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24日，张治中由南翔司令部去河湾最前线的地区视察和指挥。他的汽车刚开出司令部，就飞来敌机数架，在汽车上空来往扫射轰炸。他与随从只好下车隐蔽。敌机走后，他命司机开足马力迅速朝江湾前进。但车子跑了二里多路，敌机又来“光顾”。他认为乘车目标太大，决定弃车步行，不要随从。当时他穿着马靴，行路很不方便，幸好途中遇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他来不及与传令兵说什么，骑上自行车就走。张治中到江湾第八十七师师部后，下属均认为这是汉奸向日军提供了情报的结果。

白崇禧是中国军委会的副总参谋长，日本人认为他也是其侵略中国的巨大障碍之一，因此也必杀之而后快。1937年8月23日，白奉蒋介石之命去上海公干，住在先施公司二楼东亚饭店中。当天中午，上海的有关代表人物刚要举行宴会为他接风时，突然几架日机飞临先施公司上空扫射轰炸，一时浓烟四起，弹片横飞，炸弹巨响，声闻数里，附近一带的商店门窗玻璃被震得粉碎，南京路、浙江路的行人和在商店购物者死伤近千人。汉奸们认为白崇禧一定“命归西天”了，但他仍然活着，因为事先他已得到了情报，说有人要趁宴会之际杀害他。所以宴会前十几分钟，他便匆匆地从先施公司后门溜走了。白崇禧回到南京后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下令各部队长官严防汉奸捣乱。

蒋介石和宋美龄当然是日本人早欲除掉的人物了。1937年8月22日，宋美龄在其外籍顾问端纳的陪同下，由南京乘车去上海前线慰劳抗战官兵，行至苏州郊外，突遭日本飞机扫射和炮击。司机为了逃避日军炮火，把车子速度提高到每小时60英里。因路面大都被破坏，在一个急转弯的时候正巧又有一只轮胎损坏，汽车冲进了一条水沟中。宋美龄摔断了几根肋骨，端纳也受了重伤，被送往苏州医院。

蒋介石得知宋美龄在苏州受伤后非常着急。正值淞沪前线战事吃紧，各参战部队请求他去视察和指挥。他便在8 月25日，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和侍卫长钱大钧等陪同，乘车由南京到了南翔前线。一路平安无事，所以当夜返回时，他便有点麻痹大意，还想乘来时的车到苏州看望宋美龄。部下建议改乘火车比较安全，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当火车快到苏州站时，突然来了十几架飞机向火车轰炸。

第二天，他在淞沪前线指挥官的请求下，还要去上海。“小诸葛”白崇禧为他的安全起见，建议他乘坐英国驻华大使寇尔的车去。蒋介石起初同意白崇禧的意见，但第二天寇尔将要开车时，他又临时变卦不乘寇尔的车了。幸亏他没乘寇尔的车！因为寇尔的车从南京开出不远，上空就来了日本飞机。寇尔赶紧命随从将一面英国国旗覆盖在车上。但日本飞机并不管它，仍然向车轰炸扫射，汽车被炸翻，寇尔受了伤。

中央军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军校一般每学期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向该校师生和中央及南京市的军政大员训话。1937年9月4日，又是“总理纪念周”，这天蒋介石必来。

当日上午8时，与会人员列队静候蒋介石“光临”，半小时过去了，仍不见蒋的踪影。忽然，学校负责人登上主席台，向与会人员宣布：发现一辆汽车混入学校，内有两名嫌疑人员，宪兵正在进行搜查，请大家原地不动，听候新的通知

不一刻，有人向会议主持人报告两名嫌疑人员已乘其汽车逃出校门，有关军警正在追捕中。据此，会议主持人宣布大会停止进行，学生和教师到自己的教室听令。与会的中央和南京市的军政大员到校门口值勤宪兵处登记车号和乘坐人员姓名职务后回原单位。

不久，宪兵带队官向学校负责人报告：进出校门的各单位主官乘坐的车号及人员姓名职务均相符，只有行政院一辆小汽车不是主官乘来参加“纪念周”的，而是自行闯入，强行出校门时，打倒值勤人员、迅速驾车逃跑。这辆车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的。负责人一听，先是一惊，思考后对宪兵带队官命令：此事要严格保密，没公布事件真相前，你们知道此情况的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从江阴要塞泄密案起，蒋介石就决心查清这个案子。以后又连续发生了上述要案，蒋介石便命令“南京警备区外事组”及在南京的所有特工部门一定破案。但抢到首功的却是国民党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的“特警二队”。

谷正伦与其“特警二队”队长丁克勤等人分析，既然黄浚嫌疑最大，那就要集中力量侦察黄浚及与他有关的所有人员，在拿到铁证前，不要让黄浚等人有任何察觉。只有人赃均获时，才能将其一网打尽。为此，秘密成立了一个“侦缉黄案专门小组”开展工作。

