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回到内江，结识了青年团员廖恩波等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渐明白了人生的真理。是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秋，领导了反对鱼肉内江人民的恶霸朱基九、马祥九、范承九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后被推荐为内江县中区民团副团总。在此期间，利用合法身份，开办了“民团传习所”、“团练干部讲习所”，为革命事业播下了火种。

1925年冬，在重庆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左派）。年底，回内江筹建党的组织，并负责组建国民党（左派）内江县党部。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中共内江县党组织正式成立。

1926年秋，奉命调往重庆，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工作。同年11月，出席了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7年1月，回到内江，当选为国民党内江县党部（左派）负责人。7月，奉命到郫县发展党的组织。同年10月，任中共郫县（临时）县委书记。郫县的农民运动在其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发展，使反动统治当局十分恐惧，一方面以高官厚禄进行收买；一方面发出通缉令，欲将之逮捕，以扑灭革命烈火。

1928年2月，调离郫县，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同年春，到绵竹发展党的组织，担任绵竹县委书记，领导绵竹的武装暴动。中共绵竹县委为加强对武装暴动的领导，决定成立武装暴动行动委员会，黎灌英任主任委员并负责政治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同年7月4日开始实施暴动计划。翌日晨，起义部队在围攻县城时，因内奸告密，敌人早有准备，被敌重重包围。

1928年7月所率起义部队失利撤退途中，他当机立断，放弃攻城，命令部队突围。当其撤退到汉旺乡至马尾场的途中，被内奸杀害。

黎灌英是中共内江地区党团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先在郫县做党的工作，后调任绵竹中心县委书记，积极发动群众，组织领导了川西北的绵竹暴动。他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朝气蓬勃。他以宝贵而短暂的青春，为革命谱写了英雄的诗篇。他的事迹将永远载入人民的光辉史册。

黎灌英（又名黎静中，也有的写作黎冠英），1895年9月20日生于四川内江县东兴镇排龙冲（今内江县胜利公社境内）一户农民家庭。其祖父黎正灿，父亲黎世昕（又名黎君，号庶熙）均曾兼营商业。但黎灌英出世不久，其父因经商负债，将田产变卖，家道日益中落。更不幸的是祖父又染病卧床，母亲备受刺激，神经错乱。所以黎灌英仅在十岁前读过一点书。之后，便担起家庭的部分生活重担。早上，他要挑菜走十几里路进城去卖；回来又要下地劳动；还得侍奉病重的祖父。尽管如此，他却不忘读书，一有空就坚持自学。1910年，刚满十五岁的黎灌英便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内江县立中学四班学习。1913年，中学毕业了，他又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成都储才中学。这是一所新式学堂。黎灌英过去所学的全是旧学。起初，他对储才中学开设的新课如英语、数学等的学习，感到非常吃惊力。为了赶上老师的授课进度，他下决心刻苦钻研，常常看书学习至深夜。他旧学基础较好，尤擅长作文，动辄下笔洋洋千言，蔚然大观。这所名曰“新式学堂”的学校，其教学方法却非常保守，要求学生不要过问社会。为此黎灌英曾写过一篇作文：《申屠蟠论》，借批判东汉时保守派的代表申屠蟠，来批判学校当局主张脱离现实、明哲保身的思想。这表现了他立志投身于社会的决心。

1915年，学生们进行了罢课斗争，反对学校当局的腐败，黎灌英也参加了。学校当局压制了这场斗争，并要学生们写悔过书才能重新上课。黎灌英则坚持认为“无过可悔”，毅然退出成都储才中学回到内江。

1917年，他到川军舒荣衢部去当兵。1920年，在但懋辛师部担任过书记员、军需官等职。当时由于军阀连年混战，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黎灌英目睹这一情景，一度陷于整天饮酒赋诗的忧郁苦闷之中。

随着五四运动的蓬勃发展，黎灌英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振奋起来。1923年，他同川军边防军官学校的内江人谢独开一道，离开军队，结伴回到家乡，从事实际的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

很快，黎灌英就同在成都读书的廖恩波以及进步青年廖释惑等人相识，常常聚会在一起，阅读《新青年》、《学灯》等进步刊物；讨论时事，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时的廖恩波已在成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经过他在内江的工作，介绍了黎灌英、廖释惑、谢独开等人加入团的组织，并组成了内江县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由黎灌英担任组长。

