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2-25 11:47
黄贻钧（1915—1995），湖南浏阳人，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位职业交响乐指挥家。1915年生于江苏苏州。1941年毕业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管弦系。1934年起，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国乐队、上海工部局乐队演奏员。1942年后，任上海艺术剧团、中华联合影片公司、上海新艺剧团作曲、指挥。1946年后，任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演奏员，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二场作曲、指挥，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管弦系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演奏员，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副教授，上海国泰影片公司作曲、指挥，上海市人民交响乐团副主任、副指挥，上海乐团副团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团长、指挥、首席指挥、名誉团长。曾在芬兰、苏联、日本等同的交响乐团任客座指挥。是第五、六届政协委委员。创作了近百部电影和话剧音乐，其中科教片《淡水养龟》的配乐获1960年电影百花奖。1995年逝世。
1915年5月4日，黄贻钧先生出生于苏州，自幼受做音乐教师的父亲的熏陶，喜欢音乐，他曾经回忆：“父亲是个多面手，他能教唱歌，还能教管乐……父亲有演出总带我去听，记得他指挥了一会儿，就拿起短号和学生一起吹一会儿，他的号声响亮，突出于铜管声部。之后又拿起指挥棒再指挥。”正是受到父亲的影响，黄贻钧先生后来既能演奏管乐（小号、圆号），更成为交响乐指挥。
父亲教黄贻钧先生学会了小提琴和风琴，后来，在吴县县立初级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又学了口琴、二胡、扬琴等等乐器，如此杂陈，却也为黄贻钧先生后来进入百代国乐队打下了伏笔。1930年，他考入江苏苏州中学师范科。1933年黄贻钧先生进入苏州善耕中心小学任教，这所学校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初名长洲县官立高等小学堂，是很有名的学校。校长韩履周很器重初出茅庐的黄贻钧先生，提出让他当四年级（共六年级）的级任（相当于班主任），但是，黄贻钧先生却提出要当音乐老师，从此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
1934年12月，黄贻钧先生到上海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成为百代国乐队的成员。在乐队里，他演奏二胡、扬琴，也能够演奏吉他、小提琴，以前的学习都有了用武之地。1936年之后，根据公司的要求黄贻钧先生又进修管乐，先师从工部局乐队的Patkeeff学小号，三个月之后又跟Dobrovolsky学了一段时间小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百代国乐队在唱片公司是录音工作的顶梁柱，据贺绿汀先生回忆：“我们在百代公司灌的唱片，多数是他们用中国乐器伴奏的”。在百代国乐队，黄贻钧先生写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民乐合奏曲《花好月圆》，他在《自述》中曾经这样写道：“初来乍到我向往已久的音乐圣殿基地上海，心情十分愉快，我写得很快（指《花好月圆》—笔者注），几乎是一哼而就，只写了一个曲调，没有伴奏，先有曲后有名，曲名是灌唱片前陈中（百代国乐团的二胡演奏员-笔者注）起的。” 黄贻钧先生还和秦鹏章等一起选科跟随黄自先生学习作曲，他回忆过是从普劳特的《和声学》学起，可惜不久发生了“八·一三”抗战使学业中断。同时，百代国乐队也进而解散。
1937年10月，黄贻钧先生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主修小号，副修中提琴、大提琴，以后成为我国第一代小号演奏家。1938年10月，黄贻钧先生加入了上海工部局乐队，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四位华人演奏员之一（另外三位是谭抒真、陈又新和徐伟麟），“也是唯一的终身未离团的一位”。黄贻钧先生是我国早期从事电影、话剧音乐工作的作曲家之一，曾为数十部电影和话剧作曲配乐。他的电影配乐生涯始于1935年为联华公司电影《天伦》配乐，也是从这时起，他开始了与导演费穆的合作与友谊。到1941年，他先后为《貂蝉》、《孔夫子》、《西施》等影片配乐。黄贻钧先生不仅参加电影配乐的创作，同时还身体力行地参与演奏和录音，“电影《马路天使》中‘金嗓子’周璇唱的《天涯歌女》的二胡伴奏是黄先生拉的；赵丹吹的小号是黄先生配音的”。抗战结束后，黄贻钧作为老团员回到了乐团。1949年上海解放后，黄贻钧继续在乐团供职。
1949年6月，乐团改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1951年黄贻钧被任命为乐团第一副主任。
1950年10月8日，他以中国指挥家身份首次登上交响乐指挥台。1950年，黄贻钧先生应著名导演孙瑜的约请，为电影《武训传》配乐，这部影片的配乐规模比较大，包括一个编制齐全的乐队和数十人的合唱团。1953年，随着富华的离开，黄贻钧先生被任命为上海乐团副团长兼交响乐队队长、指挥。
1956年黄贻钧先生率团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这次全国音乐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音乐盛会，不仅是演出，还有比赛，因此上海组织了精兵强将参会。上海代表团由两家单位组成，上海乐团和当时被叫作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的上海音乐学院，团长是贺绿汀，黄贻钧先生担任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并参与了代表团数场音乐会的演出。1956年对于黄贻钧先生来说确实是十分繁忙的，音乐周刚刚结束，文化部就在10月组织中国音乐代表团赴芬兰、瑞典访问，黄贻钧先生担任副团长，并亲自指挥赫尔辛基交响乐团演出，在赫尔辛基，他指挥了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和施咏康《黄鹤的故事》，获得成功。1956年12月，黄贻钧先生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首席指挥。他指挥过大量古今中外的交响乐作品，特别注重排演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1957年10月至11月，黄贻钧先生与来沪的前苏联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奥伊斯特拉赫合作，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为奥伊斯特拉赫伴奏了柴科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同年，黄贻钧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一年，东德指挥专家戈斯林到中央乐团开办指挥培训班，而上海音乐学院也聘请了前苏联指挥专家迪里济耶夫授课。这时，黄贻钧先生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指挥家，但仍却依然认真听课，令人敬佩不已。
