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黄杰被伯父许配给当地的一个浪荡公子。为此，年仅十四岁的少女与伯父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出逃到了武昌，成为家族的“叛逆”。

两年后，北伐军攻下武汉。为培养北伐骨干，1926年岁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黄埔军校）在武汉招收学员，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将招收女生。

黄杰凭借一张一百零八字的答卷《革命与社会进化之区别》和坦诚不作假的品质赢得考官的青睐。带着“孺子可教”的评语，她考入军校，并于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

1928年，化名桂青的黄杰年仅十八岁就与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九岭岗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她又被党组织派回江陵老家进行地下工作。

原毁过婚约的未婚夫的父亲对她恨之入骨，便用三百块大洋收买当地驻军，以黄杰剪发、放足、毁婚约、又是武汉来的，肯定是共产党的罪名将其逮捕。恶霸地主的伯父也给驻军营长写去“为家族除害，为地方除害”的密信。幸亏黄杰机智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加上当地几十家铺保同情她含辛茹苦的孤母为黄杰担保，才使得她化险为夷，脱离虎口。 此后的几年，黄杰先后在湖北、江苏、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33年“五·一”节，化名赵映华的黄杰在上海再次被捕入狱，被关押在英租界提蓝桥女监。同时入狱的还有一批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同情者。

危难时刻，时任国民御侮自救会主任的孙夫人宋庆龄铤身而出，鼎力相救，请来著名的大律师为她们出庭辩护，使得原以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判刑五年的黄杰，以“系无知幼女”为由减刑两年半。

两年半的铁窗生涯不但没有使这位“无知幼女”意志消沉反而使她更加坚定勇敢。当时的上海党组织十分混乱，红白难分。黄杰试图转赴延安未遂，于次年辗转到香港才与组织取得联系。之后，新四军军部服务团、鄂西中心县县委、重庆办事处、延安党校、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军区……凡是革命需要的地方都留下了她坚毅的足迹。

建国后，她历任纺织工业部人事司副司长、司长，纺织工业部顾问，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7年6月18日，原纺织工业部顾问、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在黄杰病重期间及逝世后，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的领导同志有：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吴仪、张立昌、张德江、俞正声、贺国强、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王刚、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徐才厚、何勇、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肖扬、贾春旺、王忠禹、廖晖、刘延东、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李贵鲜、张思卿、丁光训、马万祺、白立忱、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郝建秀、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徐匡迪、李兆焯、黄孟复、张怀西、李蒙、董建华、张梅颖、张榕明和李德生、肖克、张劲夫、黄华、彭冲、王芳、谷牧、吕正操、郑天翔、刘复之、杨白冰、丁关根、田纪云、迟浩田、张万年、姜春云、钱其琛、王汉斌、张震、倪志福、陈慕华、孙起孟、雷洁琼、李锡铭、王丙乾、邹家华、王光英、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珮云、周光召、曹志、韩杼滨、吴学谦、钱学森、董寅初、叶选平、杨汝岱、钱伟长、任建新、宋健、钱正英、孙孚凌、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经叔平、王文元、邓力群、张廷发、韩光，还有中央军委委员梁光烈、李继耐、廖锡龙、陈炳德、乔清晨、靖志远以及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

为逃婚考上“黄埔六期”

黄杰，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她从小便颇多不幸，2岁时父亲便撒手人世，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

黄杰的伯父黄仲甫曾任郝穴团防局团总，是当时镇内著名的绅士和封建卫道士，他极力向黄杰灌输封建道德，遭到少年黄杰的强烈抵制。黄杰早年就读于郝穴高等小学堂（现郝穴小学），从小聪明好学，性格倔强，热爱自由。

1924年的一天，大伯径直来到黄杰家，对她说：“娃啊，过一年大一岁，转眼你也十几岁了吧?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看，村里和你一般大的女孩子，不是个个都已嫁人生子了吗?我合计，趁着年关，你把婚事也办了吧!”