在黎灌英的领导下，内江团小组不断扩大，运动也逐步深入；还同当时设在武汉的团中央取得了联系。

为了传播马列主义，动员民众，黎灌英在内江太平巷杨家祠堂内组织了读书会，吸收知识青年和进步学生十余人参加。他们除定期读书学习讨论外，还经常去街上张贴标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读书会的发展，为后来内江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宣传革命理论的同时，黎灌英和谢独开还在1924年领导群众掀起了一场打击地方贪官污吏的斗争。

当时，内江商会会长林基九，团练局长马祥九，浮桥经费收支所所长范承九三人，在地方上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大事贪污田粮。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称他们为害人的“三九”。黎灌英、谢独开打听到讨贼军第一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高一白，早年曾加入过同盟会，又是内江人，便写信向他告发“三九”罪行，要求为民除害。在得到高一白回信后，就组织召开了内江公民大会，一致要求地方政府予以严惩。内江政府迫于民众的压力，不得不将“三九”关押起来。但过不多久，“三九”买通官府，被释放了。这件事，教育了黎灌英，使他认识到：地方官吏与土豪劣绅是沆瀣一气的，要想依靠反动政府来打击地方土劣，绝不可能。看来只有宣传和发动群众，把人民组织起来，与反动政府对抗，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平等。

通过反“三九”这一事件，黎灌英在内江民众心目中威望提高了，被推举为内江城中区民团副团总。他巧妙地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并借高一白和内江民团团总付尧轩的名义，在内江白鹤场组织了东乡联团，成立办事处，并开办了民团干部讲习所，进行革命宣传，培养革命骨干，组织并掌握革命的武装力量。黎灌英为实际上的负责人。这个讲习所按军队的编制分为三个中队九个班，有学员一百多人。开设有政治、军事等课程。教员大都由团小组和读书会的成员担任。讲习所开办三个月后，军阀王缵绪察觉其中革命空气太浓厚，便派政治部主任钟汝为强行予以解散。虽然如此，但黎灌英等人播下的革命种子已在学员心中扎下了根。

讲习所被强行解散后，黎灌英又在自贡附近的三多寨开办了一个新的团练干部讲习所。他不顾军阀的各种刁难，坚持办了六个月之久，使第一批学员全部毕业。

1925年上半年，黎灌英受组织委派，到重庆参加“五卅”惨案国民外交后援活动。在这次反帝斗争中，黎灌英在杨闇公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工作，他的那种工作热情和深入的作风，得到大家好评。不久，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成立，黎灌英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底，黎灌英奉重庆地方委员会指示，回内江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内江县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这是党在内江的第一个组织，也是全省最早成立的党组织之一。为了执行党关于国共合作，迎接大革命到来的方针，黎灌英同特支的其他同志一道，组织成立了内江县国民党左派临时党部。黎灌英担任县党部的负责人，其他执行委员也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

1926年春天，黎灌英以国民党临时县党部的名义，在内江水巷子李氏宗祠成立了一所内江公学。这个公学以普及民众教育，改善工农生活为公开目的。以“实施党化教育，提高科学常识，端正蒙养基础，救济失学群众”为公开的教育方针。实际上，开办这所学校的目的，是为了更直接地向群众宣传革命道路，更多的培养革命青年，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群众革命运动做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黎灌英担任这所公学的校长，并亲自主讲政治课。他对学校的课程安排、教学内容都侧重于社会科学方面，设有政治学大纲、经济学大纲和现代历史等课程。在课堂上，他向学生介绍革命理论，指导学生们阅读《响导》、《中国青年》等杂志。开办不久，影响遍及全县，学生人数由最初的七、八十人增加至一百二十多人。校址也由原来的李氏宗祠迁到更加宽敞的东坝街万寿宫内，并新增设了初中班和政治班。

在这所学校里，政治空气非常浓厚，校园里革命歌声不断。假日、节日、纪念日，教师还组织学生到城内街头巷尾进行宣传。在黎灌英的鼓励下，学校的一些女教师、女学生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带头剪短发，同男教师、男学生们一起上街演讲。内江公学成为当时内江的一个革命活动中心。

黎灌英非常注意宣传工作。尽管他十分繁忙，既要领导特支的工作，又要领导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的工作，还要负担内江公学的教学，但一有机会，从不放弃进行革命宣传。他经常到农村去作社会调查，向农民宣传组织起来同土豪劣绅作斗争的意义。为了吸引农民听讲，他还从岳父家里拿了一部手摇留声机，搬到乡场上，先放音乐吸引住农民，然后讲演农民痛苦的根源，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耕者应该有其田的革命道理。他把革命道理编成通俗易懂的民间歌谣，教农民唱.

