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清华学生中既有认真读书等优良传统，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气，“托尸”便是其中的一种。每当新生进校，老同学为给新同学来个“下马威”，对不顺眼的小弟弟，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过来架起向空中抛举，或劈头盖脸浇冷水，甚而举起扔入校河中。一向见义勇为、正直无畏的黄诚，对此等不平事，怎能容忍?他义愤填膺，便同姚克广（姚依林）、杨学诚、吴承明等新同学一起组织起来，贴出《反托尸宣言》，并对这种有辱人格的恶作剧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师生们的支持。从此，“托尸”陋习在清华园销声匿迹了。经过反“托尸”斗争，黄诚等在新老同学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新同学中的一位活跃人物。

1934年底，经周小舟介绍，黄诚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的清华学生还有中共地下党员蒋南翔，及黄诚的同级同学姚依林、吴承明、杨学诚等人。后来他又参加了世界语学会清华分会的活动，成为该会的积极分子。这两个组织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半公开的爱国进步团体。从此，黄诚同地下党组织有了接触，并经常得到党组织的教育与指导，对抗日救亡的认识不断提高，行动也愈加坚决了。

1935年春，黄诚又同杨德基(杨述)等同学一起组织了“东方既白社”，编辑出版《东方既白》杂志，向广大青年宣传爱国主义，介绍辩证唯物论和当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该杂志极受青年学生的喜爱。

1935年6月，《何梅协定》出笼后，整个华北处在“国亡无日”的惊恐之中，广大学生都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这年9月24日，清华学生自治会举行代表会议，会上黄诚被推选为学生会干事会主席，后来又改任救国会主席，挑起了领导同学们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重担。

这年深秋，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八一宣言》传到了清华园，地下党组织在一天夜晚把它贴到了布告栏，同学们发现后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宣言中那激动人心的字句：“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存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深深打动了同学们的心灵；宣言中“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给他们指明了方向。

1935年11月27日，清华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华北的危机，青年学生应该怎么办等问题。黄诚、吴承明等救国会委员提议联络各校举行抗日救国请愿，由于事前没有在同学中进行充分酝酿，再加上少数学生的破坏阻挠，未获通过。第二天黄诚等还接到一封匿名信，向他们挑衅说：“你们失败了，你们有何面目见马克思列宁于地下呢?”对此，黄诚等人非常气愤，但并没有畏缩不前，而是更坚定了斗志。他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接受了失败的教训，分头深入到同学中进行酝酿，讲清了游行请愿的必要，于12月3日再次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这次会，经过激烈的争辩，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的决议，并决定联络各校同学向政府请愿。同一天，北平学联也召开了各校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伪自治运动和联络各校于12月9日游行请愿的决议。以黄诚为主席的清华学生救国会根据北平学联和清华全体学生大会的决议，积极进行了游行请愿的准备工作，组织同学写标语、印传单。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执笔撰写了《清华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在清华救国会刊物《怒吼吧》上发表，同时又油印成单页，以备游行时散发、张贴。《清华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学生的共同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这一天清晨，清华学生在大操场集合好队伍，原计划乘坐校车进城，可是校车被警方扣留在城内了，于是改为步行进城。救国会主席黄诚为总领队，他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沿平绥铁路奔向西直门。队伍行至高亮桥时，遇到了军警的阻拦，黄诚等人率领同学与军警进行搏斗，冲破了阻拦，队伍继续前进。当队伍到达西直门时，城门早已关闭，全副武装的军警站在城门楼上，不准学生进城，多次交涉也无济于事。领队们商量后决定在西直门外就地召开群众大会，向市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在市民大会上，黄诚手持用硬纸做的话筒，站在一个土墩上，激昂慷慨地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野蛮侵略，东北民众的苦难，华北的危机，以及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屈辱卖国政策。他的话音刚落，又有人站出来，继续讲演。在讲演的同时，同学们还将头天准备好的《告全国民众书》等传单撒向市民。他们的讲演和《告全国民众书》，向民众发出呼吁：同胞们!父老兄弟姐妹们!“中国是全国民众的中国，全国民众，人人都应负起保卫中国民族的责任!起来吧!水深火热中的关东同胞和登俎就割的华北大众，我们已是被遗弃了的无依无靠的难民，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惟一出路。”“起来吧!亡国奴前夕的全国同胞!中国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是经不起几回‘退让’和‘屈服’的!”我们“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他们如泣如诉的话语，深深打动着听众的心，不少人为之泪下。