原来在前不久，大伯为了与另一家豪绅联姻，已经亲自出面作媒，把黄杰许配给那一家。

然而，黄杰对此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婚姻问题。大伯的话仿佛晴天霹雳一般打在她头上。

黄杰认为自己虽然十几岁了，但如果就谈婚论嫁，势必会影响自己的学习。

很快黄杰又从侧面听说，那个豪绅的儿子在当地臭名昭著，是一个典型的浪荡公子。为此，她与大伯闹得更不可开交。

她说：“大伯，我想把这门亲事退了。”

1924年，年仅15岁的黄杰决定冲破封建旧家庭的束缚，离开家乡，出走武汉。

她艰苦地漂泊了一段时间，两年后，听说了一个决定她一生命运的消息——北伐军攻下武汉后为培养北伐骨干，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黄埔军校）在武汉招收学员。

当时，国民革命军胜利地占领了武汉，1927年1月1日，广州的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迁入武昌长街两湖书院旧址（现武昌区解放路中段、彭刘杨路交叉口附近）。代理校长邓演达、教育长张治中、总教官恽代英，教官还有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李汉俊、许德珩等，多系中共党员。徐向前任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陈毅表面上当文书，实际上是中共党委书记。

恽代英亲自分管女生队，施存统任女生队的政治部主任。

1926年12月，黄杰风尘仆仆来到两湖书院旧址。她在会客单上填上：“黄杰，16岁，湖北江陵人。求见恽代英。”

恽代英热情地接待了她，仔细介绍了报考程序和注意事项。

这次考试只招收25名学生，录取率很低，女生要被录取就更难。

那天考作文的题目是《革命与进化之区别》。黄杰把自己所知道的，能写的都写到了试卷上，总共只有108个字。她写了革命是人为的，进化是自然的这个道理。原来她家有一个邻居是进步教授，曾对黄杰讲过三民主义。由于年轻的黄杰当时是一张白纸，听得非常用心，一下子就牢牢记住了。

紧接着又考数学。共有8道题，黄杰只做出两道。她座位后面的同学见她不会，便好心地丢了个纸条给黄杰。老实的黄杰没敢拿。

黄杰同桌的同学文化程度比黄杰高，但她没有考上。黄杰得知后，心想自己可能成绩更差了，因此迟迟没敢去复试。

后来她硬着头皮去看发榜，老远就看到了“黄杰”两个大字。她还请老师找到卷子，只见上面没有批写分数，只批示了4个字“孺子可教”。这使得黄杰如愿以偿，顺利地考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六期的女生队，编入步科第二团第三连。

那时女生们的当兵动机，十之八九是为了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找寻出路。当时有183名女生入党，加上南湖学兵团30名女生并入军校，女生队扩大为213人。年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其中有大学生，但多半是黄杰这样的中学生，基本上是“爱国有心，知识不足”，以四川、湖南、湖北的为多。未婚占多数，年龄18到30岁。有的已当了母亲，有的还缠过足。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敢于冲破封建藩篱，投身到革命洪流中。

1927年2月12日正式开学。女学员一律留短发，着深灰色军装，紧束着腰带，戴着军帽；跟男学员不同的是：打黑色绑腿，军服双袖缀上红色字母“W”标记，并佩短枪。

新生要先接受3个月入伍教育。女学员编为1个大队，与新招的政治科两个大队统属“第六期入伍生”总队。女生大队下分3个中队，9个区队，每个区队3个班。武汉分校一成立，首先在女生队设置了指导员。女生队长是郑奠邦，区队长是杨伯珩、张麟书等；3个中队指导员是彭猗兰、钟复光、唐维淑。

当时，军校的经济条件十分紧张。整个军校，除一间俱乐部是青砖瓦房外，教堂、宿舍、伙房、厕所都是草房。女生队设在两湖书院东首一个院落的两层楼里。楼上是宿舍，楼下是饭堂。

军校纪律严格，节奏紧张。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被子叠得方方正正。10分钟收拾完毕后进行操练。

从早上5时半起床，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课程分两种，即术科和学科。学科包括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原理，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阵中要务令、射击教范等；术科是根据步兵操典上的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基本训练。每天8堂课，上午4节学科，下午4节术科。

黄埔军校参照日本士官学校教学内容，讲授《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和《实地测图》等课程，此外还进行单兵动作、连排营行军等训练。

黄杰文化基础较好，人又聪明，因此各科成绩在考评时均为“优良”，而且由于她肯动脑筋研究战术问题，深受一些军事教官的青睐，同学们不无妒嫉地称她为“军校之鹰”。

按照军校的惯例，每天雄鸡鸣白时，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各科各连的学生都要围绕公路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有15公里的路程。日积月累，持之以恒，黄杰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马拉松式的早跑，体质渐渐增强。到后来，身体虽然仍旧那样瘦削，但已经练成了一副经得起摸爬滚打的筋骨。