1926年，三十岁的黎灌英与内江公学的女教师叶庄伯结婚。为了反对旧礼教，宣传新思想，他们毅然举行了内江第一次新式结婚的仪式。新郎新娘手持鲜花，携手并肩在城内街上走了一圈，回到家中，接受人们的祝贺。形式非常简单。黎灌英对人们宣传说：“现在要实行男女平等，女的不能只在家里，要出来参加工作。”他还说：“我们年轻人一切都要改革，要反对旧礼教。”在他的支持与鼓励下，妻子同他一道走上街头，宣传演出；还同他一道奔走于沱江两岸广阔的农村，建立农协会组织。

1926年11月，四川第一次国民党全省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黎灌英和妻子叶庄伯代表内江县左派国民党，赴渝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期间，黎灌英同杨闇公、刘伯承等一道开会研究了如何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如何更广泛地开展工人、农民运动等问题。

1927年1月，黎灌英回内江后，根据国民党省代表大会的布置，在内江水巷子主持召开了内江县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有六十多人参加，代表着当时内江的一百多个国民党员和各乡场的区分部。由于内江的国民党组织是我党负责人黎灌英亲自建立和领导的，在发展组织时注意了纯洁性，所以，这次代表大会实际是各乡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大会。在这次会上，黎灌英传达了省代会的精神，讨论了发展内江国民党组织，以及发展工会、农会和妇女、青年等组织的问题。大会正式提出了宣传新三民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并选举黎灌英为县党部负责人。共产党员廖释惑、谢独开等人当选为执委。当时，地方反动军阀曾想派代表参加大会，遭到了黎灌英等人的坚决拒绝。

1927年2月，黎灌英在内江万寿宫主持召开了内江工人代表大会，研究组织、发展工会的问题。接着成立了码头、人力车、理发、粪帮等工会组织，共有会员二百多人。

这段时间里，内江农民运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支指定了专人负责协会工作。黎灌英亲自到东兴镇的观音井、马浦堰，白马镇的赛峨山、烂泥沟、石龙口一带组织农协会。很快，农协会组织就遍布沱江两岸山乡，仅石子、东兴两个乡就有会员四百多人。

在城内，黎灌英安排叶庄伯出面组织妇女联合会，公开发表宣言，吸收广大劳动妇女参加。妇联向社会各界募捐二百元，在城内药王庙开办了妇女识字夜校。

随着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内江的党团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员由特支建立时的四人发展到二十四人，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1927年3月31日，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接着，省委书记杨闇公壮烈牺牲。

这时，刘伯承同志在泸州领导的顺泸起义遭到川黔两省军阀的围攻。黎灌英到泸州与刘伯承面晤后，连夜赶回内江组织民团武装，准备援泸。他很快在城内集中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武装队伍。不幸，消息被走漏了，反动派出动大批军队包围内江城，准备进行血腥大屠杀。为了避免群众的牺牲，上级指示立即停止援泸行动。

敌人进城后，四处搜捕黎灌英，他的处境十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家的人和一些同志都劝他离开四川，到外地去避避风头。他却坦然地说：“四川的革命工作我们不做，哪个来做？我死也要死在四川？

他隐蔽到城郊芭蕉井一个同志家里，一面布置已经暴露的同志进行转移，一面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直到省委调离他，他才离开内江。

黎灌英离开内江后，党考虑到他身体不太好，决定派他到邝继勋部队去担任中校团副。这时，他听说郫县的革命斗争迫切需要干部，便主动要求到还没有建立党组织，工作条件更为艰苦的郫县去。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素以富庶著称的川西坝上的“银郫县”，在反动政府的强征暴敛下，广大人民处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到处是一片破败的凄惨景象。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人民同反动统治者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异常尖锐，阶级关系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郫县农民为了反抗统治阶级和地主的剥削压迫，自发地组织了两次示威游行，斗争矛头直指反动军阀。1927年上半年，发生了农民武装围攻县城的斗争。为了加强对郫县农民运动的领导，党决定派最代秀的干部到郫县建立组织，开展工作。

1927年7月，黎灌英到了郫县。

他首先在地方开明士绅办的“青塔团练学校”担任政治教官，用革命思想教育学员，在学员中发展和培养党员。到第一期学员毕业时，党团员人数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使这所团练学校成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有了这个基础，经省委批准，建立了中共郫县临时县委，由黎灌英担任县委书记。在党的领导下，郫县农民抗捐抗税的斗争很快汇入了全国性的革命洪流之中。

