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1881年），擢升道员，赐二品顶戴，派任驻日本国大臣。

光绪十年（1884年）， 回国丁母忧。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黎庶昌服阕，再度被派驻日本。闲暇之时，黎庶昌广交日本朝野文士，于春秋佳节，设文酒会，领首诗词酬唱。诗作辑为 《黎星使宴集合编》共六集，存日本友好人士90余人、中国使馆人员及国内人士20余人酬唱诗作数百首、文数十篇。黎庶昌的德行文章，深得日本人士敬慕。黎庶昌曾为日本汉学家藤野正启作墓志铭。后黎之赵氏夫人去世，藤野之女藤野真子于日本明治二十四年为作墓志铭，情真意切，情同母女。碑刻现存遵义县。

光绪十六年（1890年），黎庶昌任满归国。

光绪十七年（1891年），黎庶昌任川东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曾出资创建云贵会馆，举办洋务学堂，培养出国留学人才。三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庶昌奏请东渡排难，未能如愿。每闻战事失利，或痛哭流涕，或终日不食，以致一病不起。慨捐廉俸万金，以酬报国之愿。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家乡大旱，黎庶昌会集在渝同乡捐款白银二万两，购米运遵义赈灾。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遵义复旱，时黎庶昌已病回故里，闻讯，电请云贵总督救灾，得拨银两万两救济。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黎庶昌在沙滩老屋郁郁而终，时年六十一岁。

光绪十年，黎庶昌曾向清廷上《敬陈管见折》，主张整饬内政，酌用西法，修铁路，练水师，兴商贾，走强国富民之路。惜未能被采纳。

在新疆问题上，坚持应该维护主权，反对李鸿章放弃新疆，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为了防俄，三次写信给曾纪泽，主动请缨，要求深入西伯利亚，中亚腹地考察，表示为此“不惜驱命”。

贵州明、清时期的文学家都不太重视文章本身的精粗，而是因人因事无意识地创作散文，唯黎庶昌一人对散文进行有意识的创作。其散文主要收录在《拙尊园从稿》和《西洋杂志》两本专著中，从主题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论文类

黎庶昌的政论文平易畅达，气势雄浑，突破了“桐城派”散文“义法”的局限，抒写自如。其中以两道《上穆宗毅皇帝书》及《敬陈管见折》最具代表性。黎庶昌的第一道《上穆宗毅皇帝书》写于同治元年（1862年），这封“万言书”交到都察院后，便引起了当时清王朝的重视。黎氏在文中不仅论述了求贤才、振元气这一根本大计，还明确指出了陈吏腐败、科举失策、捐官太滥等弊政，点明当时面临的十二种“危道”。行文政治立场鲜明，逻辑清晰，字字珠矶，气势逼人。此后黎庶昌又进行了第二次上书。在第二次上书中，黎庶昌具体论列了革除弊政等多项措施。行文语气坚定有力，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正是这两道“万言书”，使黎庶昌得到了入仕的机会，当时的朝廷将其分配到曾国藩的大营委用。

黎庶昌的政论文中除了两道 《上穆宗毅皇帝书》以外，《敬陈管见折》也是其政论文中比较重要的作品。在这篇政论文中，黎庶昌跳出了儒家思想的藩篱，开始提倡“酌用西法”。这篇作品字句分析更加精细入微，措辞更加恰当。细细读来，语言可谓是峻切犀利，谋国虑远之情溢于言表。

除了以上提及的作品以外，《何忠诚公编年略书后》《上沈相国书》《答李勉林观察书》《日本新政考序》等文章同样都展现出了黎氏独到的政治眼光和切实的经邦济世治国才能。这些作品读起来不仅平易畅达，而且雄奇瑰玮。

（二）写人记事类

黎庶昌的传记散文涉及的人物很多，上至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被黎庶昌一一刻画出来了。

黎庶昌往往通过选择典型细节加以描写，突显人物性格，将所写人物写得非常生动，鲜活动人。其中《书柈湖文录后》《郑两山人传》两篇较为典型。《书柈湖文录后》选取了主人公吴敏树嗜酒一节加以描述：“君故善饮，每夕必得酒而后寐……卒易盏斟酌之乃已。翼日相与大笑以为乐。其不滞于天机若此。”。这里通过细节描写，将吴氏嗜酒如命、率真爽朗、性急如火的性格表现出来。又如《郑两山人传》，作品记述了郑珍的两位兄弟靠己力养活自己的故事。其中文章选择了二人钓鱼的细节加以描写。通过“无三日不过视，……一则又腰笆篓、短蓑、岌笠、草屐，持钓竿出矣。”短短几行文字，便将一对心性淳朴、平易可亲的“山人”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除此以外，黎庶昌所写的大量铭墓志、碑铭、传记都有涉及人物立身行事的内容。如《长姬赵孺人墓志铭》中，作者讲述了赵孺人和自己一同生活25年中发生过的诸多事件，表达了对赵孺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及对生命无常的感慨；又如《工部侍郎石公神道碑铭》中，记叙了天津知府石赞清当面斥责英国侵略者的事迹，表现了石氏凛然难犯的民族气节；在《先大夫侧室刘孺人家传》中，作者同样追忆了父亲侧室刘氏一生不育，不遗余力地辅助母亲照顾自己及其他兄弟姊妹的情景，表达了对刘氏的感激及怀念之情。笔触亲切真实、情深意里。