首先对黄浚进行侦察。由档案得知，黄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上学时，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的同班同学。这个所谓领事，实际上是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日本间谍头子。他以看望老同学的名义与黄浚早有来往，特工部门从前并没注意此事，黄浚既然是个主要嫌疑犯，那就很自然地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了。但奇怪的是，近月余来，既没见须磨“看望”黄浚，也没见黄浚去“拜访”须磨。

原来黄浚在须磨的指示下，为逃避嫌疑，规定绝对不能直接打交道，而是采取了更隐蔽的途径与手段。不久黄浚的狐狸尾巴就被“侦黄小组”捉住了。该小组人员见黄浚下班后，既不乘车，也不带随从，经常独身一人到南京市玄武湖畔散步。他爱吃巧克力糖，但从不将糖纸随便扔掉，而是将糖纸夹着一张纸条放到公园一株大树的树洞内。此处很偏僻，一般人是不去的。黄浚走后不久，就有一个朝鲜人来取走。“

侦黄小组”摸清其规律后，当黄浚将糖纸和纸条放置树洞走后，朝鲜人尚未来取之前，将纸条取出来，照了相，然后按原样放在树洞中。朝鲜人来取此情报时，又偷着把他也照了相。但不知黄浚是有所察觉还是日特有命令，军校逃车事件后，再没见黄浚来玄武湖。

“侦黄小组”分析，黄浚绝不会死心，一定会让他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代替自己。果然，监视黄浚汽车司机的人员发现，这个叫小王的司机经常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咖啡店去喝咖啡。他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几乎与他同时，就有一个日本人进店喝咖啡，也将一顶与小王同样的礼帽挂在小王挂礼帽的衣架上。那个日本人喝完咖啡先离店，将小王的礼帽戴上扬长而去。小王喝完咖啡，就戴上日本人那顶礼帽离去。“侦黄小组”分析，这大有问题。

“侦黄小组”还发现那个从咖啡店走出来的日本人戴着小王的礼帽有规律地骑车走入中山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事后得知，这家“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须磨手下的一个情报员。他有时也与黄晟在这里碰头。

黄浚传递情报的渠道和手段以及有关人员的材料是搞到手了。但情报的内容还没全掌握。为此，“侦黄小组”又设了一计：

当河本明夫晚上从“医院”中走出来乘自行车回日本领事馆的途中，行至与中山路垂直相通的汉口路时，突然从汉口路冲出三个骑自行车的“冒失人”，猛地冲向河本，河本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头上的礼帽也甩落在地上，被风吹出了十几步远。冒失人眨眼间便不见了。

河本的自行车摔坏了，头破血流，手臂带伤，但他的头脑还清醒，跌跌撞撞地要站起来拾地上的帽子。但刚走几步，疼痛难忍，又摔倒在地。就在这时，来了两名穿制服的交通警察。扶起河本把他抬进汽车，一名说送他到附近的马林医院去治伤。河本说必须捡回那顶帽子。另一个则说，帽子丢不了，我帮你去捡，你不是日本人吗？我们警察是“保护”你们的！

撞车的人和两名警察实际上都是“侦黄小组”的成员。那名警察将帽子先拿到附近一家独门小院内，队长丁克勤正等在那里，将礼帽夹层中的情报拍照后，再将情报按原来的样子放好，让“警察”赶往医院将帽子归还河本。河本捏了一下礼帽，确认情报没丢，一块石头落了地，对“警察”说了好几句谢谢。“警察”一走，他也就回须磨处去了。须磨此后又派了一个叫山口的人代替他。

“侦黄小组”将黄浚出卖情报的罪证拿到手后，立即报告谷正伦。谷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深夜去蒋介石处报功，并建议立即逮捕黄浚及其集团成员。蒋命令“一定全歼，不能使一个漏网”。

对此，“侦黄小组”又作了研究，设下一个圈套，让黄浚集团全部往里钻。办法是伪造一封须磨给黄浚的信。这是由“侦黄小组”成员“伪造印信专家”皮伯圣干的。他在丁队长的口授下，模仿须磨的笔迹与口吻写了封给黄浚的信，大意是嘉奖黄浚，指示黄浚在次日晚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和表示关怀。

伪造信写好后，由“侦黄小组”成员伪装那家咖啡店的服务员悄悄潜入衣帽间，将伪造信放进山口那顶礼帽的夹层中。而山口和河本一样，到此店喝完咖啡，即将小王的礼帽带走，小王也和往常一样，将山口的礼帽戴上，去黄浚处报功。黄浚虽然狡猾，但并没看出破绽。他按“须磨”的指示信于第二天晚11时，将其全部成员集合在自己的公馆内，等候主子来发奖。时间到了，来“发奖”的不是须磨，而是“侦黄小组”的成员及大批武装特工人员。这样，黄浚集团成员全部被捕了。

1937年12月初，南京沦陷前夕，黄浚及其儿子黄晟以卖国罪被判处死刑，公开枪决。其他罪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