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神秘主义：苏菲神秘主义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半岛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伊斯兰系阿拉伯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的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者”。

苏菲神秘主义的哲学思想主要以《古兰经》和圣训的有关经文为依据，苏菲派主张出世主义，抑恶扬善、苦行禁欲、忍耐屈从、与世无争，其核心思想是“人主合一”，即人与真主达到合一的状态，人在真主的本体之中消失和寂灭，并与真主一起“永存”，也就是所谓的人性转化为神性。在苏菲主义的众多修行方式中，前往卡夫山的精神之旅就成了苏菲派文学创作和诗歌创作的一个及其重要的隐喻。苏非神秘主义的一个很重要概念，是指引领苏菲信徒踏上认识真主的精神道路。

“呼愁”：“呼愁”，在土耳其语中意为忧伤，指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失落感及由此引起的心痛与悲伤。

帕慕克所说的“呼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与失落感相伴的忧伤，另一个是不太清晰的，大致与城市的风景相连。”简言之，第一部分是主体或人之忧伤，因土耳其迁都安卡拉后，伊斯坦布尔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逐渐失落，最终导致本地市民迷失自我与身份造成，第二部分是客体或景之忧伤，即伊城内四处可见的帝国遗迹、破败城墙、贫困后街、空荡荡的帕夏宅邸与雅偭、僧侣道堂等忧伤景观。将这两者凝合在一起的是土耳其现代化改革史，在这一历史中，作为一个伟大东方帝国后裔的土耳其人丧失了创造历史的权力，深负一种耻辱心理，同时又难以超越西方，故最终形成一种深深的民族呼愁感。

奥斯曼帝国多民族、多文明的历史，奥斯曼帝国在世纪的衰落，土耳其本土世俗精英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冲突，这三者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土耳其产生一种呼愁”文化的根本动因。

创作过程

帕慕克从伊斯兰经典和苏菲寓言故事找到创作素材，将中国、印度和波斯的寓言，让它们发生在当代的伊斯坦布尔，就像拼贴画一样，把所有的寓言堆在一起，《黑书》就是这样创作而成的。

卡利普

卡利普是一位律师，他既是一位思想先进的勇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的人，又是一个传统的人。他从刚开始的模仿别人，其实也就是为了到最后能更好的找到自己。卡利普曾去参观过班迪师傅的地下假人世界，当班迪师傅的儿子愤愤不平的诉说着班迪师傅的人生经历和梦想时，卡利普却“想着这一群假人必定也和我一样，渴望能快点逃离这座满是灰尘的死寂地窖，探出地表透气，在阳光下观察别人，模仿他们，怒力变成另一个人，从此以后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幸福快乐中。”

但是在看到班迪师傅创造的这形形色色的假人的时候，卡利普又满怀恐惧地察觉到，像一个“狼孩”在多年后初次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样，他省悟到这含糊的本质可能是什么：在这一群望着他、朝他移动的假人之中，在这一群叔叔婶婶、亲戚朋友、熟人之中，在这些商人和工人之中，存在着他的形象。是做他人——耶拉，还是做自己，卡利普迷茫不知所措。卡利普感觉他的自我开了又关，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可以愉快地与那个影子相处；而此时，当他即将开始用另一个人的声音说话时，他及时拉住了自己。就像卡利普对耶拉的感情一样，是矛盾和复杂的，卡利普对耶拉是既爱又恨，他曾经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变成耶拉，但他又希望能够远离他、躲着他。他不断地追寻耶拉，但又时刻想要忘记耶拉，将之抛到脑后。对于卡利普来说，他既渴望拥有新的身份，又想保持自己的性格与本色。

耶拉·撒立克

耶拉是《民族日报》著名专栏作家，卡利普的堂哥。耶拉与如梦的失踪原因很可能与他们两人相同的政治立场有关。耶拉其实就是卡利普的一个分身，追寻耶拉其实就是追寻卡利普自己。卡利普通过阅读耶拉的笔记、文章和专栏，代替耶拉接电话，用耶拉的办公室，穿耶拉的衣服，模仿耶拉的行为和声音，接替耶拉继续发表文章，在寻找耶拉的过程中模仿耶拉，逐渐的变成了耶拉，领会了耶拉的思想，卡利普感觉到自己正逐渐的接近一扇门，这扇门通往如梦，通向一个崭新的世界，通向一个他渴望已久的新身份和新生活。卡利普与耶拉逐渐的成为一体“他的眼睛遇上了橱窗里的另一对眼睛。四目交会的刹那，他的心突然跳了一下，好像巧遇自己长久以来的挚友。”卡利普成功地替代耶拉后，卡利普才终于可以正视自己的内心。

