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智源于天赋，刚毅本于性生。天性好静的齐钟彦自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沉稳与聪慧。1933年夏，13岁的齐钟彦小学毕业。顺利考入中法大学附属的温泉中学。学校在北京的西郊，学生需要住校，这便使齐钟彦第一次离开了家，独立生活。这年冬天，父亲齐雅堂也从法国回到北京，担任中法大学生物系教授。父母对他管教的严格与生活上的勤俭，也让年幼的齐钟彦早早懂得如何做人。

1935年8月，齐钟彦考取北平市市立第一中学。这时的齐钟彦喜欢打球和收集邮票。当“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在学生游行的队伍中也能看到他的身影。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让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年，齐钟彦恰好初中毕业。在沦陷后的北京，他又读完了三年高中和两年大学。5年的沦陷区生活给齐钟彦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一位风华正茂的少年，空怀一腔爱国情怀无处释放，这种愤懑让他更加坚定了为国家作贡献的愿望与决心。那时的齐钟彦非常佩服和羡慕那些到大后方去的老师和同学，有的同学没有旅费，他就到处想方设法筹集。性情温和的他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决定将这份爱国热情埋在心底，苦守寒窗，钻研学问，为效力中国的建设打好基础。

1940年，齐钟彦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高中课程，顺利毕业。在这一年，父亲只身随学校迁往昆明，他同母亲和弟弟们仍留在北平。年轻气盛的齐钟彦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拒绝去日本人办的条件优越的大学，而暂时进入了一所中国私立大学的生物系，一年后，他转入辅仁大学生物系。

1941年秋，经父亲留法时的老朋友周发岐先生介绍，齐钟彦在中法大学的教务科做了临时职员，帮忙招生、整理卷宗，亦填补家里生活的困顿。父亲的工作和学习给齐钟彦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生物这门学科的神奇奥妙也逐渐感染了这位好学的青年，让他真正喜爱上了这门科学。不久后，齐钟彦考入了中法大学生物系。自此，齐钟彦开始了其科研工作的漫漫长路。

自主创新 踏实科研

哲人曾经说过，万里长天太过空洞，只有满脚泥泞才是踏实。在科研的道路上，齐钟彦脚踏实地，细致扎实，一步一步走入科学圣殿，采撷一颗又一颗科研明珠。在这条道路上，他深知自主创新是国家发展和强大的动力源泉，并将这种认识充分实践。

1945年夏天，齐钟彦从中法大学生物系毕业，应聘进入位于昆明西山滇池之畔的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在这里，他遇到了科研道路上的恩师张玺。这位诲人不倦的生物学家对齐钟彦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人在以后的工作中合力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

当时的北平动物研究所位于昆明西山脚下的苏家村，是到昆明旅游的好去处。但所里条件异常简陋，只有7间草房和位于小学楼上的一间房子。人员也只有所长张玺、助理研究员成庆泰、技术员刘永彬、助理员齐钟彦、夏武平及两位见习员。

有人说科研是个苦差事，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作科研，更是苦上加苦。十几年的学习生活让齐钟彦学会寒窗苦守，他没有怨言，没有失望，他只是沉下心来，更加认真地学习，安心作他的研究。坚实的知识基础让他对自己的这份工作有了更加熟练的驾驭，让他可以将自己的科研大楼建得更高更大。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被中国人民赶出中国，科研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动物研究所也将要迁回北平，书籍、仪器需要装箱、托运，有些研究工作不得不停顿下来。与此同时，云南一些地方还需进行补充性调查采集。因此张玺派齐钟彦等人到滇池周围、蒙自的大屯海和石屏的异龙湖等地做了为期一年的淡水软体动物调查和采集工作，锻炼他们野外调查的能力。1946年秋，齐钟彦又跟随张玺，带着整理的标本和资料等，经上海回到北平。在跟随张玺实习的日子里，齐钟彦做了许多独特的工作，如对云南螺蛳的研究等，让他对这份工作的喜爱进一步加深，一发不可收拾。

