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广泛的活动，黎强同中统一些人员的关系也一步一步地“密切”了。1943年夏，黎强参加中统训练班第3期培训，并赢得了特训班和川室的信任。训练结束后，被委任为中统成都实验区助理，后又找准机会接替了省特会一组主任干事和川室视察的职务。

因为这两重身份，黎强既可以看到川室和省特会的文件、情况、审讯案卷，参加两处召开的科以上会议，又是省特会丙种会的召集人，有时还到附近专、县去视察。这样，他就能直接掌握特务破坏我党组织和镇压我革命力量的情况和企图，进而为党提供可靠的材料，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护党和革命力量。期间，先后保护了熊复、白玉芬、王文鼎等知名共产党人，千方百计扰乱成都“六一”大搜捕，清查出混在我党内的陈景文等奸细。

1948年，淮海战役开始后，国民党从四川调部队去加强兵力。蒋介石命令在成都成立陆军补充兵训练总队，黎强调任补训总队政工室主任。同年，补训总队接收新兵完毕，奉令调南京改编。就这样，黎强在组织的指示下，随补训总队到了南京。但到南京后，国民党不只是“防止逃兵”还“防止逃官”，他难以脱身，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只好独立开展工作。

1949年初，补训总队改编为45军下属的312师，黎强被任命为师政工处长兼副师长。4月下旬，他带领全师大多数官兵，从南京撤出，在浙江宜兴遇到了我军3野8兵团88师。他把这批人交给了我军，自己也成功与中央取得联络。作为党的地下哨兵，黎强在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情报。

不久，经中组部介绍，他到了华中局组织部，见到了钱瑛同志。接上组织关系，被安排到华中局社会部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强任西南公安部办公室主任，为清查四川的特务及我党的叛徒做了大量工作。以后，他出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党史教研室主任、青海省人委秘书长、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

“文革”期间，黎强受到不公正对待。

1999年3月2日，黎强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向往革命，秘赴延安

在高小和中学读书期间，黎强受到了几位思想进步的表哥的影响，其中二表哥姚仲蜀对他的影响最大。姚仲蜀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回到老家四川安岳开展党的工作。年幼的黎强就经常为二表哥的革命活动站岗放哨。黎强高小毕业后，又在二表哥“革命需要文化”的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本县的最高学府——安岳中学。1935年，20岁的他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继续学习。在校期间，他广泛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进步书籍，还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进步团体，领导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并十分向往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

在成都，黎强认识了安岳同乡、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早年曾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此时在四川做情报工作的周俊烈。在周俊烈的安排下，黎强开始做一些秘密工作。

1938年7月，在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毕业后的黎强来到延安，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

红岩受命，重返“前线”

学习期满之后，根据上级的指示，1939年5月上旬，黎强等人返回大西南，来到了位于重庆市郊红岩嘴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宣传部长凯丰的接见。凯丰说：“你们都是四川人，你们也都知道，这里是抗战的大后方，但也正是你们的前线。我们之所以把你们从延安要回来，就是想让你们在这个前线上发挥作用。”南方局组织部干部廖似光还叮嘱黎强不可再使用在延安时期的名字李唯平，对外只能使用在安岳和成都读书时的名字李碧光或李长亨。廖似光还告诉他：“你在组织内的名字叫黎强，取能力和战斗力强的意思。这是董必武同志给你起的，你自己记牢就行了，不论何时何地，不能对任何人讲，包括你的家人。”因此，就算在党内也只有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等少数几个人知道“黎强”的存在。这次谈话，黎强谨记在心。

与南方局接上关系后，黎强告别红岩，回到了阔别4年的老家四川安岳县石羊镇白塔寺乡，担任县立高小教务主任一职，并以此身份作掩护秘密为党工作。他领导老百姓张贴抗日壁报，组织抗日歌咏队和街头剧的排练演出，在县里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国民党安岳县党部十分忌惮黎强的领导力，想要把他撵出县城，还扬言撵不走就将他“干掉”。

此时的安岳县城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县党部可以随时随地以“奸党嫌疑”为由抓人。处境艰难的黎强萌生了赴成都开展工作的想法。在周俊烈的帮助下，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拂晓，黎强悄然离开安岳，来到了省城成都。

打入“中统”，秘密潜伏

1943年夏天，黎强利用中统第三期训练班这个契机成功打入国民党，成为了中统成都实验区区长助理，借着破获“曾庆高偷拍电报原件”泄密一案，黎强升级为中统四川调统室视察，之后又被派到“省特会”担任一组主任干事。