如梦

如梦是卡利普的妻子。如梦与耶拉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年纪相差30岁左右。“如梦”在土耳其语中就是“梦”的意思。“如梦”也是卡利普的“理想自我”，更是卡利普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如梦”的失踪就象征着卡利普“理想自我”的丧失，因此，在卡利普苦苦寻找如梦的过程也就是追寻其“理想自我”的过程。

《黑书》的主题思想：没有人永远是自己

《黑书》（The Black Book）的原名是“The Lost Mystery”，Mystery即Islam Mysticism（苏菲神秘主义），lost是Mystery的修饰限定语，意指传统苏菲神秘主义的沦落与迷失。在该小说的扉页上，帕慕克引用了《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一段话：“伊本·阿拉比曾信誓旦旦地说，他的一位圣人朋友，一位苏菲修道者，灵魂升上了天堂，途中抵达了环绕世界的卡夫山。他看见，神秘的卡夫山本身被一条蛇包围着。如今，众人都知道，其实，世界上既没有一座环绕世界的卡夫山，也没有这么一条蛇。”这段话是对书名“The Lost Mystery”的一个生动诠释，意指卡夫山神话是一个“不存在者”，苏菲神秘主义精神在现代土耳其已经失落，仅仅成为残存于语言文字中的能指符号。

在该部后现代苏菲神秘主义著作中，作者以神秘主义的失却为喻体，生动地展现了土耳其人的精神生活和身份困惑，表达了帕慕克对写作、身份、文化中“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深刻思考——“没有人永远是自己”。

后现代神秘主义：喻体的失落

《黑书》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耶拉与卡利普的专栏，即那些“拼贴画”般的苏菲故事；其二，是文本的情节线索，即卡利普发现妻子如梦神秘失踪——怀疑如梦与耶拉在一起——阅读耶拉专栏——发现耶拉与如梦神秘死亡——成为一位作家。二者各占去《黑书》一半篇幅，隔章叙述，交替出现。

《黑书》的内层是苏菲寓言，外层是耶拉与卡利普的故事。在帕慕克的笔下，小说的内层是书写对象，即神秘主义，外层是世俗的书写者，两者结合在一起试图表达出这样一个认识：神秘主义已降格为世俗书写的对象。

在《黑书》中，作为神秘主义文本的作者，耶拉与卡利普都是世俗性的作家，一个是土耳其共产党，一个曾与妓女有染。他们对苏菲主义毫无敬畏之心，创作的神秘故事大多是语言与文字的游戏，因为他们深知所谓的神学经典不过是乌申胥、鲁米与薄伽丘等人之间的相互抄袭，所以，一些或明或暗的亵渎性情节、话语也会时不时出现在他们的笔下，体现出古怪、晦涩的文风。这一切共同组成帕慕克对神秘主义的颠覆性叙事。

首先是对神秘文本书写者身份世俗性的揭示。在《黑书》中，作为一个神秘故事的书写者，耶拉曾经是个“跟一群狐朋狗友混日子过的儿子”，与家人的关系也颇为冷漠。在1960年的土耳其军事政变中，耶拉加入了共产党，写起了专栏，目的是为了在政变成功后谋个外交部长的职位。为了实现这个虚幻的未来，他利用审判之日、神秘、救世主等宗教故事“紧箍住读者的脑袋”，以至于读者们把他当成了现世的救世主。其实，这一切都是耶拉自己的“密码、公式和文字游戏”，在小说结尾，一位陌生读者一针见血地戳穿耶拉的身份：“你一辈子都在玩弄文字游戏，除了这些，你究竟还做过什么？”他（她）还说：“你用哗众取宠的题材、暗讽的伎俩、精致的文笔作为伪装，掩盖你无耻的白日梦、下流的偏执和信口胡说的谎言。”卡利普也一样，他曾是一位律师，最后变成了一位作家。虽然他曾一度陷入苏菲神秘主义，并笃信跟随“神秘道”的指引便可重获自己的“恋人”（苏菲信徒直呼真主安拉为“恋人”）但饶有意味的是，这并没有使他找到妻子如梦并拯救她，如梦与耶拉在小说结尾双双死去——对卡利普来说，信仰安拉成了一种徒劳的行为。最后迷途知返的卡利普再次回归了作家身份，写作成为他唯一肯定的事物：“没有什么比生命更让人惊奇了。除了写作。除了写作。是的，当然了，除了写作，那是唯一的慰藉。”这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帕慕克的点题之笔——所谓的苏菲神秘经典写作，实际上已与信仰安拉无关，它成为一种纯粹的世俗写作，信仰已被抛弃。