回北平后，齐钟彦随即着手整理在云南调查的资料，对云南特有的螺蛳属和云南的淡水软体动物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搞清了其种类、生活习性和生态分布等，同时对以往研究所采集的海产软体动物进行整理和分类，为日后进行的海洋软体动物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7年秋天，在张玺的安排下，齐钟彦等人来到青岛进行海洋软体动物调查采集工作。齐钟彦带着张玺写给当时在青岛山东大学生物系任教的童第周教授的信，找到了童先生。童先生给他们提供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并派学生协助他们开展野外生物标本采集工作。这是齐钟彦第一次在海边采集生物标本，也是第一次来青岛。初到青岛，这个海滨城市给齐钟彦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他从未想到，后来自己会来青岛安家，更没想到会在这儿生活大半辈子。

在这段时间，齐钟彦对张玺上世纪30年代在胶州湾工作时采集到的几种角贝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分类。这一工作同云南的螺蛳和云南的淡水软体动物的分类整理工作一起，让他的科研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为他日后的研究项目铺平了道路。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改为北京研究院动物研究所。齐钟彦与刘瑞玉、马绣同、夏武平来到白洋淀周围做调查和采集工作，并写出调查报告。随后，在张玺的带领下，齐钟彦、刘瑞玉、马绣同又来到秦皇岛和北戴河采集。张玺回北京后，齐钟彦等人又到辽东半岛，对营口、葫芦岛、大连、旅顺、安东等地调查采集，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和标本，并根据这些标本写出报告。从北方海域开始，新中国的海洋贝类调查工作有系统地开展起来。

风里来雨里去的科研生活让齐钟彦的经验逐渐得到积累，性情也变得更加刚毅。或许前方荆天棘地困难重重，但他却学会了如何俯下身子一步一步走到终点。而正是这份执著，让他距离目标越来越近。

1949年秋，中国科学院成立。齐钟彦被调去青岛继续工作。动身去青岛的前一天，郭沫若院长同吴有训、竺可桢、陶孟和副院长等为去青岛的同志饯行，并举行宴会。会上郭院长对他们赞扬说：“全院调整后，第一个行动的单位是你们，相信其他被调动单位将向你们学习，也将行动起来……”

1950年夏天，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即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成立。同年10月26日，作为创建者之一的张玺率领着原北京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的原班人马共10人来到青岛，齐钟彦也随师赶来青岛。1951年齐钟彦开始对山东半岛进行调查及采集工作，以后又对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及西沙群岛进行了多次调查和采集。1957～1960年他又参加了中苏海洋动物考察团的调查研究，主要进行海洋动物的分类、生态分布及经济利用以及潮间带生态学的研究。辛苦的工作换来了不错的成绩，他们获得了大批的资料和标本，为我国贝类研究资料填补了空白。

为搞清中国海产软体动物的分类学和生活习性，张玺和齐钟彦带领贝类组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查清了我国海产贝类的分布。从北到南，自鸭绿江口起，直到海南岛和西沙群岛，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对于任何一个有经济价值的软体种类（如贻贝、蛤蜊、扇贝、牡蛎、鲍鱼等等），几乎都有一个人或一个课题小组在研究着它的分布特点、生态习性和人工养殖；对于那些有害贝类，他们更是投入了大量的力量，调查它们的分布，寻找防治办法。在这一时期，他们完成了《中国经济海产软体动物》、《西沙群岛软体动物前鳃类名录》、《软体动物图谱》等专著，以及按类别对科属进行整理，完成了许多重要科属的研究工作及其他科属的初步鉴定，基本掌握了我国大陆沿岸的软体动物情况。此外，在中国海洋动物的区系、区划的研究中，他们还首次将中国大陆沿海的软体动物分为暖温带性质的长江北部的黄、渤海区，亚热带性质的长江口以南的大陆近海和热带性质的海南岛南端台湾南部以及以南的海区。它们分别属于北太平洋的远东亚区，中国、日本亚区和北太平洋的印度——马来西亚区。这些工作奠定了我国海洋贝类分类学的基础。