黎灌英领导县委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农民、教育农民上。他除了在团练学校上课，还经常深入到贫雇农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号召农民组织自己的农会。在这之前，郫县曾建立了一些由地主、富农、袍哥把持的农会组织，实际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黎灌英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决定对原有的农会进行改造。在他起草的农会章程中，明文规定：“有一百亩田地的人不准参加农会”；“农会只找穷苦的农民参加”。为了充实和加强农会的领导班子，他将青塔团练学校毕业的党员和进步学员派去担任农会的负责人，使旧农会的政治成份逐步得到改变，活动也经常起来。贫雇农高兴地说：“黎教官来以前，农协会都是袍哥把持。现在组织的才是真正的农民协会。”在党的领导下，郫县农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他们提出了“打倒高租大押”的革命口号。

在组织发展农民协会的同时，黎灌英还积极地领导工人运动，先后在郫县新场建立了独轮车、理发、改工、蔑工等十几个工会。其中独轮车工会的影响最大，后来逐步扩大到雅安、邛崃、大邑、崇庆、温江、郫县、崇宁、彭县等地。1927年底，这几个县在党的领导下，联合成立了“川西南独轮车工会”，并在新场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

1927年10月，为了检阅农民武装力量，扩大革命影响，县委决定在新场召开追悼抗捐抗税斗争中死难农友的大会。这次大会，经过充分的准备，规模是空前的，除了有新场本地和马街、三道堰的农军和群众外，几乎川西坝子所有的县都派来了代表，共计一万多人。农军荷枪实弹，威风凛凛，显示了农民武装的巨大力量。整个新场挂满了各界人士送来的挽联、祭幛。其中有一些出自黎灌英的手笔。黎灌英在大会上讲演，他说：“军阀是不可怕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可以打倒它！”会上，印发了黎灌英草拟的宣传提纲，演出了文艺节目。黎灌英还写了一首《悼死难农友歌》，在会议期间教唱。

会后，黎灌英带领群众，在新场场口竖立起一座近两公尺高的“本邑军农冲突死难农众纪念碑”，还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这次追悼会前后共开了三天，充分显示了农民群众的力量，也是向军阀的直接示威。

追悼会后，黎灌英又在吉祥寺开办了第二期干部训练队，吸收了四百多名学员。同时在吉祥寺办起了农民政治夜校，培训农会干部，并把妇女协会和少年宣传队建立起来了。

随着工作的逐渐深入，农民协会基本得到了改造，团防武装的下层负责干部逐渐由倾向革命的“青塔团练学兵”充任。于是，黎灌英便在郫县进一步领导农民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他所采取的实际步骤：

一是，改斗改秤实行减租。把四十斤的老斗改为三十二斤的新斗；把十八两的老秤改为十六两的新秤。农民向地主交租用新斗新秤计标。实际上减少了地租。

二是，开展反夺佃斗争。对那些不按农会规章办事的地主，组织农民把他捉来游街，戴上高帽子，帽子上写上“奸中夺佃”四个字。打击了恶霸地主的嚣张气焰。

三是，开展清算斗争。这项措施主要针对保正或有点势力的地主，清查他们贪污的罪行，勒令其退赃；同时清查黑田，对那些隐瞒不报，或者少交团米的地主，强令其补交。

四是，济贫和提高雇工待遇。农会把算帐、查黑田等斗争得来的钱粮，在“救济贫民”的口号下，无偿地发给贫苦农民和工人。同时，农会规定了雇用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雇工要和雇主吃同样的饭菜；雇主不准中途辞退工人，不准阻挡雇工开会等。

这些斗争，长了农民的志气，提高了农民协会在群众中的威信。正象许多当地的老农协会员回忆时所说的：“当年黎教官在这里办的事，就象解放后人民政府办的事情一样。”

热火朝天的革命形势，引起了反动统治当局和军阀的惊恐不安，他们互相勾结起来，密谋策划镇压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首先是进行收买黎灌英的活动。郫县当时属于第二十八军的防区，驻在郫县的二十八军的一个营长王岫生，是黎灌英在川军时的上级。他受军阀和反动政府的指派，找到黎灌英，要黎灌英归顺政府，并许诺给予二十八军旅长的职务。这种卑鄙的收买手段，激起黎灌英的无比义愤，他严厉地斥责了王岫生。反动统治者见收买不成，便采取威胁恐吓的手段。他们在成都的报纸上登出通缉令，扬言要把黎灌英逮捕归案，严加惩处云云。黎灌英对此嗤之以鼻。这时候，他因为长期辛劳，积劳成疾。省委为了他的安全和健康，于1928年2月将他调离了郫县。