其次是对神秘文本的抄袭与模仿性质的揭示。在语言的世界中，所有文本都与其他文本有互文之处，神学著作与世俗文本的互文也不例外，但前者对后者的引用不能迷失自身的神圣意味，否则就变成了对世俗的抄袭与模仿。《黑书》中充斥着大量的苏菲寓言，表面看来，这似乎为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基调，其实不然，这些寓言对大量他性文本的互文形成了对神秘经典本身的颠覆。在小说中，每一个故事都与其他故事有着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一个故事源自另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源自下一个故事，依此类推，直至无限。在整个文本的溯源与延异过程中，神学与文学难分彼此，真主迷失于文字的狂喜之间。

《黑书》大部分的故事情节模仿自另一本书，即奥格兹·阿塔（Oguz Atay）的《失败者》。《失败者》是20世纪土耳其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主人公名为特尔格特·奥兹本，他的朋友色利姆不久前毫无缘由地自杀了。为了调查朋友的死因，奥兹本走访了很多人，阅读了色利姆的诗集、剧本。最后，他发现色利姆一直在秘密撰写一本《失败者百科全书》，书中收录了许多与平庸生活格格不入的理想主义者，例如耶稣、堂吉诃德等，也包括了色利姆自己。原来色利姆一直在现实中感到极度压抑，但他又不忍反抗他赖以生存的世界，最终只好选择了自杀。然而，在故事的结尾，奥兹本发现他再也不是他自己了，而成为色利姆，因为色利姆的文字与故事已经完全控制了他的记忆，最后，奥兹本踏上了一辆列车走向新的人生——作家。由此看来，帕慕克不仅指出了文本内的抄袭，同时也拆毁了文本的城墙，让抄袭在语言的世界中无限延异。然而，不论是文本内的抄袭，抑或文本外的抄袭，它们所草拟的都是一张解构神秘主义的无神论地图。

帕慕克的这种写作风格更集中地体现为对神秘主义的讽喻性亵渎叙事。作为一位无神论书写者，在帕慕克笔下，真主安拉沦为可怜的玩偶，神秘主义成为众人口中的闲谈，耶拉之死的谜让“我即凤凰”的旅程半途而废，卡利普与如梦之间的冷漠关系让“神爱论”思想产生断裂。鲁米本是著名的神秘主义诗人，但耶拉却声称他就是“夏姆士之死”的元凶；在苏菲文学传统中，如梦本是安拉的象征与隐喻，但在小说的结尾却被无辜暗杀；“我即凤凰”本是苏菲的“神秘道”，而一位妓女却淫荡地对一位嫖客说：“让我们登上卡夫山，让我们拥有彼此吧，让我们变成不同的人。娶我。娶我。娶我。”Fana本是安拉的显现之处，但王子却用自己的一生揭示出fana之中“一无所有”。此外，两位主人公的名字也充满亵渎意味：耶拉（Jalāl）与鲁米（Jalāl-Din-Rumi）同名，卡利普与奥斯曼神秘主义诗人谢赫·卡利普（Sheyh Ghālip）同名，他们的共同姓氏撒力克（Sālik）意为尚在“朝圣之旅”中的苏菲修道者。但在实践生活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与苏菲之路背道而驰——以神圣之名谋取世俗利益。

然而，帕慕克对神秘主义失落的现状持十分复杂的态度。他既具有明确的当代视角，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土伊斯兰文化的浸染，因此，他的讽喻性叙事并没有站在纯粹的解构主义立场之上，这就造成其文本主旨的晦涩性。而在形式上《黑书》又呈现出鲜明的实验性特征，如杂乱的情节、晦涩的内容、充满矛盾与悖论的对话等。它是一本“分层次的”、“杂合了大量的漫谈、离题、文字诱惑与突转，令人炫目的”、“后现代的”、“秘传的百科全书”。这一切都源于后现代神秘主义书写的政治性和危险性。

