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黎伟权下海。创业资本只有1000元和一辆破单车。和大多数的运动员一样，他也一头扎进了运动服装的阵营中。不过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品牌，和现在不少还梦想用自己足够知名的名字，卖没有任何优势的产品的运动员们相比，黎伟权与众不同。对黎伟权来讲，20年前的一幕至今如鲠在喉。黎伟权随广东篮球队出征国外。一场球下来，队员们在场下休息，因为汗湿而掉色的球衣，把人家的沙发染红了。老外因此嘲笑：中国制造，劣质品。愤怒使黎伟权第一次有了下海投身运动服装业的念头。而真正让黎伟权下决心的，是他做教练时捉襟见肘的3年。80年代初，运动队的经费明显不足，看着运动员们没有鞋穿，补给也不够，黎伟权连自己的摩托车都卖了。但始终是杯水车薪。黎伟权一咬牙，从此走上了创业的漫漫长路。创业伊始，黎伟权就经历了原始积累的艰辛。1986年，黎伟权去成都参加服装博览会。没有座位，他在火车上整整站了40个小时，下车的时候，脚已经肿得穿不进鞋子，只好将鞋子挂在脖子上，光着脚提着两大包的样品走出车站。光有艰辛并不足以成事。让黎伟权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最关键的因素是信誉。提起当年，黎伟权仍深感自己的幸运：“尽管原始积累的资本很少，但是我仍然有两手资金。因为信誉好，厂家愿意赊货给我，经销商也愿意用现款提货。”很明显的，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经销商对康威都很有信心，这种信心来源于康威长期的承诺。经常有客户打电话来定货时，黎伟权要求销售部先查看有没有现成的产品，并将真实的情况告诉对方。款到发不出货就是言而无信，黎伟权这样要求他的员工。信誉的力量不仅是康威的活广告，而且还多次帮助黎伟权度过难关。90年代初，康威的市场地位日渐巩固，黎伟权开始尝试多元化，投资期货和房地产，但是贸然进入带来严重的后果，黎伟权损失了上千万。在危急关头，客户的信任和支持帮助他度过了难关。也许是黎伟权享受了太多由信誉带来的幸福，信誉这两个字已经融为康威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几年前，康威刚开发的新品运动鞋上市，但是由于技术不够稳定，运动鞋在东北地区抵不住严寒出现了裂缝。黎伟权立即派人飞赴东北，将这批价值300多万元的鞋全部召回销毁。从创业伊始，康威就定下了长期经营策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夺取大城市。康威最早的扩张是面向中小城市的。中小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限，对于他们来讲，以耐克和阿迪达斯为代表的洋品牌价格太高。洋品牌的进入受到限制。这正是康威的市场所在。黎伟权认定康威生产的是大众化的体育用品，生产的是学生和普通工薪族买得起的运动产品。这符合中国的消费国情。凭心而论，康威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比洋品牌差，但是价格却只有洋品牌的1/3到1/2。因此黎伟权的要求就是“洋品牌进不去的地方，康威都去”。现在几乎每个省都有康威的全资的连锁专卖店，用黎伟权的话讲就是“除了西藏，中国版图上的所有省份都有康威的足迹”。曾经有朋友在新疆偏远的小城市看到康威的专卖店，大吃一惊可为佐证。黎伟权曾经说过，康威手中有一张王牌，就是中国潜在的庞大的体育用品消费市场，占领了这个市场就意味着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与国际品牌相抗衡的一席之地。策略上的成功给康威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以安徽省为例，1999年，康威的销售额就已经高达4000万元人民币。如今，康威已经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步，正向着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长驱直入而来。从此，康威在中心城市开的第一家专卖店就设在广州繁华的农林下路，第二年又进驻北京的王府井，占地500多平方米。从此康威正式在国内体育用品市场上与洋品牌真刀真枪的正面交锋。黎伟权不无兴奋的告诉记者，现在在中国体育用品的市场上，民族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洋品牌。康威的胃口不止这么大，黎伟权的胃口也不止这么大。最近黎伟权常说，中国加入WTO对康威来讲是件好事。入世以后关税降低了，更有利于康威走出国门。康威在中国中心城市立足以后，下一步就是将康威的品牌做到国际上去。当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康威不惧怕伴随WTO而来的竞争，因为早在3年前，它和耐克就已经正面交锋了。在与洋品牌的竞争中，黎伟权一边学习，一边摸索，创造出了康威自己的品牌之路：将制造业的利润让给生产商，将零售业的利润让给零售商，康威挣的是品牌管理的利润。同时，康威还将国际化的理念做到了细节上，1993年康威的第一部电视广告在美国诞生，用的是国外的摄影师，国外的模特和国际化的包装手段。以至于很多人在最初看到康威这个牌子的时候，竟错误地以为它是国外的品牌。2000年，黎伟权将广告策略作了重大的调整，由原来的主要集中于品牌推广转向销售终端，康威投入了2000多万元对全国的专卖店进行整体形象的改善，给专卖店统一着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