军校是国共两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异常尖锐激烈的场所。校长蒋介石一手策划“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这期学员的学习环境，表面上看来是处于左、右派斗争的低潮状态，实际上不过是暴风雨前的暂时沉寂而已。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后，恽代英和萧楚女便成为军校政治讲坛上的“日月双璧”。

在军校，黄杰不光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还见到了周恩来、李富春、项英、陈毅、徐向前等中共领导人，更坚定了她对革命的向往。

此时北伐军急需补充大批中下级军官。在恽代英、萧楚女的团结和吸引下，军校中大批有才华的进步青年成长起来。

同学中的赵一曼、张瑞华、胡兰畦、谢冰莹、曾宪植、危拱之、胡筠等，都成为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女性。

终生难忘的事情

1928年初，18岁的黄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黄杰化装成进香的教徒来到武汉市郊的一处道观。她的直接领导、原武汉分校的教官同样化装成香客正在大殿内等她。教官简明扼要地告诉黄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都有迅速的发展。鄂西地区段德昌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已发展到几百人，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中央决定派你去鄂西工作。”

黄杰又惊又喜：“鄂西?我老家就在那儿啊!”

教官道：“这正是派你到那儿工作的有利条件。喏，这是你到松滋县后联络用的荷包。”

黄杰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匆匆上路了。她化名桂青，担任了第一任中共松滋县委书记。

1929年黄杰乘江轮奔赴上海。

她被分配在当时常驻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奔走于江苏、上海、香港、湖北等地，在中央军委、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做交通联络工作，并在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潘汉年同志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活动，担任过闸北区女工部部长、沪东区女工部部长。黄杰与帅孟奇大姐就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认识的。当时，帅大姐在烟厂做女工，工作接触很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黄杰曾经得到当时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与帮助。

黄杰曾经满怀深情地向人讲过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

那还是1930年的冬天，我给周恩来同志当交通员，住在英租界成都路的一幢洋楼里。

一天，恩来同志派我将一份军事情报送到同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刘伯承那里。我便把这写有绝密情报的纸条装在茶叶桶里，用茶叶埋好，穿上时髦的旗袍，像走亲戚一样，大大方方地穿过繁华的外滩和南京路，径直走到法租界愚园路刘伯承同志的寓所。那座房子在一处很僻静的角落里。我七拐八拐，才来到门前。按照地下工作的规矩，过去我们约定了安全信号：在窗户上系一根红头绳。我停步朝楼上张望，糟糕!发现窗户上的红头绳不见了。按秘密工作的规矩，不见安全信号是不能贸然进去的。那时候，伯承同志化名林直木，是以教授身份作掩护。这位“林直木教授”没有三亲六故来往，岳母吴老太太，又素喜烧香拜佛，宁静的屋内时常香烟缭绕，是掩护条件，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然而，安全信号确实没有了。我心急火燎，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跑回成都路寓所，浑身像散了架似地疲惫不堪。我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恩来同志平时对我爱护备至，这一次因为事关重大又十分紧急，脸顿时铁青。他非常严厉地责备我：“直木同志刚刚来过电话，不可能出事，准是你这个丫头贪玩耍，误了事！”我顿时心里极为委屈，背过身来，在屋角悄悄地哭泣。恰恰在这时，伯承同志来了。他弄清事情原委，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我很快把事情弄清楚，回头告诉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回家后告诉我们：这是一场虚惊。原来是他夫人刚刚从乡下来，带了两只母鸡，一时找不到绳子绑，看到窗户上有根红头绳，不知道是安全信号，就随手拿去绑鸡了。周恩来同志和我听了，都哈哈大笑，一场误会云散冰释。

“令人更难忘的是事隔20年后，周恩来总理与我在北京久别重逢。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盛宴上，正忙于接待贵宾的周恩来总理，老远就看到我。他绕过好多席桌，径直走到我跟前，眼神含着一种抚慰，脸上现出真挚的笑容，举起酒杯亲切地说：“黄杰同志，你还记得上海那次送情报的事吗？20年了!我总觉得太委屈你了。那时候，你年纪那样小，太对不起你了。让我们喝了这杯葡萄酒吧!……”