帕慕克是一个“总是遭到土耳其人憎恨的男人”，又身处宗教与世俗价值观激烈冲突的特定语境，政治与宗教的双重压力、土耳其伊斯兰的复兴大势、大都兰主义的崛起，这一切都是帕慕克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也使得《黑书》成为涵盖多重价值立场的、具有苏菲神秘主义外壳的后现代小说，或者说后现代苏菲神秘主义小说。

该作品是一部后现代神秘主义作品，就在于它既以20世纪的解构手法揭示了古老伊斯兰神秘主义传统的虚构性，也即《黑书》中喻体的失落，又在其讽喻性叙事背后隐含着对这种神秘主义精神所表征的本体——土耳其在历史变迁中的“身份”——失落的忧伤，两者交织在一起，生动展现了当代土耳其人的精神困惑与“呼愁”。

身份与“呼愁”：本体的失落

如果说在揭示神秘主义传统的虚构性时，帕慕克采用了反讽的离间手法，也即以反神学的姿态喻指整个伊斯兰信仰框架与根基的陷落，那么，在记述土耳其民族的“身份”失落时，他所采用的则是对现实的直白叙事。

1923年始，凯末尔对土耳其进行了激进的西化改革，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被废除，宗教机构被解散，哈里发被驱逐，宗教学校被关闭，清真寺、帕夏宅邸、礼拜堂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民主选举、多党参政、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教育机构以及西式的公寓别墅。一夜之间，土耳其割断了自己的文化之根，抹除了自我的文化记忆，过起了“模仿他人”的生活。人们穿着西方人的服装，听着西方人的音乐，说着西方人的话语，迈着西方人的步伐，甚至连梦也做着西方人的梦。《黑书》中的“做他人”所展现的正是这一历史事实。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所有土耳其人都生活在他人的世界中，完全遗忘了从前的自己。专栏作家耶拉时而是“莱布尼兹、有名的大富豪本·杰夫代特、穆罕默德”，时而是“阿訇、鲁滨孙、巴尔扎克”，他的全部生活就是阅读别人的记忆，模仿别人的身份。妓女朵儿肯·瑟苪一生都在扮演西方明星，陌生的读者发现他们“永远做不成自己”，电影院的人们沉湎于西方的虚幻影像中，街上的人们彷徨在高楼与霓虹灯影之间，面对着这个异化的现实，帕慕克忧伤地写道：“在这个国家，没有人能够做自己！在这个压抑、失败的国家里，一个人的存在就是做别人。”

然而，离开了这个异质空间，土耳其人将无所凭靠，怀旧与追忆成为他们唯一的慰藉。

“你必须做自己。”这是伊斯兰主义的口号。西化改革固然带来了现代化的便捷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难以弥合的贫富差距和数不清的财产纠纷，曾活在安拉国度中的伊斯兰教徒当然不能忍受物欲的横流与精神的空虚，当他们发现西方之路不是一条安拉之路而是撒旦之路时，伊斯兰复兴的火苗便迅速蔓延开来，他们声称要坚持“做自己”，重建伊斯兰信仰，回归奥斯曼文明。在《黑书》第35章《王子的故事》中，王子一生都坚持着“做自己”的原则，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能做自己，一切的一切“都将注定毁灭、被奴役与失败”。为此，他选择了隐居，不和任何人交往；烧掉了所有的书，以免说出别人的话；扔掉了所有的家具衣物，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将屋子的墙壁漆成白色，以免引起任何记忆与感受。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秒，王子仍然没能做成自己：“我嫉妒无垠沙漠中的砾石，它们能够做自己，我嫉妒人迹罕至的高山上的岩石以及无人涉足的山谷中的树木。”在《黑书》中，王子是伊斯兰主义的一个隐喻，王子做不成自己，伊斯兰主义也做不成自己。其实，哪一个伊斯兰主义者不深知伊斯兰复兴不过是对土耳其现代化弊端的一种发泄？哪一个伊斯兰主义者不深知土耳其的民族“自我”早已随着历史的现代进程而消逝？然而，土耳其还能选择什么呢？东方之路与西方之路都已失落，身份的尴尬就是它难以摆脱的恒久焦虑。

忧伤成为《黑书》的主要艺术风格，它的字里行间“散发着一种漫画式的、矛盾的忧伤感”，从失魂落魄的居民到神秘意义的丧失，从贫穷破败的房屋到耶拉与如梦之死，在这种忧伤感中，帕慕克深刻反思了土耳其的历史与未来：奥斯曼文明的逝去，西化改革的失败，东西方道路失落后憧憬对象的丧失。