到了“省特会”，黎强迅速摸清了形式。在川调三科的党派科里，掌管着一份最为机密的“特情”材料。被中统秘密逮捕的共产党、背叛党组织的叛徒、掌握党组织重要情报的关键人物，所有的人员名单和资料都被清晰地记录在这份材料中。而这份绝密的材料，就掌握在川调三科科长叶申之的手中。存放材料的保险箱钥匙，随时都挂在叶申之的皮带上，要想得到它，必须想办法接近叶申之。

黎强将侦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南方局西南地区的联络人陈于彤。无独有偶，陈于彤也透露，组织上有一个叫陈景文的人行迹颇为可疑，要黎强在中统的情报里暗中调查，加以证实。很快，黎强便在川调室抄送“省特会”的一些内密材料中，发现了蛛丝马迹。中统对尚未正式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的任职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这更肯定了黎强和陈于彤的判断，必须把党内的叛徒找出来，保护组织安全。

为了接近叶申之，搞到“特情”材料。黎强先是组织叶申之中统训练班的年轻学员成立了“青年互砺社”，之后，便投其所好，天天邀请大家吃喝玩乐，满足叶申之“吃喝嫖赌”的需求。不够钱买单，黎强就把全副身家送进当铺，对外，却宣称自己交游广阔，有兼职挣钱的门路。终于，出手阔绰的黎强得到了叶申之的信赖，一次饭后，叶申之向黎强表示，自己想要另谋一份有油水的差事，请黎强帮忙。自己走后，更会竭力推荐黎强坐自己的位置。叶申之的话正合黎强之意，没过几天，黎强以到田粮部门工作有了眉目为由，请叶申之喝酒。酒过三巡，黎强将酒醉的叶申之送回办公室。黎强一边安抚叶申之在沙发上睡下，一边借此机会，迅速打开档案，记下来了材料上的名单。果不其然，陈景文正是出卖党组织的叛徒之一。随后，黎强马上把陈景文等人的情况向陈于彤作了汇报。南方局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通知相关同志撤离。

战败“被俘”，迎接解放

1948年底，黎强被调往南京。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是大厦将倾，黎强也早已做好了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继续卧底的准备。1949年初，黎强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四十五军三一二师副师长。为早日迎接解放，黎强有意弱化三一二师的军事训练强度，命令该师以修筑工事为主，结果许多新兵连枪都不会用，更不用说上阵杀敌了。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前夕，黎强和全师官兵在行军途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八十八师俘获。

被关押的黎强在与我方人员交涉自证身份时，恰巧看到了在延安相识的同学钱申夫。钱申夫此时正担任八十八师补充训练团团长。黎强激动地对他说：“我是李唯平呀！老同学，抗大四期三大队的，在延安时我们还同住过一个窑洞呢，想起来了吧？”钱申夫认出了这位老同学，一脸惊讶，他明明听说李唯平去的是华北前线，现在怎么成了国民党的人。黎强答道：“关于我的情况，现在和你说你肯定也不会相信。我想请你立即报请三野前委，致电党中央，就问一句话：‘我党有无黎强同志？’等中央一回电报，我的身份你就明白了。”

两天后，三野前委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速送黎强同志赴北平。”两个月后，黎强风尘仆仆地从北平赶到武汉，向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钱瑛报到，接受了党组织分配的新任务，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的队伍。

父亲李可廷是安岳县一带的袍哥大爷，在地方上有些势力，抗战前任县督察区督办，后来又当上了安岳县民团团总。

二表哥姚仲蜀。姚仲蜀大革命时期曾赴广东考入黄埔军校，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由组织派遣回四川老家安岳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农民运动，准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当上了安岳县白塔寺乡的团练大队长。

妻子赵蜀芳，其父亲是为人正派的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赵选。

马识途根据黎强的潜伏经历，写成小说《京华夜谈》，曾在《重庆晚报》连载并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里的“肖强’，原型就是黎强。

古越：在长达10年的潜伏生涯中，黎强凭借着对党的耿耿忠心和大智大勇，为党好，有力保护了西南地区党组织，创造了鲜为人知的特殊功绩。

刘立群：黎强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上的勇敢战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他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在极其危险的环境里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忍辱负重、不怕牺牲，为党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保卫了党的组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