（三）游记类

黎庶昌曾遍踏国内十几行省，并观光过许多国外的名胜。丰富的生活阅历让他开拓了视野，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散文游记。这些作品，充满异国情韵，风格华美富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卜来敦记》《巴黎大赛会纪略》。如《卜来敦记》中既描写了英国海滨城市卜来敦的景象，也表现了邦人仕女优游闲暇的精神风采。在作品中，作者并未把笔墨局限于山水风物与人们嬉游方面，而是用“观风俗以规人国”的眼光，深入一层地揭示了一国的国民，只有牢固团结，才能好整以暇。又如《巴黎大赛会纪略》，记叙了万国博览会盛况。行文仅仅二千五百余字，记述却细腻曲折，堪称一篇上乘的报告文学。这篇作品虽然内容庞大复杂，却简约扼要，剪裁得法，写得错落有致。既不芜乱，也不呆板。行文细细品味，令人如身临其境，眼前琳琅满口，应接不暇。除此以外，他在《奉使伦敦记》《游盐源记》 《游日光山记》中所描绘的景色跃然生姿，充满着异国情韵，给人以奇幻浪漫和耳目一新之感。

（四）西方文化风俗类

《西洋杂志》似乎是十九世纪西欧社会生活的一卷风俗画，向晚清中国展示了一个繁荣富强、生机勃勃的西方现代世界。这些画想象奇特，色彩新鲜，为当时国内的人们见所未见。其中《斗牛之戏》是最为精彩的一篇。提到“斗牛”，黎氏算得上是中国描写斗牛的第一人，之后百年，虽然有众多文人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却很少有人能够超过他。《斗牛之戏》仅仅一千二百多字，却细致入微地将西方斗牛的习俗很好地展现了出来，不仅描写了斗牛场地的规模、设备，还将现场斗牛的细节真实地一一再现出来，令读者感觉身临其境，可见黎氏文笔之深厚。

除了《斗牛之戏》以外，《跳舞会》《赛马之戏》《溜冰之戏》《马戏》《敷伦赛船之戏》等都展现了西方的文化风俗。在这些作品中，黎庶昌详尽描述了西方各种嬉游的风俗，这也使他成为晚清中国亟需全面认知并努力学习的现代典范。

外交影响

1881至1884年和1887至1889年，黎庶昌先后两度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共6年，凡外事活动，坚持维护国家尊严，机敏果断的处理日本出兵朝鲜事件，维护了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使日期间，保护旅日华侨正当权益，也注重睦邻友好关系，所受外交礼遇厚重。 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外交理念

文化外交风格的形成

未出国前，黎庶昌受社会舆论和儒家“夷夏之辩”的影响。视西方各国为不文明的“夷狄”之邦。在出使西洋过程中，黎庶昌目睹了各国政教民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况。不仅使他大开眼界，而且逐步消除了视之为“夷狄”的成见。对其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昌明、科技的发达以及经济的繁荣，进而产生向往倾慕之情。这一时期，黎庶昌以其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文化外交风格。即编撰了《西洋杂志》形成了文化外交的雏形。而在任日本公使之时，黎庶昌与日本的朝野文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日本研治汉学的朝野文士对黎庶昌的学问、道德和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能与黎庶昌结识为荣。纷纷将诗文集请黎庶昌审正，赐序。黎庶昌对日本文士热情接待，坦诚倾谈。与不少人结成了莫逆之交。并从中获取了一些可贵的外交事务情报。这一时期，黎庶昌的文化外交表现得特别成熟而且有实效。

文化外交的成功原因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之所以在欧洲初见端倪，而在日本表现得特别成熟而且有实效。其根源在于西欧文化是与中华文化相互抵制的。对于一种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西欧文化，黎庶昌只能从最表面，最表象的事物入手。希望掌握其精华，为我所用。所以黎庶昌首先尊重西欧文化，继而了解西欧文化。在其《西洋杂志》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西欧各国的文化以及风俗，但未与上层建立亲密关系，而在与中国文化同宗同源的日本，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开花结果。日本自汉唐以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极大，加之，当时的日本学术文化界仰慕华风的余温尚存，这一切都成为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产生的土壤。

