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武汉先进入广东坪石中山大学电机系实验室，后转入重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桂林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研究室，复又随着逃难的人流进入重庆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属下的成都电信器材修造厂谋生。厂方在管理上的混乱，令他十分吃惊，更使黄武汉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重庆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属下的偌大一个工厂，竟连新领一颗镙丝钉也要层层报批！

当时集研究、培训、修理、出版于一体的航委会，号称知识和人才的密集之地。但剥开外壳一看，跑单帮、搞投机、盈利自肥、贪污中饱、阿谀奉承、拍马吹牛被视为最吃香的才能。受器重的远不是技术高手，而是形形色色的“掮客”。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独善其身地潜心于电子学技术的学习和钻研。他深为自己无法适应这黑暗腐朽的社会而苦恼，却又不认输！

契机终于来临。岁月把丰厚的馈赠给予了这位自强不息的年青人。1945年初，黄武汉在成都以优异成绩通过了重庆国民政府主持的工程技术人员公费赴美实习和留学英国考试的双重资格，他毅然选择了后者。这年盛夏，他飘洋过海来到了英国。不出所料，二次世界大战带来食品的普遍匮乏，每人每月只配给两个鸡蛋，有鱼吃，却是鲸鱼德军飞机之所以无法突破英方的空中防线，微波雷达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事实上微波技术也成熟于这一时期。黄武汉在G.E.C.研究所广播实验室显露出的出众才干，使其主持者一反种族岐视常态，先赋予电子技术工程师职称，后又推荐他进剑桥考文垂（Coventry）研究所专修电子学技术两年。黄武汉异常珍惜这个机遇，把时间和精力几乎都交给了图书馆和实验室。学成归国前夕，香港大东电报局来电专门聘请他任海线及无线电公司工程师，主持微波技术的研究。坚信学海无涯的黄武汉并没有沉醉于他已获得的职位和较丰厚的报酬，而在一次途经上海偶然获悉他于1945年取得赴美实习的资格仍然有效时，立即定下谋求赴美深造的主意。1948年初，黄武汉毅然离职赴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一家工厂实习，后又转往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实验室进修微波技术，当年底期满返回香港大东电报局，被升任为公司的责任工程师。这是他苦苦耕耘十多年的结果。徒工出身的黄武汉能占据这个要职，不仅在该公司中绝无仅有，而且在当时的香港地区也属罕见。

大东电报公司对黄武汉的器重和香港工程技术界给予的赞誉，并没有挡住他继续探求电子技术奥秘的视野，也未能改变他报效祖国的初衷。这不仅因为当时来自祖国内地解放区的广播使他欢欣鼓舞——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更因为他的大姐当年给予的晓喻——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一种久藏在他心中的企盼即追随共产党的信念萌生了。1949年春天，他参加了由港九人士发起并组成的进步团体“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港九分会”，并被推选为理事。伴随着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他出席了港九同胞举行的庆祝大会，以科技界代表身份上台发言。他的溢于言表的炽热的爱国心声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之后，该港九分会被港英当局查封，但黄武汉仍为之奔走，并时刻寻机兑现自己的许诺——“要为共和国做点事”。于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抱病接受并参与了为中南军政委员会邮电部门筹建电子设备厂的工作，并专门为广州公安部队研制了两套探测武器的轻型电子装置。这两套电子设备经试用后由内地工厂仿制和小批生产，为维护解放初期广州社会治安作出了贡献。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他又应邀为华南有关主管部门设计了战时有线广播体系的技术方案，如此等等，都是他默默地进行和真诚地完成的。它们在技术内涵上比起他此后的科技成果，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在精神境界上却标志着黄武汉已开始自主地驾驭生命之舟，向着彼岸扬帆起航了。这个阶段，他所表现出的一系列愿为祖国建设服务的赤子之心频频传到北京科技界。

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便决定着手组建中国科学院。1953年春节过后，黄武汉接到了中国科学院发来的聘书，邀请他去北京工作。此时，他尚未摆脱肺结核病的折磨，体质虚弱，尚待深入治疗和调理。“祖国在召唤，应立即启程。”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凌君达，还提出了要她“辞去香港大学教职，同我一起走”的要求，当时，凌君达不是不愿离开港地，更不是留恋于已经取得的优厚生活，而是担心丈夫虚弱的身子和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最令她忐忑不安的是，万一行踪败露，弄不好会遭暗算。数经谋划，遂于1953年3月以回佛山省亲养病为由，瞒过港英军警当局，双双带着孩子，只拎了一只皮箱，途经广州直奔久久思念的北京。

