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31 15:50
《黄帝书》为道家黄老学派典籍的总称，黄老学派为道家黄帝之言与老学的合称。在春秋战国与汉朝初年，人们一般都说“黄老之学”，到了汉末魏晋这才有了老庄并称，进入了庄子之名最显的魏晋玄学时代。
先秦时期经过稷下道家的发展，黄老学著作甚多，仅据各种典籍记载的黄帝书就有：
《黄帝四经》，包含《经法》《十大经》《称》《道原》，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
《三坟》
《黄帝宅经》
《黄帝问玄女兵法》，此书相传为黄帝或玄女所著，由清人洪颐煊编辑整理。
《黄帝阴符经》，据说是唐朝著名道士李筌在河南省境内的登封嵩山少室虎口岩石壁中发现的，此后才传抄流行于世。
还有《坟》《归藏》《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黄帝泰素》《黄帝说》《黄帝十六篇》《鬼容区》《盘盂篇》《黄帝杂子气》《黄帝五家历》《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黄帝长柳占梦》《外经》《脉经》《泰始黄帝扁鹊俞木付方》《神农黄帝食禁》《天老杂子阴阳》《黄帝三王养阳方》《黄帝杂子步引》《黄帝岐伯按摩》《黄帝杂子19家方》《黄帝杂子芝菌》《难经》等等。
稷下道家把黄老思想发展到涉及当时诸多学科领域。然而在汉朝独尊儒术时期的班固并不喜欢，但又绕不过那个在汉初与儒家争雄占统治地位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黄老道家，在《汉书·艺文志》中他把黄帝书分散在了各家中，并把黄老之学从诸家学派第一，降到“可观者九家”中最后一名，仅在小说家之上，并把道家的另一支列在儒家之后位列第二。虽然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的特点被称为杂家，但事实上，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思想，无一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
《六韬·文韬·兵道》：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
《文子·符言》：道曰：“芒芒昧昧，从天之威，与天同气。”
《文子·上仁》：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天同炁。”
《吕氏春秋·应同》：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
《淮南子·缪称训》：黄帝曰：“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
《吕氏春秋·去私》：黄帝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吕氏春秋·圜道》：黄帝曰：“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
《吕氏春秋·遇合》：故嫫母执乎黄帝，黄帝曰：“厉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衰，虽恶奚伤？”
《吕氏春秋·审时》：黄帝曰：“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
《新书·修政语》：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
《韩非子·扬权》：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
《路史》：天下已治，百令具举，犹且恤然。神花橤形，茹用作戒，于丹书曰：“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闻过。祸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上下一日百战。”
《吕氏春秋·序意》：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艺文类聚》卷九十九引《春秋考异邮》：黄帝将起，有黄雀，赤头，立日旁，帝占曰：“黄者土精，赤者火荧，雀者赏萌，余当立。”
《汉书·胡建传》：《黄帝李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
《五行大义》：《黄帝兵决》云：“甲子从北斗魁第一星起，顺数至庚午，在第七刚星。至辛未，还从第六星逆数至丙子，又从第一星顺数，尽六甲。”
《开元占经》：《黄帝用兵要法》曰：“沈阴，日月俱无光，昼不见日，夜不见月，星皆有云障之而不雨，此为君臣俱有阴谋，两敌相图谋也。若昼阴夜月出，君谋臣；夜阴昼日出，臣谋群，下逆上。”又曰：“日濛濛无光，士卒内乱。”
《开元占经》：《黄帝占用兵要诀》曰：“沉阴，日月俱无光，昼不见日，夜不见月，星皆有云障之而不雨。此为君臣俱有阴谋，两敌相当，阴相图议也。若昼阴夜月出，君谋臣；夜阴昼日出，臣谋君，下逆上也。”
《开元占经》：《黄帝兵法》曰：“日月晕，仰视之，须臾忽有云气从傍入者，急随云以攻之，大胜。”
《开元占经》：《黄帝兵法》曰：“荧惑出太白之阴，若不有分军，必有他急，分大军也。”