一二九游行之后，黄诚等清华救国会的成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即着手准备酝酿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了。12月14日，黄诚代表清华救国会邀请了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北大教授许德珩到校给全体学生作了关于发扬“五四”革命传统的讲演，进一步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这期间，清华救国会还根据北平学联的决定，派出了韦毓梅（孙兰）等同学分赴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介绍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并加强与各地学生的联络。

经过北平学联及各校的积极准备，12月16日又爆发了第二次大示威。清华学生在救国会的组织下，一部分同学作为先遣队于头天傍晚进城，大队于当天清晨由学校出发，黄诚仍为领队，他们高擎着校旗和“全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大字横幅，向西直门进发。队伍到达西直门时见城门紧闭，便奔向西便门，西便门也同样早已关闭。愤怒的人群汇集在西便门外，等待着领队们的决定。黄诚等人商量后，决定一部分同学留在这里，一部分同学去永定门。留在西便门的四百多清华学生与燕大学生一起，以血肉之躯冲开了西便门南边的铁路城门，进了城，赶到天桥参加了正在那里召开的市民大会。经过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黄诚提高觉悟，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于1936年1月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此之前，黄诚于1935年12月底还曾代表清华大学救国会参加了“平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平津学联领导成员。

在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宣传的日子里，黄诚遵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没有南下宣传，而是留在学校里负责领导留校同学的爱国活动。南下宣传的同学返校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应运而生，黄诚是清华第一批民先队员。

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凶焰，国民党亲日派又恨又怕，加紧了对爱国学生运动的镇压与破坏。

1936年2月29日拂晓，400余名武装军警闯入清华园，手持黑名单搜捕爱国学生。黄诚等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分子均被列入了黑名单。北平学联负责人姚依林、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清华学生纠察队长方左英被军警逮捕，正要带走时，同学们蜂拥而上，英勇搏斗，夺回了被捕的同学。

当天傍晚，又有5000多军警来清华园抓人。但是，同学们在救国会的组织下早已有了戒备，名列黑名单的学生均有组织地躲避起来，其他学生大都集中躲进了体育馆。这天夜里，黄诚和姚依林一起隐蔽在冯友兰教授家中，面对黑云密布的漫漫长夜，他们深信光明就在前头，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黄诚在一首诗中叙述了他当时的心情：

茫茫长夜欲何之?

银汉低垂曙尚迟；

搔首徘徊增愧感，

抚心坚毅决迟疑。

安危非复今朝计，

血泪拼将此地糜；

莫谓途艰时日远，

鸡鸣林角现晨曦。

这首诗表达了他坚定不移，决心献身革命的情操。此后不久，黄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

“二二九”反逮捕斗争之后，黄诚同清华救国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又组织清华学生参加了“三三一”和“六一三”游行示威。他在申述为什么要参加“六一三”游行时说：“日本兵一批一批地开到华北，战车大炮在这古城的大街上随意行走，海河里天天有被害的尸身浮出，火车上一包一包的日本私货公开输运……，这个血腥的时代，这个吃人的时代，能容许我去休息吗?逃避工作同拒绝大家的意愿全是罪恶!”