作为土耳其人的文化之“根”，奥斯曼文明曾经创造过前所未有的辉煌，也是土耳其人最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然而，西化改革的浪潮将这一切一扫而空，只留下几处帝国的遗迹与碎片。奥斯曼文明的失落就是土耳其人的失落，当帝国的遗迹在暗夜里被慢慢拆毁时，土耳其人也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况且，他们又生存在帝国的坟墓中，时时处处可见奥斯曼的忧伤碎片，这成为土耳其人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另一方面，随着对改革的反思与全球伊斯兰的复兴，西方现代文明在土耳其的进程受到强烈的抵抗，这成为土耳其人的第二层历史耻辱。西化文明也是土耳其人三十多年的文化遗产，是他们的“另一个自我”。当他们唾弃西化文明时，其实也是在蜕掉自己最后的一层身份。东方之路与西方之路的双重衰落让伫立在历史路口的土耳其感到茫然失措。

当今的土耳其就处在这种失去憧憬对象的忧伤中，既无进路，也无退路。然而，一生都以思考土耳其的历史与未来为己任的帕慕克不会放弃走出身份尴尬之途径的探寻。在后现代神秘主义的书写中，帕慕克发现耶拉是卡利普的身份元素，文学与神学同出一源，甚至被否定者神秘主义也是后现代神秘主义文本的主体成分。因此，帕慕克最终悟出一个道理：“他者”是“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实际上，两者难解难分，这便是作者在小说中所埋藏的深层文化主题——“没有人永远是自己”。于是，帕慕克最终摒弃了“The Lost Mystery”这一名字，而将该智慧之书命名为《黑书》——在伊斯兰文化中，黑色代表智慧。

“没有人永远是自己”

在写作观上，帕慕克坚持对他者文本的“模仿”与革新。在他看来，对文学经典的模仿是实现个人风格的必然之路：“关键不在于创造新的东西，而在于从那些被无数伟大前辈写过的材料——它们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洗刷——中攫取精华，并通过适当修改产生新的东西。”在《黑书》第14章《我们全都在等他》中，帕慕克以时钟为喻对自己的写作观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所谓的世界是一个梦幻国度的房间，我们就是迷失在其中的一群梦游者，各种文学作品就是挂在墙上的时钟。现在，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房间：

1、如果说墙上的一个时钟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可言；

2、如果说一个时钟比另一个时钟快五小时，这种说法也没有意义。因为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前面的时钟比后面的时钟慢七小时；

3、同样的原因，当一个时钟显示九点三十五分，而另一个时钟也恰好指向了九点三十五分时，有人会说一个时钟模仿了另一个时钟，这种说法就更没有意义了。

这段话是对全书“互文”性的一个精准概括：文学中的模仿是一种相对论，他者不构成自我的焦虑，革新他者文本是实现个人风格的成功之道。正如小说中乌尔·梅列维（ǜlMevlevi）所说的：“书写必然始于对别人的模仿。孩童也是通过模仿别人，才开始牙牙学语的。”

在帕慕克看来，“没有人永远是自己”，身份是一个虚假的命题。首先，自我与他者在记忆中重合。耶拉、卡利普与其他的读者看似拥有不同的身份，但当他们共同阅读一篇专栏或苏菲寓言时，他们的记忆就发生了交汇，正如一位读者所说：“就是因为你，使我永远不能做自己。”其实，根本的原因不在于谁控制了谁，而在于身份即记忆（帕慕克），而“阅读一个人的作品，不就是在窃取作者的记忆吗？”回首人生一世，人与人的记忆何尝不交汇在一起，而这个交汇点又将延伸向更多的他者，直至无限。其次，在生命权力系统中，人与人的身份永远不属于自己。耶拉既是专栏作家，也是读者，还是土耳其共产党、救世主、病人；卡利普既是律师，也是读者与作家，还是如梦的丈夫、侦探。然而，任何一个身份都不属于他们自己，而只属于生命权力系统。正如帕慕克所说：“人们不允许一个人做自己。人们不准他这么做。人们决不准。”