《开元占经》：《黄帝兵法》曰：“太白与辰星俱出东方，西方国大败；俱出西方，东方国大败。若客、主人俱出，军在东方，东方军败；在西方，西方军败；言其表面军也，在表者，不善不获，已军坚守可也。”
《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八：《黄帝出军决》曰：“牙旗者，将军之精；金鼓者，将军之气，一军之形候也。”
《列子·天瑞》：《黄帝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列子·天瑞》：《黄帝书》曰：“形动不生形而生影，声动不生声而生响，无动不生无而生有。”
《列子·天瑞》：黄帝曰：“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列子·力命》：《黄帝之书》云：“至人居若死，动若械。”
《风俗通义·声音》：《黄帝书》：“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
《风俗通义·祀典》：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
《晋书·天文志上》：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
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楚国与齐国的大力发展，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黄老学在汉代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统治者集团信奉黄老之学，由是黄老思想全面运用于汉初政治，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从学术角度看，《淮南子》、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许多观点都反映出黄老思潮的影响；受现实影响，西汉道家多以老子思想为依据批评政治，讨论国是。影响所及，如《史记·外戚世家》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景帝则“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黄老之书升格为经在汉武帝尊六经之前。这些都为其后在民间继续发展奠定了根基。值得注意的是黄老之学黄与老不是联合使用的，典籍皆以黄帝命名。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之术形成于战国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则是在齐国稷下时期，这一派的代表们尊崇黄帝和老子的思想，以道家思想为主并且采纳了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黄老学派思想发展主要分为两大主题：技术发明和政治思想。以形而上本体的道作为依据，结合形而下的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等等，具有极高目的性、操作性。在西方，黄老道家常被称为“目的性的道家”（purposive Taoism）或“工具性的道家”（instrumental Taoism） 。
道家典籍中， 有一类以黄帝故事为形式的书， “ 黄帝书和《 老子》 不同， 它不是一种书， 而是一类书。这类书的共同点是以黄帝故事为形式。它对後世的医学、 道教内外丹术影响很大。当时的人为什麼这麼注重养生？这和他们的信仰有关， 也和当时的知识背景有关。我们常常谈到《 老子》 中的养生之说、 杨朱学说、 稷下道家的精气说、 《 庄子》 、 黄帝书， 它们彼此之间的纵向联系， 对它们的历时关系做出说明。其实它们横向之间的联系， 也不能忽视。横向之间， 存在著共同的知识背景， 那就是数术方技之下的人道观念， 对自己身体的注意。首先是天、 地、 人是个同心圆， 有著共同的圆心， 它们之间是平行的比拟关系。《 淮南子·精神》 把对人的物理特徵的描述与天地的存在特点联系起来 ① ，很好地说明了天、 地、 人之间的存在关系。所以治身与治国是一致的。如《 庄子·在宥》 中包含的依托於广成子和黄帝的对话， 就是有关养生的类似记载，又如《 庄子·刻意》 载： “ 吹呴呼吸， 吐故纳新， 熊经鸟申， 为寿而已矣； 此道引之士， 养性之人， 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⑤ ； 《 淮南子·精神》 载： “ 若吹呴呼吸， 吐故内新， 熊经鸟申， 凫浴蝯躩， 鸱视虎顾， 是养形之人也。 ”⑥ 後者当是本前者而言， 讲的是导引在养生中的作用。
在先秦秦汉， 《 老子》的传授有两套传授系统， 即“ 刑名法术系统和养生神仙系统”③ 。之所以有这两种系统， 一是当时作者创作时候的知识背景如此， 二是接受者的知识背景与之相同， 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也是我们已经论述的黄帝书两大主题— — —政治思想和技术发明的具体细化的体现。这两种系统的具体代表， 前者是《 韩非子》 的《 解老》 、 《 喻老》 ， 以及黄帝书中的刑名法术之说； 後者的代表是河上公、 严遵、 张陵一派的解释系统。王明曾认为， 自汉初到三国， 老学凡有三变：西汉初年主治国经世， 东汉中至东汉末主治身养性， 三国流行虚无自然之玄论 ① 。这是对老学线性发展过程的评论， 李零认为“ 其实我们倒不如把这三变看作老学固有内涵的展开过程， 只不过各个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② 。这个评价从老学的最初背景入手， 讨论它内涵的变化问题， 角度与王明不同。
