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天，对于上海人民来说极不平常，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就象一所大学校，培育了黄逸峰，如同一座大熔炉，锤炼了黄逸峰，刚刚跨出校门走向社会的黄逸峰，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接受了革命风暴的战斗洗礼。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黄逸峰被选为上海市闸北区市民代表会议主席。就在上海人民庆祝胜利之时，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政变当天，黄逸峰从国民党26军2师司令部救出了被蒋介石密令扣留的周恩来，深得党中央的嘉许，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为此专门接见并赞扬了黄逸峰。

1927年的夏天，白色恐怖笼罩全国，21岁的黄逸峰受中共江苏省委的委派，化名黄国材，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因叛徒出卖，刚刚工作一个多月即被捕，入狱两个月被保释。同年10月下旬，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农委外埠工作部秘书长的黄逸峰，根据省委指示，回家乡东台帮助创建中共东台县委，开辟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1月底，中共东台县委诞生，为东台革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1928年3月下旬，黄逸峰再度回东台巡视工作，并帮助组织农民暴动，不幸被捕。后在党内“左”倾错误影响下，他又被迫失去党组织关系，流亡异国他乡。从南洋回国后，黄逸峰一面积极寻找党组织，一面投入上海的抗日救亡活动中，但1937年冬，他又一次被迫离开上海，溯江西、香港碾转广西桂林，任广西大学会计学教授。

到1938年夏，他利用暑假机会，赴武汉寻找党组织，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在汉口工作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接上党组织关系，要他与广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回桂林后他认为到苏北地区创立抗日队伍的基础较好，并设计了一个去敌后开展游击战的计划，从而得到进步民主人士梅龚彬的支持，将其引见给时任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李济深，李对黄逸峰的计划，颇为欣赏，当即以黄逸峰广西大学教授身份，委以少将设计委员，待机派往敌后。

1939年夏，国民党战地军政委员会决定成立各地分会，李济深以蒋介石名义晋升黄逸峰为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中将委员，令其回苏北组建党政委员会鲁苏战区党政分会，开展敌后抗战工作。当时的苏北，军事形势错综复杂，政治舞台风起云涌。日伪占据了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咄咄逼人；国民党第24集团军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异己；统兵3万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江苏税警总团陈泰运拥兵自重，一心保地盘，求生存；陈毅指挥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刚刚到达，尚立足未稳。黄逸峰凭借自己在苏北地区的威望，利用蒋介石大印的委任状，单枪匹马活动于韩、李、陈之间，很快打开了局面。在陈毅的指挥下，他劝说李、陈二部与共产党合作，实现了统一战线，取得了黄桥决战的伟大胜利，确立了新四军在苏北的领导地位。黄桥大捷后第4天（1940年10月10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宣告成立，黄逸峰出任司令员。这支特殊部队部队以新四军和李、陈二部各一个连队为基础，召募苏中各地爱国青年踊跃参军，不到一月，官兵已过千人。黄逸峰担任联抗司令员后成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骁将。他奔走呼号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并以东道主身份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曲塘和会”。同年11月，他被选为苏北参政会议长。

1946年初，黄逸峰受命担任国共和谈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少将处长，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批授予军衔的将军之一。作为特别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在处理“安平事件”中，他运用大量事实揭露了美军首先向我方无理挑衅的真相，在谈判中他坚定沉着，斗争有方，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誉。

解放战争期间，黄逸峰担任东北铁路局副局长兼铁路学院院长、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为了配合前方战场需要，黄逸峰接管东北铁路、抢修铁道、培育铁路专业人才。随着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打响，黄逸峰率领铁道纵队，顶着敌人飞机的轰炸，冒着密集的炮火，不畏艰险，抢修铁道桥梁，确保解放大军的通行，战时物资的供应，成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

在东北铁路总局工作期间，当时东北铁路是中国和苏联共管的，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同志绝大多数是友好的，与中国同志友谊深厚。但是也有个别苏联人以“救世主”自居，态度骄横，甚至发展到公然在宴会中调戏中国姑娘。为维护中国人的国格和人格，黄逸峰当即严厉痛斥了那个家伙。却由此种下祸根，这家伙回国后竞恶人先告状，告到斯大林那里。后来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向毛泽东反映“黄逸峰瞧不起苏联人”。为此，黄逸峰交了一笔高昂的学费，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影响。

然而，正当重任在肩的黄逸峰在交通事业上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薛承风事件”，使黄逸峰从政治的峰巅一下子跌入了底谷。但却因此让他有机会实现了从书生到将军、从将军到学者的人生转折。当他在上海经济研究所发表了研究论文和专著，特别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深入之时，又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在10年浩劫中，黄逸峰受到张春桥等人的残酷迫害，身心倍受摧残。但他对党对革命矢志不渝。

1953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关于开除反党分子黄逸峰的决定》。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的社论，并公布了开除黄逸峰党籍的决定。这就是五十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黄逸峰事件”。

1927年，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他率领工人纠察队率先攻下闸北区第五警察署，为起义胜利立下首功。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刘峙部队进驻闸北，即将黄逮捕。这是黄逸峰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被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周恩来曾被扣押。黄逸峰得知后，冒险从虎口营救出周恩来，并亲自护送他到江浙区委秘密机关，交给区委书记罗亦农。为此，时任总书记陈独秀专门接见了黄。

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调派黄逸峰担任南京地委书记，恢复和重建被破坏殆尽的南京党组织。他到南京后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就被捕，两个月后获保释放。次年2月，江苏省委为发动苏北农民暴动，任命黄逸峰为南通特委书记。因叛徒告密，他到任伊始又被国民党逮捕。幸有朋友事先帮助毁灭了暴动嫌疑证据，黄仅被判10个月徒刑。