在斗争中，黄杰从周恩来同志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遇事冷静，多用脑子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才能战胜敌人。

狱中磨炼与第一次短暂的婚姻

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期间，黄杰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和婚姻。

她的男友名叫曾钟圣，后来又名曾中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1930年7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曾中生和黄杰去南京开展兵运工作，不久，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斗争实践，使黄杰和曾中生渐生情愫，在1930年7月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他们的夫妻生活是聚少离多的。

就在婚后不久，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聂荣臻找曾中生谈话，派他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黄杰暂时留在上海。

黄杰和曾中生这对新婚夫妻虽然依依不舍，但仍然服从革命需要。黄杰和曾中生约定，几个月后去鄂豫皖相聚。谁知竟成永别!

1930年11月28日，曾中生到达鄂豫皖边特委秘书处所在地——湖北孝感的小河溪樊家村，向当地党组织传达了党中央反对“立三路线”的最新指示。他的到来给大别山带来了生机。曾中生在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时，并没有过分追究那些错误路线执行者的个人责任，从而实现了鄂豫皖苏区内部大团结。

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5月，是鄂豫皖苏区和鄂豫皖红军历史上发展迅速、捷报频传的时期。短短数月间，曾中生率领苏区军民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连破敌人两次大规模“围剿”。这期间，苏区面积迅速扩大：西起平汉路，东至淠河，南达黄陂、罗田北部，北至潢川、固始南部，辖区包括20余县的全部或部分，全区人口达到200多万。

1931年4月，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到了苏区。5月1日，他在河南新集宣布撤销原鄂豫皖特委，建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自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邝继勋任军委副主席。对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军民心目中的威望，张国焘很是不满。

1932年12月，由于张国焘的瞎指挥，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在行军途中，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一批红四方面军领导骨干认为这样盲目流动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商议准备派人到中央反映情况，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后来，他们又觉得远水不解近渴，就决定由曾中生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提出，立即停止无限制的退却，在陕鄂一带建立新根据地。张国焘感到众怒难犯，处境孤立，遂被迫在陕南城固县小河口村举行了一个师以上干部会议。曾中生面对着张国焘这个谁也不敢惹的党内霸王，列举种种事实，进行了有根有据的批评。张国焘被迫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任命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自任主席)。张国焘对曾中生的忌恨变本加厉。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派人将年仅35岁的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理番县的卓克基，事后反诬他逃跑投敌。1945年，党中央在七大上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1989年11月，曾中生在牺牲半个多世纪后，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共建军史上的33位军事家之一。

193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化名赵映华的黄杰在上海不幸被捕。同时入狱的还有一批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同情者。

危难时刻，时任国民御侮自救会主任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挺身而出，鼎力相救，请来著名大律师为她们出庭辩护，使得始终未暴露身份。以“危害民国紧急制罪法”被判刑5年的黄杰，经宋庆龄女士斡旋，以“系无知幼女”为由减刑两年半，被关押在英租界提蓝桥女监。

两年半的铁窗生涯，不但没有使这位“无知幼女”意志消沉，反而使她更加坚定勇敢。她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

1935年黄杰出狱后，当时的上海党组织十分混乱，红白难分。黄杰试图转赴延安未遂，于次年辗转到香港才与组织取得联系。

这时，她才确切得知曾中生1935年在红四方面军已经含冤遇害的噩耗。

黄杰泪流满面，痛不欲生。但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她更加坚强，黄杰知道，只有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尽力，才是对亲人最好的纪念。

又一次短暂的婚姻

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年轻的黄杰又有了一次恋爱和婚姻。

男方名叫郑德，也是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

郑德家是当时上海工商界有名的大家族，经济状况非常富有。但郑德不耽于富贵安逸的生活，毅然投身于革命。

郑德倾慕坚强的黄杰，决心像她那样忘我地为党工作，像她那样有意义地生活。

1938年，黄杰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担任服务团女生队队长。

服务团女生队的工作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之后，黄杰又和郑德一起，受党组织派遣来到重庆。

在山城，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几乎天天生活在云里雾里。

1939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由莫斯科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党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化名徐杰。