从黄帝书的主体性质而言，它仍然是道家的文献， 但它代表了道家学说思想的下行方向， 侧重於对现实生活（ 治国用兵） 的思考， 从而与刑名法术之学有了结合， 体现了道家学说发展过程中， 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 老子》 一书本身也有这样的与刑名法术学说结合的内容。比如它强调权术的重要性， 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等等， 这些都为刑名法术之学者所喜。因此对《 老子》 的解读， 仅仅从哲理角度来讲还是不够的， 还要从它内容本身带给其他子书的影响入手， 看看它当时现实实际价值指向。
其次， 养生神仙系统中的黄老思想是先秦当时的知识背景的反映， 这也是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结合的一个点。古人著书立说的一种方式— — —依托， 又加上古人书名往往以人名代替， 所以即便真有黄帝这个人， 但也不必依黄帝所处年代， 固定认为《 汉志》 中的黄帝书一定在《 老子》 之前。
“ 黄老” 并称， 一部分原因在於二者的知识背景的相同。我们如今谈论“ 黄老” 思想， 要注意把数术方技之“ 黄” 中的内容， 与《 老子》 中的相关内容联系起来。《 初学记》卷二二引《 黄帝出军诀》 讲到立五色牙旗之说， “ 有所攻伐， 作五采牙幢， 青牙旗引往东， 赤牙旗引往南， 白牙旗引往西， 黑牙旗引往北， 黄牙旗引往中， 此其义也” ； 又曰：“ 始立牙之日， 喜气来应， 旗幡指敌， 或从风来， 此大胜之徵。 ”② 《 太平御览》 卷三三九引《 兵书》 载“ 牙旗者， 将军之精， 金鼓者， 将军之气， 一军之形侯也” ， “ 攻伐作五彩牙旗，青引东， 赤南， 白西， 黑北， 中黄是也”③ 。这个是五色配五位的例子。《 老子》 一书中，也有与此相似的记载， 如《 老子》 五十章载： “ 盖闻善摄生者， 陆行不遇兕虎， 入军不被甲兵， 兕无所投其角， 虎无所用其爪， 兵无所容其刃。 ” 五十五章载： “ 含德之厚， 比於赤子。蜂虿虺蛇不蛰， 猛兽不据， 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 ”④ 何炳棣认为这是滥觞於古代巫术、 方技、 新兴的养生、 神仙之术的“ 避兵术” 了 ⑤ ， 另外， 比如《 老子》 六十一章载： “ 大国者下流， 天下之牝， 天下之交。牝常以静胜牡， 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 小国以下大国， 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 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 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 大者宜为下。 ”⑥ 这是借用方技知识中的男女交合的房中术来谈大国、 小国之间的关系， 强调处於下、 守静的牝的重要性。张家山汉简《 引书》 载： “ 治身欲与天地相求， 犹橐籥也， 虚而不屈， 动而愈出。 ”⑦ 此处所言， 借用《 老子》 五章“ 天地之间， 其犹橐籥与？虚而不屈， 动而愈出” 的说法 ⑧ 。前已说到， 行气导引代表的方技知识是黄帝书的一个关注点， 正是此点上， 它与《 老子》 有了“ 接驳” 。此外， 《 黄帝内经》 一书中也多有方技养生的思想， 它在养生术语的描述上、 表达内容上与《 老子》 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亦可参看。
黄帝书就知识系统而言， 与《 老子》 的结合紧密一些， 著眼於自己身体思考的时候更多， 侧重於自身内部世界。而後世的河上公《 章句》 、 严遵《 指归》 和张陵《 想尔注》 就是从这个知识系统对《 老子》 进行的解读。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黄帝书在道家文献中的位置。谈这个问题， 其实也和前面的那个问题分不开。黄帝书的两大层面上的内容， 使得它在道家文献中成为联系其他子书的中介。这种表现有以下特点：
第一， 就知识结构上而言， 反映了当时知识系统的分类。如果套用前面所言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知识分层而言， 刑名法术系统代表的是大传统， 养生神仙代表的是小传统。黄帝书通过当时知识分层中的大传统， 与其他子书有一定的联系， 扩大了自身的知识边界； 通过小传统， 把当时的知识背景凸显出来， 也联系了其他知识门派， 或以此也让我们注意到其他子书背後这个背景的存在。所以共时时空下的黄帝书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它在道家文献中的存在， 突破了传统以来道家文献的单一认识。