1953年，天津塘沽新港的建设者发现塘沽防波堤上有一种动物能在岩石上穿洞，把防波堤的石头凿成很多很深的洞穴，对码头有很大的破坏性，给港口建设带来很大危害。齐钟彦在张玺的带领下来到塘沽对它的种类以及生态习性、生活史等方面进行了专项研究，发现了这种动物属于软体动物双壳类中的海笋科。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我国近海共有这种动物19种。通过观察实验发现，这种生活于岩石中的物种只能穿凿石灰石，而不能穿凿花岗岩，建设码头时不用石灰石就可避免这种灾害。这一研究为港口建设提供了宝贵资料，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建设资金。这一结论看似简单，可这是许多年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工作换回来的，洒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

同时，他们还对另外一种有害的贝类动物——船蛆开展了研究。船蛆是穿凿木船和港湾码头木质建筑危害严重的软体动物。为了查清船蛆的习性，通过对它的生态习性、危害情况和群众对它的防除措施等方面进行较详细的了解，并在青岛、海南岛和浙江沿海等全国各地不同的海域里放置木板搜集资料和标本，以便掌握它的危害程度。春去秋来，几个寒暑交替，他们摸清了我国各个港口的船蛆种类特征，在全国沿海共发现14个种，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其中危害最严重的为船蛆（Teredo navalis）。通过研究找出了防范措施。为防除船蛆提供了科学依据，取得一定成就。这一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奖励。

在自主创新的同时，齐钟彦开始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著作。1953年，张玺在山东大学水产系和生物系开设了一门新课程——贝类学。张先生不在青岛的日子里，就由齐钟彦代替他去讲。正是这次持续一年的讲课，结出了硕果，和张玺合作完成了我国首部贝类学专著——《贝类学纲要》。这部于1961年面世的书是我国第一本系统论述贝类动物学的专著，是我国贝类学的奠基之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国出产的贝类品种繁多，资源丰富，为了让社会大众了解我国丰富的海产贝类，齐钟彦还与张玺合作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国的贝类》。这本书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出产的主要贝类26种，以深入浅出的文字，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这些海贝的外部形态、内部构造、生活习性、经济价值和养殖方法，书中还配有精美的插图，以帮助读者加深理解。这是一本大学者撰写的小书，体现出了两位学者的科学情怀。

经过十多年的耕耘，张玺和齐钟彦等学者基本上摸清了我国的海产贝类，尤其是经济贝类的家底。他们撰写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专著，如《中国北部海产经济软体动物》、《中国经济动物志·海产软体动物》、《南海的双壳类软体动物》等。一门实用科学正在逐渐发展壮大。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齐钟彦也关心科研成果与经济效益的转化。民以食为天，齐钟彦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贝类养殖技术上，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栉孔扇贝是山东生产的一种贝类，是用潜水采捕的。当时有逐渐减产的趋势。在张玺的带领下，齐钟彦等对该种类进行了个体生态的研究，确定其繁殖季节为5月下旬至7月中旬。以5月下旬为繁殖盛期，对它的产卵和受精以及卵子发育作了观察。并且对它的生长规律进行了分析。对它的采捕年龄和采捕时间提出了建议。并对这种扇贝在青岛试行笼养获得成功，为扇贝的养殖奠定了基础。

十年动乱期间，各项研究工作被迫搁浅，直至上世纪70年代后期研究工作才得以继续开展。在此期间，齐钟彦与贝类组的同志共同进行了贝类的分类研究，对腹足类、掘足类、双壳类进行了整理，编写了《黄渤海的软体动物》、《中国海的经济软体动物》、《无脊椎动物名称》和英文版的《海洋贝类》（SHELLS OF CHINA ）等专著和有关角贝、冠螺超科、贻贝科、牡蛎科等的论文。此外，还完成了《中国海洋动、植物区系研究的30年》和《中国古代贝类的记载和初步分析》等著作。上世纪70年代末，齐钟彦又开始了中国的海产贝类学研究。