黎庶昌多年出任清廷驻德、意等国参赞和驻日公使，后又返回国内任职，耳濡目染，中外对照，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封建教育之弊端，其对教育的态度理所当然受到洋务运动的影响，因此他不但提出了很多科学的教育理念而且力图付诸实践之中。

黎庶昌在出使了西欧诸国并出任驻日公使之后，认真考察、翔实记录了西欧各国及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情况，编成《西洋杂志》一书，书中对“画院，竞技，学校教育，文化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的情形，也都有大量清晰的记写。”鉴于官方创办的洋务学堂较少且大多集中于京师的实际情况，黎庶昌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任四川川东兵备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后，个人出资在重庆创设川东洋务学堂，“聚颖秀之士凡二十人肄业其中，习中文、英文、算学三科”，英语、数学为主科，聘请饱学且通洋务者为师，甚至自己亲自授课，讲解东西洋各国概况或讲授古文等传统文化。

受洋务运动的影响，加上自身游历诸多国家的经验，他不仅将自然科学引入课堂教学以培养实用人才，而且还在自己开办的川东洋务学堂里选拔优秀学生赴伦敦留学，开西南学子留学之先例，川东洋务学堂将算学等内容直接纳入课堂教学，是在洋务运动开办的洋务学堂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对后来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一批国立大学的兴办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随着教育内容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外语及自然科学、技术等内容先后纳入教学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他们实际操作技能。《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即肄业于黎庶昌创办的川东洋务学堂。可见黎庶昌改革封建传统教育的实践活动是卓见成效的。

川东洋务学堂是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洋务学堂的进一步发展，从学堂开设的课程可见与之前洋务学堂的区别，更值得一提的是，黎庶昌创办的川东洋务学堂，比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国立京师大学堂尚早7—8年时间。可以说，黎庶昌创办的新式学堂是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洋务学堂与之后的京师大学堂之间不可或缺的一个中间环节，代表了中国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对于中国封建时代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于见证中国教育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黎庶昌两次出使日本期间，留心自唐、宋、元、明以来，在中国失传而流失到日本的旧籍。凡在国内失传的，不惜以重金求购。不愿售者，则付资影印。对藏之于日本宫廷秘阁的珍本，则以大使身份求之于官方派人去影印。如是收集经年，先后得26种，共200余册。同时对杨守敬在日本大量采购古书，极为赞赏，杨守敬为他起草一篇《日本访书缘起条例》，遂多方勤奋搜求，许多为国内久已绝迹的古代逸书残本。如《文馆词林》《太平寰宇记》等，又有很少见的宋刻《老子》《荀子》等。他曾说秘本珍笈是乃公器，愿与天下学者共之。于光绪中由杨守敬协助，汇辑刻印成《古逸丛书》共200卷，收书26种，多为国内所没有的唐、宋、元版古籍。又经杨守敬评校，刻印极精。潘祖荫、李鸿裔见到后，拍案称绝。叶昌炽记其刻书“初印皆用日本皮纸，洁白如玉，墨如点漆，醉心悦目。”可与宋本相媲美。家有“拙尊园”积书2万卷，编有《拙尊园存书目》，按照经、史、子、集、丛书五大类分类。长于古文辞，有描述国外风光的散文。

黎庶昌的文章多经世之言，其出使外国纪游之作，尤寄深意。黎庶昌使日期间，曾搜罗典籍，刻《古逸丛书》26种共200卷；为家乡购南藏本佛经全帙6771卷；又与日本友人以诗文唱和，刻《日东文讌集》3编，于保存典籍和中日文化交流颇有贡献。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中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中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黎庶昌的书法遗迹皆为楷书，字体恢宏端正，用笔刚劲有力。这些楷书作品虽出自不间时期，但都用浓墨书写，字迹清晰饱满，深厚茂朴，笔法自然，有楷中带行之意，颇具苏东坡字体沉着、苍劲、线条流畅的特点，又有欧阳询书风的典雅和静穆，师法多家而又不受束缚自成一派， 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和，显示了黎庶昌相当深厚的书法功底。