第二， 就其目的指向上而言， 黄老思想也体现出丰富的内涵。刑名法术系统关注的是社会秩序， 道为刑名法术势产生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 它们彼此之间的往复， 又使得人主通过刑名法术的把握， 完成了向道的回归。养生神仙系统关注的则是个人存在， 它的理想存在状态， 以道存在状态— — —因循无为、 守静冲虚为标准。在这两点上， 它与儒家要求的社会秩序、 个人存在状态不一样， 儒家是以礼乐伦理作为实现社会秩序统治的手段， 强调个人道德操守基础之上的完善人格培养。因此， 在这两点上， 两家实现的目的和手段， 差别很大。
当今就道家这两个承传系统的差异来看， 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体现了先秦秦汉共时时空中， 知识结构中的不同分层而已。甚至可以这样说， 它们是一个同心圆结构。治身与治国背後的逻辑是一致的， 《 淮南子·泰族》 载： “ 故不言而信， 不施而仁，不怒而威， 是以天心动化者也； 施而仁， 言而信， 怒而威， 是以精诚感之者也； 施而不仁， 言而不信， 怒而不威， 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统之， 法虽少， 足以化矣； 无道以行之， 法虽众， 足以乱矣。治身， 太上养神， 其次养形； 治国， 太上养化， 其次正法。 ”①养神、 养化为上， 养形、 正法为下。其上都以道的表现特点为宗旨， 清静无为， 克己去智， 逻辑的起点一致。刑名法术系统与养生神仙系统， 就目的指向上而言， 一治国， 一治身， 二者呈现的最高境界就是向道的回归， 所以本质上没有任何冲突。
黄帝书的出现以及它的意义如下：第一， 是道家学说发展的自我调整的结果， 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道术在现实中运用的关心。而就道家文献自身体系中， 黄帝书的存在而言， 它为我们探讨与老子的关系， 提供了不同於从哲理角度探讨《 老子》 的其他思路； 第二， 这种道家学说的自我调整， 与先秦整个学术背景是相应的。《 庄子·天下》 载： “ 古之所谓道术者， 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 旧法世传之史， 尚多有之。其在於《 诗》 、 《 书》 、 《 礼》 、 《 乐》 者， 邹、 鲁之士， 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於天下而设於中国者， 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① 《 庄子》 这裏点明了春秋战国时期史、 经、 子的产生问题。就存在的层次而言， 是早期的王官之学到後期的诸子之学的变迁。而就诸子之学自身而言， 儒墨是显学， 然後是其他诸子的渐次兴起和发展。黄帝书的存在反映了战国晚期诸子之间的互动， 它是先秦诸子学说交流过程中， 兼收并蓄的结果。反映了先秦诸子在游学风气中， 学术交流过程中， 学说不专主一端， 而是兼收并蓄， 为我所用。另外， 即便是黄帝书的兼收并蓄， 但由於相同知识背景不同的层面上的知识存在， 它与其他诸子结合的层面也不一样， 黄帝书与兵家的联系， 与黄帝书与法家、 名家的联系就不同。第三， 又由於不同学说各自存在的独立性， 尽管是频繁的交流， 但不以抹杀一定学说的主体性为界限， 所以又都有鲜明的学说特徵。金受申在《 稷下派之研究》 一书中认为稷下学派固然有“ 名法” 、 “ 道法转关” 的趋势， 但他们仍然应属於道家 ② 。这种定性的原因就在於， 它虽然在方法上撮名法而行， 像儒墨那样积极用世， 但要达到的目的效果， 仍以道家的要求为标准。
从以上道及黄帝书的出现及意义的论述来看， 基本上也就是司马谈《 论六家要旨》 所谈有关内容； 同时， 他的这个结论也大致反映了那个时代黄老思想内容。他认为道家： “ 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 与时迁移， 应物变化， 立俗施事， 无所不宜， 指约而易操， 事少而功多。……至於大道之要， 去健羡， 绌聪明， 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 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 欲与天地长久， 非所闻也。 ”③ 就用世目的上， 受儒墨积极用世的影响； 在用世的方法上， 受名法影响很大， 强调君臣关系， 刑名之重要； 在用世的效果上， 则又体现了对道存在状态及运行规律的自觉靠近。以上是对黄老思想中的政治思想的说明。而“ 大道之要” 云云， 则可以说是从养生神仙系统对黄老思想的另一层面上的内容的思考。另外， 东汉王充《 论衡·自然》 篇载： “ 黄老之操， 身中恬澹， 其治无为， 正身共己， 而阴阳自和， 无心於为而物自化， 无意於生而物自成。 ”① 则更多的是从养生神仙系统对黄老学说性质的界定。