“六一三”游行示威之后，清华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又活跃起来了。就在这时，学校当局向黄诚等人提出了“好意的劝告”，说公安局又派人来校传讯他们了，希望他们“能各自想办法”，躲避一下。黄诚遂离开学校到城内暂住，但仍继续关心着清华同学的抗日救亡运动。6月18日，学校当局宣布“照常考试”，因少数学生对教授不恭而发生了冲突。黄诚闻讯后，立即从城内赶回学校，“希望不因此影响了救亡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发出了《清华救国委员会敬告全体同学书》，并一面设法切实制止冲突，一面立即派代表分访各教授解释、道歉。凡是救国会代表访问过的教授，大都已“表示能够谅解”同学们的“苦衷”。事件本已平息，不料学校当局竟贴出布告，以“违反校规，不知改悔”的罪名将黄诚等四位救国会委员开除学籍，另有13人受到记大过处分。黄诚等被处分同学在压迫面前，毫不畏缩，他们一面向学校当局进行坚决的说理抗争；一面用自己的切实体验，呼吁“师生合作，一致救亡”。他在《让我们做最末一次被开除的学生吧!》一文中，以铿锵感人的词句写道：“我是被开除了，我不留恋，我不懊悔，一切都是为了救亡，我要永为救亡而奋斗!可爱的朋友们，我是离开了，不过我相信，在同一方向的斗争中，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是永远相聚着。”“我爱护救亡，也爱护学校，我希望清华今后风平浪静，不因此事而泛滥，不过为了救亡，我们是应该不顾一切的!让我们做最末一次被开除的学生吧!”

一位好友在纪念册上给他写了如下的临别赠言：“我相信，我们做的事，我们说的话，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艰苦的同行在这漫漫长夜里，没有光，虽是拉着手，而彼此看不见；但这绝不能说是离开!”是的，黄诚虽然被迫离开了清华，但他与同学们并没有离开，他们仍然是手拉着手共同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斗着，正如蒋南翔后来回忆黄诚烈士时所说：“黄诚曾在担任清华学生救国会主席时被学校开除学籍，但我们不把他看作应当开除的学生，而且把他看作清华的骄傲。”

1936年9月，在地下党组织帮助和进步教授吴承仕先生等人的协助下，黄诚转学到中国大学，就读于国文系。不久，黄诚被推选为北平学联主席，同时还担任了中共学联党团书记，同王文彬、孙世实等人一起担负起北平学联的领导工作。会后，10月中旬，黄诚同杨蕴青、何凤元、敖白枫一起作为北平学联和民先总队的代表赴西安进行联络工作，受到西安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欢迎。他们在《给西北各界同胞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北平学联，民先总队部特派遣我们来到这里，希望面谒张副司令、杨主任、邵主席，表达华北民众的敬仰爱戴的深意，并请求立即领导我们，动员抗战；更希望同这里的社会人士、青年学生密切地拉起手来，把华北、西北救亡的力量结成一个强大的队伍。”他们热情地呼吁：“亲爱的西北各界人士，青年同学们，我们已经伸出手来，热烈地等待着你们的提携与团结，共同参与这神圣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在西安与各校学生、各界爱国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宣传了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主张、特别是北平学联今后工作的四项原则；还拜谒了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军政要人，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捐赠1000元和500元，支持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的活动，在西安各界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推动了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1月22日，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北平学联在黄诚主持下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决罢课两天以示抗议，接着又于12月12日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937年1月下旬，黄诚等爱国学生领袖被捕入狱。黄诚在狱中一面保持同中共北平学委和北平学联的联系，一面组织被捕同学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在被提审时，他义正词严地质问道：“我们学生爱国救国犯了什么罪?”问得审讯者张口结舌，狼狈不堪。经过地下党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营救，黄诚等人于3月中旬获释。

1937年春，北平学联利用春假组织各校学生到西山春游，指挥部临时决定演出话剧《开庭》，揭露国民党南京政府非法审判全国救国会领袖“七君子”的罪行。事前并没有剧本，临时决定由黄诚担任导演和化装，李昌担任编剧和提台词，王文彬饰演沈钧儒，黄诚扮邹韬奋，朱亦均演史良……。他们一边分派角色，一边编剧本凑台词，准备约一小时就开戏了。演出非常成功，各校学生深为感动，一致决定通电全国，要求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团结抗日。