自主创新，不能搞孤家寡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海洋生物分类学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学术界的多方支持下，1981年，由齐钟彦发起，并与张福绥、刘月英等同志一起在广州成立了中国贝类学会，齐钟彦担任第一任理事长直至2003年，以后担任名誉理事长。学会每年举行一次理事会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贝类学术讨论会。学术讨论会选出论文出版《贝类学论文集》。至2010年，已召开14次全国贝类学术讨论会，出版13辑《贝类学论文集》。贝类学会的会员达600余名，已成为一个研究范围涵盖古贝类和现生贝类（包括陆生贝类、淡水贝类、医学贝类和海产贝类），涉及多学科和技术的综合性学术组织，促进了我国贝类学理论和相关技术以及贝类产业的发展。2006年贝类学会在青岛首次主办了第九届医学贝类学和应用贝类学国际大会，来自16个国家的近200名贝类学者出席了本次大会，充分展示我国在贝类学研究和产业发展上取得的成绩，进一步增强我国在贝类学研究上的国际影响力。

齐钟彦还应邀赴匈牙利、英国、美国等国家参加国际软体动物学术会议，到美国费城博物馆做研究工作、进行学术交流。齐钟彦作为中国贝类学的权威代表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在科研岁月中，他发表重要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20部。在国内外众多学术组织担任重要职务。齐钟彦毕其心血，把一生的精力放在了贝类研究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张玺与齐钟彦等老一辈贝类学研究学者所开创的这项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植出了葱郁茂盛的贝类学“大树”。

当年师恩难忘 如今桃李芬芳

治学严谨，认真踏实是齐钟彦工作中的真实写照，在生活中，齐钟彦还是一个低调的人。对他来说，专心致志地做他的学术便是他最喜欢的事。面对媒体的采访，他说得最多的便是：“嗨，我没有什么好写的，就干了这么点事；就是跟着张玺先生学着搞了点贝类。从跟着张先生起，就一直在做贝类的分类工作。张先生给我的影响很深。”

在采访的过程中，齐钟彦提到最多的人便是张玺。每当回忆起张玺，不善言辞的他便会侃侃而谈。齐钟彦告诉记者，张玺对待所里的年轻人要求很严格，也很爱护。1945年夏天，齐钟彦从中法大学生物系毕业时，初到张玺身边做助理研究员。那时他的法文并不好，张玺就找来一本法文的小书，每天给他讲一段，讲一些科学家做研究工作的情况和方法等，然后让他翻译出来，提高他的法文水平，并逐渐让他认识到做科研工作必须刻苦、努力、严谨，必须遵循求实、求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要从调查入手，逐步深入，扎实工作。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作出成绩。

在张玺的带领与指导下，齐钟彦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当他自己也成了一位师者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当年张玺对他的教诲，而是把培养人才同样当成工作的重点。在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博士生导师的同时，他协助张玺培养副博士研究生张福绥、庄启谦、董正之三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员余汶、黄宝玉、王淑梅三人，以及中山大学和地质研究所的进修生多人。在此后更是培养了多名硕博研究生。如今齐钟彦桃李满天下，这些学生已成为学术带头人，有的在国外做贝类研究工作。

毕其心血，一生操劳，如今的齐钟彦，学术研究生涯已到了尾声。1987年2月，齐钟彦办理了退休手续。尽管已经退休，但实际上他依然天天来办公室，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和著述。他期待着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他整理着多年来的研究积累，希望能给后来者再多留下一些东西。

齐钟彦意味深长地说：“我做了一辈子的海洋贝类分类工作，并没有感到遗憾，心里想的和其他搞分类学研究的不会有什么不同。分类学并没有走到黄昏，还有很多的工作没有开展，我们其实只是开了个头，走了第一步，查清了中国海有什么，但对于这个海有这一种另一个海为何没有，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种和另外一个种之间有什么关系也并不知道；各个种类的演化，从哪儿来的，怎么继续演化，环境意义等等，也不清楚。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可我们这一代人已力不从心。令人欣慰的是，我的学生在贝类分子生物学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21世纪贝类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