《战国策》卷22《魏策一》：“苏子引《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苏子即苏秦，这里的《周书》指的就是《太公金匮》或《太公阴谋》。《开元占经》卷6、卷11引《尚书金匮》，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太公金匮》引严可均曰：“疑即《太公金匮》异名。”《战国策》卷3《秦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太公阴符之谋”，《史记·苏秦列传》作“周书阴符”。《庄子·徐无鬼》释文引司马彪、崔撰曰：“《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银雀山汉墓竹简》也认为：“太公之书，古亦称周书”，并举证曰：“敦煌写本《六韬》残卷中有《周志廿八国》一篇，文字与《周书·史记》略同。古书所引《周书》之文，亦颇有与太公之《六韬》、《阴谋》、《金匮》诸书相出入者（参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七）。《吕氏春秋》所谓‘周书’也即指太公之书。”案，《阴符》谓阴符之谋。《战国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作“周书《阴符》”，盖即《汉志》之《太公谋》八十一篇矣。云“周书”者，周时史官纪述，犹《六韬》称周史。诸引周书《阴符》，或但称“周书”，验知非《逸周书》。录附太公之末，与《六韬》、《阴谋》、《金匮》互出入，不嫌复见也。
《太公金匮》，《隋书·经籍志》、《意林》、《旧唐书·经籍志》、《通志略》均载2卷。
《太公阴谋》，《隋书·经籍志》：“《太公阴谋》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帝解）。”《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3卷，《通志·艺文略》：“《太公阴谋》一卷，又三卷（魏武帝注）。”
明确著录《太公金匮》、《太公阴谋》虽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但实际上《七略》、《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汉书·艺文志》之“兵书略·兵权谋”：“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小注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
《汉书·艺文志》之“兵权谋”下注“省《太公》”，则“兵权谋”中部分内容出自《七略》所录之《太公》殆无疑问。顾实曰：“如本志《太公谋》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今本《管子·兵法》、《参患》，《荀子·议兵》、《淮南·兵略》等篇之类，皆当在此二百五十九篇中。”前贤已经证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谋》就是《阴谋》，也就是《太公阴谋》，《言》就是《太公金匮》，《兵》就是《太公兵法》或称《六韬》、《太公六韬》。
钱大昭曰：“《谋》、《言》、《兵》，就二百三七十篇而言，《太公》其总名也。”沉钦韩曰：“《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书诸金版。《大戴记·践祚篇》、《吕览》、《新书》、《淮南》、《说苑》所称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说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顾实曰：“《隋》、《唐志》、《通志》著录《太公书》多种，《通考》仅馀《六韬》而已，《庄子》称《金版六弢》，《淮南子》亦言《金縢豹韬》。”
《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儒家”中另有“《周史六弢》六篇”，小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以为“即今之《六韬》也。”《四库》馆臣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两种书。清沈涛《铜熨斗斋随笔》证明《汉志》“六弢”当是“大弢”，《庄子·则阳》中仲尼问于太史大弢即是此人，“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为“此证极精覈。”
可见，《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是《六韬》都出自道家的《太公》。
《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困学记闻》卷11并引叶梦得说曰：“其说盖出《六韬》。”宋戴埴《鼠璞》卷下：“至谓文王与太公阴谋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然《汉书·艺文志》注谓：‘吕望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术者所增加。’汉时已尝疑之，今反使右科习为正经可耶？”宋何薳《春渚纪闻》卷5《古书托名》：“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明胡应麟《四部正讹》中：“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馀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史记·留侯世家》述张良得圯上老父赠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前引《战国策·秦策》，则更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把《太公》看成是楚汉之际乃至汉代的著作似乎保守了些，历史上就有学者根据《六韬》内容判定它是战国著作。