1958年，黄贻钧先生在上海文化广场与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家们同台演出，他指挥了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第三乐章和《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同年10月，根据中苏文化合作协定，黄贻钧先生赴前苏联访问，先后指挥塔什干交响乐团、古比雪夫交响乐团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出四场音乐会，曲目包括柴科夫斯基《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第一钢琴协奏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一交响曲》以及中国作曲家冼星海的《满江红组曲》，并灌录了《黄鹤的故事》和马思聪的《山林之歌》的唱片在前苏联出版发行。当时，前苏联评论界对他的评价是“富有才华的指挥充分展示了艺术家的气质，他不仅设计了周密的演奏布局，还以稀有的自由和曲式感实现了自己的构想。”
1960年，黄贻钧先生完成《江南组曲》并首演，同年录制王云阶《抗日战争交响曲》、冼星海《民族解放交响曲》，1960年5月，担任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并参与创办“上海之春”，此后，他先后于1962年在“上海之春”上首演丁善德《长征交响曲》，1963年录制《长征交响曲》，并与吴乐懿合作录制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些后来都出版了唱片。
1964年，黄贻钧先生在上海担任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创作和指挥工作，同年8月，赴北京担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工作，并担任指挥组副组长。这一时期，是黄贻钧先生一生中最忙碌的一段，也是他艺术上最为成熟的阶段。
1972年，黄贻钧先生重上指挥台，同年9月底，在上海文化广场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吕其明的《红旗颂》。1979年2月，恢复上海交响乐团团长与首席指挥职务。同年10月，赴北京观摩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这一年正是建国三十周年大庆，黄贻钧先生兴奋不已，“我坐在体育馆的后座，遥感卡拉扬出神入化的形象，并对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叹为观止”。1981年1月黄贻钧先生作为卡拉扬先生特邀的嘉宾指挥去西柏林，指挥被誉为“世界一流乐团之冠”的柏林爱乐乐团举办三场音乐会，演出《在中亚细亚草原上》、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他是该乐团成立以来指挥乐队的第一位中国指挥家。西德《世界报》评论说：“在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台上，也是该团成立九十九年第一次出现一位来自远东的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先生。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他以稳健的指挥技巧和果敢坚定的动作，表现出一位真正音乐家的气概。”
1984年7月黄贻钧先生赴香港指挥香港泛亚交响乐团，8月赴新加坡指挥新加坡国家交响乐团。同年12月，黄贻钧先生退居二线，任上海交响乐团名誉团长和常任指挥。在二线的黄贻钧先生仍然在健康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参与录音和演出，1985年11月，在上交纪念贝多芬诞辰215周年的，在全部的贝多芬交响曲的系列音乐会上，指挥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
1985年，黄贻钧先生还为俄国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的《北平胡同》录音，续了一个年轻时候的梦想。因为他在年轻时候曾经在工部局乐队录音过这首曲子，当时叫《北平胡同印象记》。他在去世前不久写的回忆录中，还不吝笔墨地回忆了这首曲子：“这是一部交响诗，记录了作者漫步于北平胡同间所得到的印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交响乐合作，时隔近六十年，有些情景仍历历在目……我眼看指挥（梅百器-引者注），心数休止小节，待到中国大鼓进入时我有点紧张，没有打在点上，不合拍！但梅百器没对我瞪眼。再练时我急中生智，眼紧盯着指挥，心数休止小节不使有误，再加上耳听音乐，待到中国大鼓进入时我终于打在点上，合拍了！梅百器面露笑容，朝我直点头表示赞许。这个历史经验之值得重视在于：演奏新作时要看着指挥，还要听好音乐；指挥也要正确对待演奏员的失误。”写这段文字时，这位重病缠身的耄耋老人，或许会心一笑，此时，黄贻钧先生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在写完这些文字之后，1995年10月11日，黄贻钧先生在上海阖然长逝。
1997年10月9日下午2时在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内，上海音乐界人士、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家、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会员，黄贻钧家属等50多人参加厂黄贻钧半身铜像落成揭幕仪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全林在揭幕仪式上讲话，高度评价黄贻钧一生为祖国的音乐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和所表现的高尚思想境界，他说：“黄贻钧同志的一生，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走进新社会，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一生。他热烈追求光明和真理，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无私为人民服务，不倦地为艺术、为祖国奉献，在我国的现代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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