见，至于他的诗、词、散文我都是读过的，我认为“很好”。因此，他写学术文章能把哲学的邃密、诗词的精练、散文的活泼、小说的舒展等特点集中起来，于是人们便感到了他的“奇”和“逸”。据我的了解，至少在现在的甲骨学和商周史学界，就才华而言，未有能与黄先生相比的。

二

黄先生的“奇”和“逸”也体现在他的喜好游览名山大川上。他游览了许多名山大川，每次游览都有大量的诗作产生，间或也有散文写出，因为他注意观察思考，不是走马观花。

黄先生每次出游，都总是乘坐最差的交通工具。比如说乘汽车，他要乘票价最低的。这不全因他薪水微薄，要节省钱，而是因为这样的汽车上“闲杂人员”多，他和这些人闲聊，能知道很多东西。比如说乘火车，他一律买硬座，也是因为硬座车厢里“闲杂人员”多，可以与这些人闲聊。买不到座号，也没有关系，带几张报纸，上车后将报纸往地上一铺，坐在地上，就开始了与“闲杂人员”的闲聊。如果困了，就将报纸铺在有座号的乘客的座位底下，呼呼大睡。醒来后照旧与“闲杂人员”闲聊。

闲聊不是他的活动的全部。如果有灵感了，他就开始写散文或诗。为了不被打扰，他往往离开那些可爱的“闲杂人员”，躲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坐在地上写。1986年冬他从西安回成都，写了两千多行的长诗《飞雪中的长安》。这诗就是躲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坐在地上写的。

如果在山上或农田边，他总是满脸堆笑的向他遇到的人问这问那。“大爷”、“大娘”、“大婶”、“老兄”、“兄弟”、“小朋友”……随着他灿烂真挚的笑容首先叫出，所以没有不满意回答的。所以，他的旅途总是很愉快。

他旅行到一地，喜欢逛该地的自由市场。他观察市场的方方面面，同各种各样的生意人说话。所以，每次逛市场回来，他对诸如物价、市面、人情等等的了解，常常会让当地人大为称奇。

黄先生出游，绝大多数都是他一人。偶或几人出游，但到一地后，他总喜欢和同伴约好某时在某地见面，然后就奔他喜欢的目的地去了。

三

读者已经知道黄先生是非常随和的人。这是对的。我就这么以为。但有人说黄先生很孤傲。随和和孤傲，很矛盾。但在黄先生那里却又很统一。这应该也是他的“奇”和“逸”的地方。

对学生，对小百姓，对乞丐，他总是很随和。但对他认为讨厌的领导、心术不正的人或他觉得讨厌的人，他就很孤傲；即使这些人迎面向他走来，他会眼睛看天而藐然走开，如果那些人要与他打招呼，他会一面轻蔑的笑笑，一面加快脚步离开。

所以，黄先生到底随和还是孤傲，不和他深交的人不是很清楚。

四

黄先生1980年从名师徐中舒先生处以优异成绩毕业，获硕士学位，在学术上已经有很高的成就，他教过的学生，有的已经是正教授，但他现在仍然是讲师。他不以为意。他天天上午写作，下午到一个偏僻地方的茶馆喝茶、看书，晚上或者找好友海阔天空的谈天，或者独自在自己的屋里写写字，画画画。

黄先生未当教授，仍然屈居讲师之位，有两种说法：一是因为现在的学术界压制他，不承认他的研究成果，一是他要求由讲师直升正教授，不能有副教授这阶段，而学校不同意。他为什么要求由讲师直升正教授呢？据说这是因为他的学生都有当正教授的，自己成就又很高，决非做正教授的学生所能比，因而当副教授很是羞辱。这两种说法，哪种更近真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问过他，他自己也好象不大愿意说这事。我每次和他通信和电话时，他说得多的是：“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是要和古人争位，不是和今人争位。”他指的是学术上和古人争位。

五

好了，读者一定想知道黄先生的籍贯和出生等情况了吧。

黄先生是四川井研人。与清末的经学大师廖平是同乡。

黄先生出生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老师，母亲是中学老师。但他初中似未毕业就“上山下乡”了。恢复高考后，他直接作了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