宋叶适《习学记言》卷46《六韬》：“其言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固当后于孙子。”《困学纪闻》卷5：“古以车战。春秋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曲礼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竹简有部分内容与今本《六韬》基本一致的太公书竹简，被认为就是《六韬》。银雀山《六韬》共14组，可分3类。1－7组为第1类，见于传本《六韬》者，《文韬》4组，《武韬》3组。8－13组为第2类，均为《群书治要》、《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曾加称引而为传本所无的佚文。14组为第3类，是一些零散残简,其简式、字体与第1、第2类相似，简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据此当属简本《六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西汉墓中，也发现部分竹简上许多有文王、武王问，太公曰的字样，或与今《六韬》内容相同或近似，尤其是简文的字体和其他简文不同，书体逊于同出的其他几种简文，易于区别。这些简早期被称名为《太公》，后定名为《六韬》。《文物》2001年第5期公布了这批简的释文。定州汉简中根据汉简的简型、内容和字体等被确认为属《六韬》的竹简共有144枚，计1402个字，简文《六韬》共发现篇题十三个。
银雀山两座汉墓，从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西元前140～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前118年之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银雀山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刘修死于西元前55年，则定州简《六韬》的成书年代肯定早于此时。银雀山和定州简还表明，《六韬》在西汉初年就广泛传播，其成书时间当然更早。银雀山《六韬》文字不避汉帝之讳，如汉高祖刘邦的“邦”字，汉文帝刘恒的“恒”字，等，定州简《六韬》也不避汉文帝刘恒的“恒”字，也证明《六韬》成书时代在汉之前。
定州简《六韬》中提到了御者“王良”，王良是春秋时晋国之善御马者，在《孟子·滕文公下》、《荀子·王霸》中均有提及，应在春秋前期以前。
陶宪曾评《汉书·艺文志》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者，盖《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其书全收入儒、道、纵横、杂各家，又择其中之言兵权谋者，重入于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笔者昔有一说曰：先秦无兵家。战国时期，战争是各种国家政治思想学说的主题内容，儒、道、墨等家都各有兵书，《六韬》或《太公兵法》无疑就是道家《太公》的兵书部分。《太公》著作托文王、武王与太公问答，太公吕望是周人灭商战争的军事指挥者，封于齐国，故《太公》著作出于齐国。《太公》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道家著作。
《太公金匮》本《金人铭》中太公吕望还引了黄帝说，李零先生以为黄帝书“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于数术、方技类的实用书，以及数术之学在兵学中的分支即兵阴阳；见于诸子，则主要是阴阳、道两家及其小说杂记。”黄帝书中有“黄帝战蚩尤”之类数术书、“黄帝素女问”之类方技书，《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则是名贤讲治国用兵的阴谋书，是道家黄老著作。
总之，《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六韬》都是《太公》的内容，《太公》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的道家黄老著作。
《黄帝四经》，为中国战国时代的哲理典籍，文体押韵，久已失佚，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共有4篇：〈十六经〉、〈经法〉、〈道原〉和〈称〉，内容互异，并非成于一手。《黄帝四经》讲述人君治国之道，记述了战国时的一些格言和黄帝传说，哲理思想以道家为主，融合了墨家和法家，采纳天人感应之说，强调统治者要依循大自然之道，否则招致灾祸，书中亦有道家以弱胜强的理论。《黄帝四经》今有多个英语、法语或日语的译本，广受学术界研究。而《黄帝四经》、《黄帝内经》仅仅是其中之一二，怎么能仅仅根据她们就可轻易判定“黄老学派”的性质呢? 在没有发现“黄老学派”的全部著作，至少是其主要著作之前，也不宜对“黄老学派”加以全面评价，不可以因为《黄帝四经》、《黄帝内经》就把整个黄老学派的内涵定为道法、道医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