晚清政治家曾国藩：莼斋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锲而不舍，均可成一家言。

晚清文学家吴汝纶：其体势博大，动中自然，在曾门中已能自树一帜。

清末官员罗文彬：①其言多经世意，主实用。（《拙尊园丛稿》跋）②特有奇气。虽大旨远祖桐城，近宗湘乡，而不规规一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导师王飚：近代史学界多认为薛福成属于早期改良主义者，而黎庶昌不在此列。但考其生平，综观黎庶昌思想的发展，他走进近代社会早于薛福成13年，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也早于薛福成。因此，黎庶昌的思想，上承龚自珍、魏源之余绪，中扩洋务新政的思路，下启康、梁之端倪。黎庶昌已经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桎梏，而强调中西交融。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丘铸昌：黎庶昌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不仅在经济建设上主张效仿西方，而且在军事、外交，甚至在政治制度上，也主张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明显地透露出新时代的色彩，带有较深厚的资产阶级经国济民的改良主义特色，开了康、梁变法思想的先河。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史革新：黎庶昌提出的“以亚经辅正经说”是破天荒地把《庄子》《楚辞》《史记》等本属于子、史、集一类古籍称为“亚经”，等于宣布原来的正经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是对统治者奉行多年的“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重要变动，在封建时代是颇为罕见的，是为日趋僵化的儒学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而作出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积极意义。而黎氏关于改革科举的建议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思想史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山东大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郭延礼：黎庶昌的散文开阖自如，文笔富词采，颇具表现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黎庶昌学术思想是汉宋兼采，前期以汉学为主，兼尊宋学，后期以宋学为宗，不废汉学。其学术渊源汉学主要受郑珍、莫友芝影响，宋学思想受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影响。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洪火：黎庶昌是一位忧国爱民、渴望变革、有胆有识的政治家。

黎庶昌一生著述达20多种。已刊行者有《拙尊园丛稿》6卷、《西洋杂志》8卷、《丁亥入都纪程》2卷、《海行录》1卷、《遵义沙滩黎氏家谱》1卷、《黎氏家集》40卷、《黎星使宴集合编》6册、《曾文正公年谱》12卷。编撰《全黔国故颂》24卷、《续古文辞类篡》28卷、《古逸丛书》200卷、《古逸丛书叙目》1卷、《宋本〈广韵〉校札》、《春秋左传杜注校刊记》1卷、《青浦县志》（33卷）（此志由青浦人熊其英编纂，而创议修志并筹集经费者是黎庶昌）。另有未刊书稿多种，多已散佚。

（以上参考资料）

黎庶昌故居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新舟镇沙滩村乐安江以东，与西岸笔架山相对，为黎氏旧宅。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八月十五日寅时，黎庶昌出生于此。因黎庶昌于光绪七年至十六年（1881年—1890年）两次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日本，其宅故称“钦使第”。钦使第占地面积2914平方米，建筑面积1335平方米。坐东向西，倚山顺势而建。三进院落，第一、二重天井依次按巳向坐落在中轴线上。天井院坝为青石板铺设。房屋为中式建筑，高架水结构，一楼一底，青瓦斜坡屋面，悬山式顶，有门楼、过厅、中厅正堂。第三重天井是由正房、两厢、下厅组成的四合院，二楼窗下架有腰檐，天井四周石阶相通。院坝内靠近下厅左右各有一个石砌方形花坛，花坛四壁有浮雕装饰，右边花坛分别为渔、樵、耕、读图，左边花坛分别为牡丹、荷、葡萄、梅图。北厢背后靠墙为石水缸，上有“鲤鱼跃龙门”浮雕。正房中间为堂屋，青砖铺地。底层房间安装四开六格扇雕花门。各室楼檐间均有上下重檐雕花勾栏窗。正房、下厅和两楼的楼上临院一面均有雕花木窗。第一重天井北侧是黎庶昌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营造的拙尊园。1951年土地改革后，黎庶昌故居被分配给当地百姓居住，院内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1992年4月，遵义县人民政府公布黎庶昌故居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5月，新舟区成立“恢复‘钦使第’领导小组”，由县政府拨款，在黎庶昌故居外南侧为院内16家住户修建住房。1993年7月，院内住户全部迁出。黎庶昌故居按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保护性维修。

1992年10月4日至10月6日，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市召开。这次研讨会由贵州立史研究馆联合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省历史学会，贵州省地方志协会、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会发起，得到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的具体指导。

2007年9月25日一26日，由遵义市人民政府、遵义市政协主办，遵义市政协宣教文卫委员会、遵义县人民政府、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承办的“纪念黎庶昌诞辰170周年暨遵义沙滩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贵州遵义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开封、兰州、武汉、厦门、重庆及贵州的专家学者180余人出席会议。

1989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黎庶昌评传》。

2014年10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桐城派名家文集》，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项目，包括姚范等17位作家诗文集和黎庶昌等11位作家文章选集。

2015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黎铎、龙先绪点校的《黎庶昌全集》。

2017年，朝华出版社推出的《清末民初文献丛刊》，将曾国藩、薛福成、黎庶昌等数十位桐城派名家著述编辑其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