到达首都北京后，黄武汉全家被安顿在中国科学院西四招待所里。这是几家共居的四合院，在物质条件上同他昔日的香港住宅无法比拟。凌君达破天荒地当上了家庭主妇，黄武汉仅休息了一个星期就抱病去近代物理所上班了。所领导劝他再休养一阵，但他执拗地说：“我是研究室主任，微波实验室研究员怎么能泡在家里！”黄武汉全身心地投入向往已久的工作。他逢人便说：“我的心情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舒坦过。”

我国开展原子能研究所急需的首批电子学仪器和多种实验装置，是由他多方设法才迅速建成的；他采用国产材料设计并研制成功的专用交流稳压电源设备，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品，获得研究所颁发的首批科学奖。继后，围绕着我国微波加速器的研制，黄武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带领科技人员迎来了我国微波技术研究的迅速起步。1956年底，黄武汉继邓稼先光荣入党之后，也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下宣誓。他在给大姐、时任广东省妇联主任的黄蕊秋的信中自豪地说：“我终于真正成为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了。”同年，黄武汉荣幸地参与了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成为《规划》中拟建的电子学研究所筹备组领导成员。当年底，为着实现开辟新学科贡献力量的诺言，他应电子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顾德欢的要求，义无反顾地挑起了微波技术研究室和量子电子学研究室室主任的双重担子。对于后一学科，当时刚在国际上兴起，黄武汉并不熟悉，只在文献上稍有涉猎。但他以一个科学家固有的预见性与胆识，认为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自己应该去拓荒。1964年7月，正当黄武汉以学科带头人的姿态活跃于这两个领域，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开创性成绩的时候，他又奉命率领电子所的一部分科技人员奔赴上海，会同先期到达的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同行们，以副所长身分，担负起了筹建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重任，仅约一年半时间，这个我国最早建立的激光技术专业研究所，基本上齐备了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原材料、元器件、单元技术和实验设备，出现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齐头并进的局面，由他直接组建并亲自领导的化学激光研究室，很快地研制成功了我国首台化学激光器，叩开了我国进军这个学术前沿的大门，从而使这个研究所开始跻身于与国外同行在攻克前沿课题上进行竞争的行列。

黄武汉，无论是作为我国微波技术、量子电子学和激光技术这3个新学科的拓荒者，还是作为科学研究组织者的副所长，他都倾注了全部智慧和力量。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成功，都为他的助手和后继者构筑了不断地登堂入室的新起点。十分令人可惜的是，正当黄武汉出成果的盛年，无端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却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斗争。1968年7月16日，黄武汉含冤离开了他一生追求却又未竟的事业。但是，历史无论怎样曲折，总是要前进的。10年之后的1978年3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隆重举行了黄武汉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黄武汉从1953年春应召离开香港，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电子学研究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的15年间，可谓他科学活动的盛期。他扬鞭跃马驰骋于我国微波技术、量子电子学和激光技术3个新兴学科的科研前沿。其中的每一个新的发明、创造或技术改进，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使微波技术步入国际先进行列 1954年到1957年间，他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十年中从事微波通信技术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完成了微波12路电话通信设备的研制工作，制成了样机并提供了一系列试验结果。继后，黄武汉又研制成10厘米、3厘米和8毫米成套微波测试设备，包括铁氧体隔离器和8毫米矩形波调制器等新型微波毫米波器件。这些，同今天众多的科研成果相比，也许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于当时推进国内微波技术研究的迅速起步和加速原子能研究所必备的微波加速器的问世，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50年代后期，国际电子学界的通信技术领域，掀起了一股毫米波圆波导H01波传输研究的热潮。美国贝尔实验室和苏联科学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苦于基础薄弱，尚处于空白。黄武汉认为这是实现现代通信的一项重要技术，国内应该着手研究，迎头赶上。随之他构勒出了一套研究方案。国家科委采纳了他的建议，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取名“301”工程，并任命黄武汉为北京中心研究室主任。人们欣喜地发现，一个崭新的实验基地快速形成了。电子学研究所的大楼走廊上方架设起了数10米长的螺旋波导和介质膜波导实验线。同时，在大楼旁的空地下埋设了地下介质膜波导实验线，用螺旋波导作弯头，长度达1公里。这个从零开始建立起来的研究基地，很快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波导的每公里衰减量约3分贝左右，电场图不圆度约为百分之几上下。通过波导线，成功地进行了电视、电话和传真通信实验，摄下了接收图象照片。这表明我国的这项技术和学术水平在当时仅次于美国，与苏联并驾齐驱，已步入国际同行的先进行列。