在抗日战争大潮的影响下，我党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郑德作为党组织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被派到新疆去学习飞行。黄杰则留在大后方，被任命为合川战时第一保育院工场的主任。

1940年，黄杰离开工作多年的白区，实现了向往已久的夙愿，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黄杰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组织部部长。

她时时挂念着分别已经一年之久的郑德。

有一天，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找黄杰谈话，给她带来一个噩耗：“黄杰同志，你要挺住啊!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革命战争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原来，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在新疆积极开展抗日工作，带领“新乐营”的战士们学习文化、军事，为重返抗日战争前线积蓄力量。一批批援华物资从新疆这条国际交通线运往延安。而生性多疑的盛世才对此极为不满，千方百计制造摩擦，借机刁难。他还以参与“阴谋暴动案”的罪名将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软禁。危急时刻，周恩来副主席从苏联治伤回国，路过新疆作短暂停留。他在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的陪同下，与盛世才会面，重申我党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及原则立场，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盛世才不得不表面上假装让步。

然而最后，盛世才彻底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将在新疆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及郑德等我党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统统囚禁、杀害!

郑德宁死不屈，视死如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这一噩耗，对黄杰的打击可想而知。

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们曾将不满周岁的儿子送往香港，在儿子的大伯父家寄养。解放后这个儿子成了“资本家”。当时一个革命家的母亲和“资本家”的儿子是不允许相认的，后来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之后，才稍微有些往来。

黄杰不愧为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情况，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45年，组织部的领导得知黄杰曾经做过保育院的工作，便找她谈话，希望她能担任延安第一保育院的院长。

领导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已经和八位同志谈过话了，大家都不愿干这工作，你是第九个，你怎么想?”

向来把党的需要当作自己第一志愿的黄杰说：“可以吧。”

事情就这样定了。组织部的那位领导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后来，有几位老大姐得知了这个情况，还颇为不平地找过组织部，说：“黄杰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为什么调她到保育院去?”

黄杰听说了，却十分豁达地笑着对那几位老大姐说：“这是我自己高兴做的。你们想想，延安的生活这样困难，有多少烈士遗孤需要我们照顾啊!”

颇具影响的电影故事片《啊，摇篮》，就是写的黄杰和陕甘宁边区延安第一保育院的孩子们的故事。

宋庆龄女士得知了黄杰和保育院的一些情况，特意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她们捐来衣物和食品。每次，都是邓颖超大姐将这些捐赠品交给黄杰和保育院的。

黄杰后来达观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与她青年时期所经历的一切是分不开的。

在清清延河水旁，黄杰与徐向前走到了一起

许多老同志、老战友一直关心着遭遇过两度家庭不幸、长时间孤独一人的黄杰。

1940年，经张琴秋等老大姐牵线，黄杰与徐向前正式相识，并由相识到相知、相爱，1946年5月4日结为伉俪，婚后生有一子小岩、一女小涛。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黄杰都陪伴徐向前，鏖战陕甘宁和三晋大地，为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和平的日子里她历任青岛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兼纺织工会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人事司副司长、司长、干部部部长、纺织工业部顾问，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她当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黄杰陪伴一度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元帅抵制极“左”路线，冷静地面对谎言、诬陷和骇人听闻的突然袭击，曾经夜闯毛家湾，与林彪面对面地斗争。

晚年极其关心家乡

晚年的黄杰不忘家乡人民和家乡的发展与建设，1984年，她为郝穴镇正在建设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题写碑名。1986年2月，她又亲笔为即将付印的《郝穴镇志》题词。1996年和2006年，她写信或以其他方式向母校郝穴小学90周年和100周年校庆表示祝贺。她热爱家乡，热爱家乡人民，关心家乡建设和教育发展。

2007年6月18日，黄杰同志在北京逝世后，家人按其遗愿，将一半骨灰运回老家，撒入郝穴铁牛矶长江中，表达了她对家乡的无限深情和永远怀念。

黄杰与徐向前婚后生有一子徐小岩、一女徐小涛。

儿子徐小岩，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徐向前元帅之子，中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女儿徐小涛，曾在内蒙古兵团插队，入伍后被推荐到北京医学院上学，毕业后一直在解放军304医院小儿科、实验室当医生。1993年随丈夫到美国，年过40的徐小涛开始转行学习会计，后在一家基金会工作，她自嘲说：“我是草根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