借用、颠覆侦探小说模式

《黑书》借用侦探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呈现了它的“脊梁骨”，即把“故事从它所支撑着的那些比较精致的、派生出来的东西那里区别开来”的东西。该“脊梁骨” 由四个元素构成：1、案件——如梦及耶拉的失踪；2、侦探——作为如梦的堂哥及丈夫、耶拉的堂弟的律师卡利普；3、侦察的过程——卡利普对两人的寻找；4、侦察的结果——失踪者被发现在街头遭到枪杀。

如梦和耶拉的突然消失构成《黑书》中的第一个故事， 它与侦探的探案进程是共时性平行发展的，帕慕克让它“缺场”，这种处理方法与传统侦探故事非常一致。卡利普进行的追踪构成了“在场”的故事，也是具有更高地位、赋予整部小说以生命的那一面的故事。

然而，这个“在场”故事本身却表现出了颠覆侦探小说程式化特点的众多倾向。传统侦探小说中，侦探是一个相对独立、客观的第三方角色， 他与案件受害的一方及犯罪的一方都不存在私人关系。他的职责是通过独立调查，掌握线索、找到罪犯、向读者作出有关作案动机、作案经过的解释，以消除悬念。在整个侦察过程中，侦探的所有努力都是为识别出犯罪者、分析其动机而服务的， 其本身的内心世界及个人生活则是传统侦探小说所忽略的部分。

《黑书》中的卡利普与两位失踪者有着紧密的亲属关系， 他的特殊身份暗示着他进行的所有追踪分析不可能不带上强烈的主观色彩。也正是因为他对失踪者心怀深爱和仰慕， 才使得他在侦查案件时试图通过重新阅读耶拉的专栏文章，走进他的心理世界，去探寻他可能隐匿的行踪。读者不但能看到自己面前坐着的正在埋头苦读的卡利普，而且越过他，也能清楚地读到摊在他面前的耶拉的文章， 并能清晰地掌握这些文章对卡利普的影响。主人公这种形而上的破案“方法”过于被动，甚至让人感到他的侦察是一种“不作为”，而真正的侦探角色倒仿佛落到了读者身上。这种几乎静态发展的侦察过程，完全破坏了普通侦探小说以纷繁复杂的破案技法吸引读者的特点， 从而干扰了读者的阅读快感。

更加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是， 主人公卡利普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自己内心的深层世界，在内省和领悟中找到了崭新的、与堂哥耶拉同样的自我，通过模仿耶拉，以耶拉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进行写作，最终成了耶拉的影子。卡利普身份的蜕变极大地弱化了失踪案件本身的地位， 在无形中凸显了侦探个人通过探案体验而获得的私人感受和改变。这种“喧宾夺主”的情节变换，对于侦探小说传统结构的稳定性而言，也是非常危险的。读者原本对于侦探的期待，是跟随他/她去解开案件的谜团；阅读《黑书》文本，读者所期待的是在卡利普的引领下，最终大家能找到失踪的如梦和耶拉， 查明他们失踪的原因。然而，文本中真正提到两位失踪者下落的文字只有寥寥数段， 更多的章节则着墨于卡利普如何通过阅读、分析、冥想、沉思而找到了第三个人，那是一个沉睡于他内心的陌生人。

在认真的辨析中，他“察觉到自己记忆深处有某件往事如影子一般颤动，影子飘过来，穿过记忆花园的一道门，通向另一座花园，然后继续穿过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门，透过这熟悉的过程，他（我）感觉他（我）的自我开了又关， 他（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可以愉快地与那个影子相处”。在追随卡利普深入内心，发现自我的过程中，读者无意间放松了希望主人公尽快找到失踪者的期待感， 这在传统侦探小说中显然是偏离主线的阅读效果。卡利普在自己身上发现耶拉影子的结果则进一步加强了读者的困惑， 因为一方面他们不禁怀疑， 耶拉是否真的失踪或者被枪杀了，既然卡利普在自我中找到了耶拉，那便说明耶拉及其精神不但没有消失， 而且得到了重生和延续；而另一方面，这一结果又意味着卡利普在探案的过程中丢失了原来的自我。是什么令他由“在场”变成了“缺场”？是谁“谋杀”了律师卡利普？

叙事模式

《黑书》采用的是双线叙事的模式：一条叙事线索历时性地呈现卡利普的追寻轨迹， 另一条叙事线索的前半部分主要展示耶拉在《民族日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后半部分则主要展示以耶拉身份执笔的卡利普所撰写的文章。两条叙事线索交替出现。这样的安排打断了探案故事的紧张节奏和在时间上的线性链。不仅如此，在前一种叙事线索中还出现了许多卡利普遇见的与他自己或与耶拉相识的人物， 并详细记录了这些次要人物所叙述的故事， 在此不妨称之为“子叙事”。这些“子叙事”冗长、沉重，如同成串的葡萄， 生长在卡利普追寻失踪者的藤蔓之上，其篇幅在数量上达到了“失控”的边缘。