1928年初，四川省委为了贯彻实现全国总暴动的计划，批准了绵竹县委关于举行武装暴动的报告。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省委决议成立绵竹中心县委，负责领导秋收暴动的工作。黎灌英回到省委，还没有来得及治病，甚至还未来得及看望快要分娩的妻子，听到将要举行绵竹暴动的消息后，便要求省委派他到绵竹去工作。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省委同意了，并任命他为中共绵竹中心县委书记。

黎灌英到绵竹后，立即投入了暴动的准备工作。他领导农民群众开展了反对苛捐杂税、反动土豪劣绅的斗争，在斗争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工会、农会等组织。很快，党团组织的成员就发展到近百人，组织起来的群众达数千人。为了对即将到来的武装暴动加强领导，中心县委决定成立武装暴动的行动委员会，由黎灌英主任委员并负责政治部工作。省委为了支持这次武装暴动，派出了一支由十多名经验丰富的同志组成的手枪队到绵竹协助起义工作。行动委员会还开办了“特别训练班”，培训暴动的指挥人员。

暴风雨来临之前有数不清的工作要做。黎灌英忘记了自己的病情，从早忙到晚地工作，经常是深夜刚躺下，又被喊起来，天一亮又出外奔波去了。过度的劳累，使他的病情加重，终于到了不能起床的地步。即使这样，他想到的仍然是党的工作。他请求组织上找几个人，用凉床将自己抬着，照常出去参加会议，了解情况，布置工作。望着他日益消瘦的身体和被疾病折磨着的面容，看到他在这种情况下的工作热情和负责精神，同志们都很受感动。

经过几个月的匆忙筹备之后，1928年7月4日晚上暴动开始了。参加起义的人员，包括绵竹本地的基本武装队伍，什邡、彭县、安岳、罗江等地来支援起义的同志，以及工会、农会、怒潮社、新生民导社等团体的群众共一千多人，按照预定的计划在城外聚集，由黎灌英宣布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队伍乘着黑夜迅速占领了县城附近的乡、镇公所，然后分成东北、西南西路，向县城进攻。黎灌英亲自率领东北路的队伍。

7月5日拂晓，起义军按照原定计划抵达绵竹县城。晨曦中，县城郊外显得特别宁静。没有料到，由于起义计划被泄漏，敌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寂静的原野上，蕴藏着罪恶的屠杀。当起义部队刚欲攻城时，突然，敌人伏兵四起，将起义部队包围在城外无遮无挡的平坝上。起义军英勇还击，毕竟力量悬殊，所处的地形又极为不利，队伍很快就被冲散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黎灌英决定放弃攻城计划，突围出去，保存革命力量。他率领东北路队伍，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去。不料敌人布置了好几道包围圈，刚冲出去又遇重兵。黎灌英只得下令分头突围，以牵引敌人。战斗打到最后，黎灌英撤退时，才发现身边只有张仲生和李晏凡两位战友了。他们决定到附近去找原来口头表示倾向革命的民团区大队长谭尊五，望其掩护，并借用他掌握的力量再行起义。但谭尊五早已投向反革命营垒，起义的消息就是他向反动政府告的密，反动政府封他为山防支队的大队正，他还想杀害黎灌英后向反动政府索要更大的职位。这些，黎灌英当时并不知道。

谭尊五见黎灌英等人前来，先是假惺惺地表示了一番同情，又佯装派人护送。当走到汉旺乡至马尾场中途的一棵大酸枣树下时，谭尊五撕下了假面具，暴露出狰狞的反革命面目。他威胁黎灌英等人背叛革命，随他一道去向政府邀功请赏。黎灌英等人当即断然拒绝，同谭尊五等及其随从展开了搏斗。终因寡不敌众，三个人都被捆绑起来。

谭尊五又用死来威胁，黎灌英朗朗吟道：“入山以为泉水清，出山才知泉水浊。”大骂谭匪出卖革命。其它两位同志也坚贞不屈，誓死不投降。恼羞成怒的谭尊五，下令用乱刀将黎灌英等三人活活砍死。后来，当地群众将烈士的遗骸葬于酸枣树下。

黎灌英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内江人民、郫县人民、绵竹人民都还深深地怀念着这位四川早期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黎灌英。烈士牺牲所在地的那棵近百年的大酸枣树，历经沧桑，如今还是那么郁郁葱葱，崛强峥嵘巍然屹立。它象征着黎灌英烈士永垂不朽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