1929年3月他刑满释放，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秘书长。此时组织上开始怀疑他政治动摇，割断了与他的联系。碰巧，暹罗华侨新民学校在上海招聘教员，他投考被录取。1930年岁暮，黄逸峰挥泪离开祖国，开始了流亡南洋的生活。在南洋，他组织进步教职员成立“曼谷学会”，创办《沸力周刊》，进行抗日宣传和共产主义宣传，先后遭到暹罗政府三次逮捕，1934年被变相驱逐出境。

从南洋回国后，黄逸峰考入京沪、沪杭甬铁路局机务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铁路局机务处任干事。他组织铁路青年社，领导铁路青年职工开展反贪污和抗日救亡活动。铁路局国民党特别党部于1936年冬又一次在南京逮捕了他，虽然很快获释，但由于拒绝陈立夫劝他加入国民党的“美意”，他最后被迫离开了铁路局。

从1927年到1936年，黄逸峰七次被捕，住过国民党的大牢，吃过外国人的官司。面对威逼利诱，他威武不屈，沉着机智，既没有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又保全了自己。10年中被捕七次而不变色、消沉，黄逸峰的传奇经历在革命史上恐怕是很少见的。

1941年3月，经陈毅等介绍，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入党，并奉命成立新四军“联抗”部队，担任司令员兼政委。1947年，鉴于黄逸峰是党内少有的熟悉铁路业务的人才，他被调派到东北铁路部门工作，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司令员，为修复东北铁路、配合辽沈战役立下了特殊功劳。上海解放后，他负责接收上海铁路，出任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

黄逸峰是一名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就担任过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等领导职务；上海解放后，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委书记，并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

“黄逸峰事件”发生的具体经过是：

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文章，批评校领导不去设法改善教学上的设备，却花了20亿元人民币（旧币）盖了一座大礼堂，在开学典礼时，大肆铺张浪费，等等。文章末尾的署名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群学生”。校方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以后，认为文中所作的批评“不符合事实，是蓄意破坏学校名誉”，当即向兼任校长反映。一向不管学校具体事务的黄逸峰在听了汇报以后，指示追查投稿人，并组织职工学生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校方查出福建籍学生薛承凤是该文的作者后，对其施加种种压力，逼令其退学。薛承凤面对校方的巨大压力，向《人民日报》写信申诉，说学校领导压制批评。《人民日报》接到薛承凤的信后，认为事态严重，将薛的来信转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处理。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有关各部门共同组成检查组，前往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调查这一事件。检查组进校以后，黄逸峰对检查组采取不予理睬的傲慢态度。检查组经过初步调查，建议给黄逸峰以党内警告的处分，并要黄在《解放日报》上作公开检讨。黄又拒绝检讨，将事情闹僵。接着，华东局派组织部负责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听到黄逸峰压制批评的情况后，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的批示。这样，黄逸峰一下子就成为压制群众批评的典型。1953年1月，黄逸峰受到了开除党籍和撤消一切行政职务的严重处分，正是由此而来。

在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的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告诫全党，要警惕权力的腐蚀。他强调：“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为落实二中全会的精神，中共中央于1950年4月19日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可以认为，这是中共中央为加强党执政后的自身建设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当年对“黄逸峰事件”所作严厉处置，正是中央为防止党员被权力腐蚀，不论职位高低都必须接受人民群众公开监督的坚定决心的体现。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前期，勤政、清廉的党风，是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作用分不开的。

1978年11月，受胡乔木同志委托，黄逸峰以73岁的高龄肩负起恢复重建上海社科院的繁重任务，在短短的三年内，便迅速奠定了上海社科院的科研基础，成就斐然。其间，他潜心于清朝洋务运动的研究，独树一帜，著述颇丰，他的《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专著丰富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专集》的出版，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经济史研究岗位上，黄逸峰精神焕发，不顾年老体弱，日夜操劳，忘我地工作，直到1980年9月2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讲学时，突然中风，晕倒在讲台上，一病不起。1987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示：“同意恢复黄逸峰1941年重新入党前的党籍，党龄从1925年10月连续计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25年8月参加共青团算起。”

1988年11月27日，黄逸峰与世长辞，时在上海工作的江泽民、朱容基、曾庆红、陈至立、夏征农等领导和500多位人士参加了黄逸峰的遗体告别仪式。黄逸峰“联抗”老战友祝玉林撰写的《悼念黄逸峰》，概括了黄逸峰的一生业绩。

屈指相知六十秋，苏中风雨忆同舟。

论功抗日持联合，野战军兴传运筹。

推行新制立前哨，铁路交通展大猷。

“三反”浮云昭雪日，一编撰著卧床头。

钻研经济排干扰，独向申江苦探求。

噩耗传来肠寸断，哀哀公志未能酬。

2006年7月22日，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著名社会科学家、原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黄逸峰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东台市举行黄逸峰纪念生平展览暨《文武将军黄逸峰》电视专题片首映式，隆重纪念黄逸峰将军诞辰100周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领导，黄逸峰将军夫人及其子女，将军生前好友和同事出席了纪念活动。

黄逸峰原名黄承镜，1906年7月22日出生于台城，是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台地区第一个中共党员，离休前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他创建了东台最早的共青团组织，并为中共东台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苏中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大革命前后，历任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员、北平军调处我方交通处少将等职。解放后，历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交通部部长、上海社科院院长。他曾遭受国内外反动势力七次逮捕而忠贞不屈，也曾三次被迫脱党而对党矢志不渝。

当天上午，与会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电视专题片《文武将军黄逸峰》，参观了坐落于明清一条街上的黄逸峰故居及黄逸峰将军生平事迹展。展览分热血青年、播火东台、营救恩来等七部分，以详实的史料和真实的历史照片，多角度地再现了黄逸峰将军光辉、战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