除了班迪师傅儿子所叙述的故事曾经在耶拉的文章中出现之外， 其他的“子叙事”在内容上几乎全都自成一体，与耶拉及如梦的失踪之谜并不存在直接关系。读者只能感到，它们在主题上都指向“想要做自己/无法做自己/如何做自己”的哲学命题。

由于书中缺乏福尔摩斯探案中的华生式人物， 隐含作者无法通过他/她介于“故事”及“话语”之间的地位帮助读者找到类似侦探的感觉； 又由于身为侦探的卡利普自身也深陷于自我的追逐之中， 无法为读者厘清其中关系， 读者仿佛突然被抛弃在一片枝繁叶茂、蔽日连天的森林里，必须单枪匹马地运用森林里的一切资源， 方能开辟道路走出困境。也就是说，读者必须像侦探一样，通过仔细研读，寻找或许已被碾碎、已被撒播于叙事之中的重要线索， 将其整理成一条富有意义的逻辑链条， 才能对于书中两位失踪者的死亡原因作出阐释。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种芜杂的叙事特点等于将破案的任务完全推给了读者。阅读难度的增加，一方面有可能击退部分读者，令其失去好奇心，从而终止阅读；另一方面则会因挑战读者的理解能力， 为其提供更为自由广阔的阐释空间而在无形中提升作品的层次。

换言之，《黑书》该作品已经超越传统侦探小说所局限的通俗文学范畴， 而伸入了高处不胜寒的高雅文学范畴。

解构、分化小说叙事

从小说最为基本的结构元素——情节、人物、背景——来探查《黑书》中的故事。《黑书》的故事背景，与普通小说中的一样，对于读者而言是可触摸、具有“幻想的真实性”的。故事发生在伊斯坦布尔，时间是某一年的冬天。主人公卡利普、耶拉及如梦均来自一个土耳其中产阶级家庭。通过卡利普满城追寻失踪者的足迹，上述背景得到非常详细而真实的交代，故事中的那个世界确能成功地唤起读者的“真实感”。

然而， 当读者考察情节和人物这两大结构元素时，却发现了非同寻常的问题。“情节是小说的那个合乎逻辑的理性面”，“它所强调的是（叙述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情节里，冲突又是贯穿其中的主要推动力。“冲突具有‘戏剧性’， 包含着一些大致相等的力量之间的较量，包含着动作和反动作”。普通小说情节中被作者故意打乱的因果关系， 通过正反动作之间的摩擦与发展，依靠读者在智力上的参与解读，能够形成一定的逻辑关系——意义。 从《黑书》来看，其冲突结构涵盖了所有的三种类型：人与外在环境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个人与其自身的冲突。卡利普及其自我之间的冲突表现得非常突出、完整，并且成为叙述结构中最具“戏剧性”的主线。但是，他在探案过程中遭遇的究竟是何种阻力？耶拉和如梦因何失踪？他们与什么人或组织存在着对抗关系， 以致最终必须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些本应成为故事情节中最为扣人心弦的冲突环节， 却直到小说结束都没有得到揭示。

小说里各等次要角色与主角卡利普以及两位失踪者之间， 都不存在明显的冲突关系， 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也不构成多少危险的关系。这些人物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虽然普遍心怀“呼愁”情绪，但是这种感情与西化的土耳其社会环境之间也无法在情节上形成“戏剧性”的矛盾效果。

撇开耶拉的文章及卡利普以其名义所撰写的文章不说， 卡利普对于自我本质的探索以及次要人物的叙述已占据了这部小说相当的篇幅， 而其一开始便引出的母题（即基本情节）——寻找失踪者——却被作者帕慕克无情地在中途掩埋起来了。冲突主线发生了偏离。新形成的主线重在描述主人公心路历程的转变， 十分缺乏推动情节发展的动态作用。其他的冲突形式轮廓模糊， 而且彼此间在因果关系上又缺乏明显的制约与联系。由此可见，《黑书》的情节是散漫、扭曲而且不明朗的。