1937年6月，北平学联利用各校学生去西苑兵营进行军训的机会，开展了争取二十九军迎接抗战的活动。黄诚参加了这次军训。参加军训的学生不怕苦，不怕累，虚心学习军事知识，苦练杀敌本领，利用一切机会同二十九军官兵交朋友，向官兵们宣传抗日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一位姓曹的中队长，一天接到家信后忽然放声大哭，原来家里欠了地主的债，无力偿还，要卖掉妹妹还债。黄诚得知这一情况后，一面劝慰他，一面在同学中进行募捐，凑了200多元，寄给他家还债。这件事被广大二十九军官兵传为佳话，称为“义举”，那位曹中队长对黄诚等学生更是感激不尽。

军训还没结束，卢沟桥事变爆发，伟大的全民抗日战争开始了。黄诚和北平学联的同志们一起发动组织了战地服务团，率领各校学生开展了募捐、慰劳等各种支援前线的工作。

北平沦陷后，中共北平市委指定由蒋南翔、杨学诚、黄诚等负责接收各校学生中党员的组织关系，李昌等负责民先队员的关系，并共同负责组织北平各校学生的撤离工作。他们以“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名义组织各校学生撤离。8月28日，黄诚和许多青年学生登上平津恢复通车后的第一趟火车离开北平。从此他结束了学生生活，投笔从戎，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

黄诚经天津、济南、南京，于10月初至武汉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联系后，同谢云晖、刘烈人、朱光等一同以全国救国会代表的名义去刘湘部队作抗日救亡的统战工作。他率领着一支20多人的宣传队，活跃在皖南歙县一带，并在川军中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中共特别支部，由黄诚担任书记、谢云晖和魏今非为支部委员的特支，在川军积极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还在地方上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和发动民众的工作。他们在歙县黄岩寺小学办了两期“青年训练班”，黄诚亲自为学员们讲课，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每个国民对抗日救亡的责任。青训班为抗日救亡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8年春，黄诚到了新四军，先在陈毅指挥的一支队工作，同陈毅将军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不久便调到军部，担任军政治部秘书处长。他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无时无刻不求上进”。1940年，他在写给其姐夫的信中说：“在此除工作外，努力读书，加强学习，为上下互勉之急务。弟虽迟钝，亦感到在此进步甚大”，“此地如一学校，如入家庭，朋友相处完全待以至诚。”又说：“弟今已许身于从事之事业，愧未能侍奉慈亲晚景。但除此外，实亦毫无牵挂也。”

在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的皖南事变中，黄诚不幸被俘，被关在上饶集中营。他和所有的革命战士一样，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有一次敌人在审问他时，公然诬蔑新四军“叛乱”，要他“反省”、“自新”。黄诚立即愤怒地高声驳斥道：“我已经听够了你们的这一套，你们一再用‘叛乱’的罪名诬蔑我们，根本不符合事实，究竟是谁在叛乱呢?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很清楚!你们一再制造“摩擦”，煽动反共，破坏抗战，我们为了顾全抗日救国大局，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渡江北上，而你们却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暗害我军。使日本侵略者高兴，全国人民无比悲愤。请问你们的这种行为，不正是对祖国人民的背叛吗?”只问得敌人目瞪口呆。黄诚继之理直气壮地斥问道：“我们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几年来转战大江南北，战绩辉煌，有目共睹。我们一不投降日本，二不掠夺百姓，一心只为抗战救国，不惜流血牺牲，这难道有什么罪吗?难道有什么过可悔吗?”

黄诚自从入党以来，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说：“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在上饶集中营里，他曾设法托人带出来一张字迹模糊的信，上面写道：“几年来，从事抗战，无愧于心，我绝不因斧钺在前而变初衷，假如这样死了，则求仁得人复何怨。”黄诚为了革命，为了救我中华，视死如归，不久从容就义，时年仅28岁。

1944年9月，新四军军长陈毅将军在延安得悉黄诚遇害的消息，以沉痛而敬佩的心情赞誉道：“黄被俘不屈，志量可佩”，并赋诗以志哀思：

松冈明月魂如在，

记取铁窗仍多情，

临难铮铮风骨好，

皖山不负夜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