使量子电子学登上中国科技发展史舞台 黄武汉更大的贡献还在于在量子电子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可能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也许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本身就揭示了许多新兴学科源于对老学科的深入研究与发展，关键在于人们能否及时地把握和不失时机地投入。几乎与H01波导传输研究的同时，黄武汉已密切关注到国际微波技术的最新动向。1958年初的国内参考消息小报上，摘登出了一则科技动态——美国研制成功了一种基于全新原理的微波放大器——量子放大器。这短短数十字的新闻却点燃了他心头的科学火炬。经过一段调研，黄武汉认定这一种新型电子学器件的诞生，预示着一门极有生命力的崭新学科——量子电子学将会获得迅速发展。当时，在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和电子所顾德欢所长直接组织和支持下，经过物理所低温研究室、晶体组和北京大学电子学研究组的通力协作，黄武汉主持的我国固体微波量子放大研究工作获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建国十周年前夕，首次在液氦温度下获得了10厘米波段的量子放大结果。接着，又在液氮温度下取得了3厘米波段的红宝石量子放大成果。紧随着他在实验研究过程中的重大发现，黄武汉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成功，撰写出了《微波固体量子放大器》。另一本由他先此编著的《量子顺磁放大器原理》一书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至此，中国的量子电子学研究，已登上了中国科学发展史的舞台。这是一朵含苞待放的新花，虽然并不十分艳丽，但毕竟是长在我国的科苑之中，甚为国人注目。

使激光技术在中国起步 量子电子学是一门由多种学科交叉孕育出的高技术学科，原理新颖，技术综合性很强。50年代末，在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与国际同行相比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由黄武汉领衔的科研群体，仅仅在两年时间内就为之奠定了基础，这在我国科学史上是罕见的。由此而产生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量子电子学研究进入60年代初，国际上首次研制成功了获得激光输出的红宝石激光器。获得了这个信息的黄武汉，以其固有的洞察力，毫不迟疑地几乎全身心地扑向激光技术领域。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之所以在组建不久，就呈现出把激光应用于测距、测速、通信等领域的活跃局面，并带动国内许多科教单位纷纷投入这个研究领域，是与黄武汉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远见卓识分不开的。1964 年由他编著的《激射光通信与雷达技术》一书，即使大量篇幅描述的理论依据源于他人的著述，但他在书中给出的科学预示与判断，直至今日仍为他的后继者所运用。

对于我国激光技术研究开发的贡献，黄武汉的主要功绩在于，当时分别通过与北京邮电学院和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协同攻关，开拓了我国的激光通信应用和化学激光研究两大领域。前者，发展到今天，已成为更新现代通信的主干。后者则证明了1967年由黄武汉主持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台化学激光器——光分解碘化学激光器有着生命力，因为这是一种当今国内外一致公认的最有前途的高能量化学激光器。

黄武汉出身贫寒，尝尽了人世间的艰辛，造就了勤奋苦学、锲而不舍的可贵品格。他注重实验和观察，重视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认为科学和技术应当造福于人类。这个观念也许缘于当年的“工匠”型经历，但确是导致他成为使我国微波技术和量子电子学起步、以及开激光器件研究与激光技术应用先河的奠基人或先驱者之一的根本之所在。从50年代末到1968年黄武汉离别人世的近10年间，恰逢量子电子学研究和激光技术由诞生到发展乃至日臻完善的迅猛成长时期。他用自己的才干和不懈的毅力，谱写出了一曲又一曲科技乐章，他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人们将永远铭记于心。

1919年11月26日 出生于香港。

1937年 香港工程学院夜校部电机专业毕业。

1939-1941年 香港邮电电信厂技术员。

1941-1942年 中山大学电机系实验室技师。

1942-1944年 重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桂林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研究室研究员。

1944-1945年 重庆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成都电信器材修造厂技术员。

1945-1947年 英国G.E.C.研究所、英国无线电研究所进修电子技术。

1948年 美国RCA工厂及ITT实验室进修微波技术。

1949-1953年 香港大东海线及无线电公司工程师。

1953-1956年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微波实验室研究员。

1957-1964年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微波技术研究室主任、量子电子学研究室主任。

1964-1968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

1968年7月16日 受“四人帮”迫害，含冤去世。

1 黄武汉.量子顺磁放大器原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

2 黄武汉.过渡金属离子理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

3 黄武汉.微波固体量子放大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

4 黄武汉.激射光通信与雷达技术.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