该故事的另一重要元素在于人物塑造。该小说的三位主人公中， 读者能较为清晰把握住的是卡利普的形象。耶拉和如梦始终是缺场人物，读者对于他们的了解完全依靠卡利普这一媒介。虽然推测， 这两位人物在帕慕克所隐藏起来的那条暗线里也必然由于不明原因而经历着某种巨大的改变， 然而他们给读者的印象毕竟是间接的、隐喻式的。既然接近他们还必须借助第三方， 那么读者所能感知到的他们必然是变了形的。至于其余的次要人物，他们的作用不是帮助卡利普搭建人脉关系， 就是为了陈述观点或者讲故事，其本身性格特点的描述，因为无法影响故事主线的发展而完全遭受作者的忽略，因此，他们连扁平人物都称不上。

如此庞大的一部作品中，只有一位貌似“圆形”的主人公，其他人物的存在只是为了功能性的叙述价值， 这使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故事变得抽象、单薄、难以辨析。作为该作品中的正面人物， 他的自我发生了质的飞跃，具有了耶拉的本质特征。“我”失去了自己而变成了“他者”。卡利普为了独自探寻两位至爱，竟然不惜处处撒谎：他曾多次向家人和朋友告知虚假的家庭状况； 他曾多次以虚假的身份给如梦的朋友打电话，探查其下落；为了获得侦察的机会， 他曾多次以自己客户遇到问题为由骗取别人的信任； 他也曾借别人的名义向耶拉所在报社的老专栏作家讲述自己的故事；他还曾撒谎说自己掌握了耶拉的行踪并与之保持着联系； 他顺手偷了耶拉公寓的钥匙而得以进入其中过起后者的生活； 他以耶拉的名义执笔写作，并且敢于以耶拉的指派为借口，亲自将这样的文章送到耶拉的报社； 他竟然还有胆量冒充耶拉接受英国电视台的采访。所有这些欺骗行为都让我们对于卡利普的道德品质产生了怀疑。这也为他最终获得的新身份投上了一层黑暗的阴影。他那圆形的形象也一下子遭受了破损。

《黑书》中情节松散、变形、晦涩，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凸显了破碎、单一、边缘化的处理，极大地瓦解了小说的故事性， 使得所有的叙述元素都处于漂浮状态，难以形成稳定的意义。它不但破坏了作为通俗小说中故事性最为稳定的侦探小说形式，更是破坏到了传统小说结构的可读性。但与此同时，它又展示了宽广、丰富而且深刻的包容性和多元化的内涵维度。学者们之所以能够作出前面所介绍的几类解读， 正是因为他们通过经由帕慕克拆解、搅乱的故事结构元素，发现了碎片中的意义， 并在阐释中找到了小说的审美价值。能指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语言的悖论性，以及主人公的不可靠性，让读者感受到作为现代小说艺术家的帕慕克“在追求以诗的精神来组织自己”。

《黑书》选择了通俗文学中最受人欢迎的侦探小说样式展开故事情节，却又在内容上不但瓦解了这一体裁的审美标准，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撼动了该样式所属的小说这一更大的文学样式的稳定性。从主题及叙述结构的漂浮性来看，《黑书》的故事性似乎也只是个外在的形式， 而它更为玄妙深奥之处正是在于其既非侦探小说，也非普通小说的地方。含混、悖论、不确定性，这些“分散压力”的设计，而赋予了《黑书》以诗歌般的精神和气质。也许这正是帕慕克心中的那个游戏。通过剥离侦探小说，通过弱化故事性，通过模糊小说与诗歌的审美界限，帕慕克或许和《黑书》中的塞姆一样，想告诉他所有的读者，“所有的文字、所有可信的文章，指涉的都不是生命，相反，书写本身只是在指涉一场梦”。

《黑书》在内容与情节上都具有鲜明的苏菲特征，所以，可以将其当作一个苏菲寓言来读。

——波特·布隆德曼（语言学家）

在《黑书》作品中，帕慕克暗置了一个富于苏菲神秘主义意味的故事结构“我即凤凰”，经由这一宗教叙事原型，作者深入地反思了写作、身份、文化三个层面中“自我”与“他人”的辩证关系，最终成就了具有深厚民族精神意味的诗学主题——“我是他人故我在”。

——张虎（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土耳其当代小说家，西方文学评论家将他与马塞尔·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相提并论，称他为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1952年6月7日，帕穆克生于伊斯坦布尔。

1998年《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该作品获得2003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6年，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