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麦石油公司在1908年初便决定终止在伊朗的石油勘探，但在5月26日却在地下1,180英尺深处发现石油，埃尔韦尔-萨顿称“石油从油井里喷出钻塔50英尺之上”，“开展了伊朗的石油产业，帮助皇家海军度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同时使波斯面临更大的麻烦，情况比起所有政治谋略放在一起更加糟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公司的发展缓慢，英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波斯的重要战略地位，于是入主公司。英国在伊朗生产的石油是皇家海军的主要燃料来源。

英国在波斯立宪革命（该革命将波斯由王朝统治转向议会政府）等事件上干预伊朗本国内政，引起了伊朗人的不满。

波斯人不满与英波石油公司签订的石油开采权条款，波斯只能从中获得纯利的16%。

1921年的军事政变扶植了礼萨汗在1925年上台成为“伊朗沙阿”，通过“对英国军人的财政和后劝支援”，该军事政变“广被认为是英国坚持英波协定的行动”。礼萨汗以有利英国的方式进行现代化改革，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使用的波斯走廊铁路民用运输系统。

在1930年代，沙阿试图终止英波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专利权不果。重新谈判而得的新条款再次有利于英方。1935年3月21日，波斯改国号为伊朗，英波石油公司也随之改名为英伊石油公司。

纳粹入侵苏联后的1941年，英国、英联邦部队及苏联红军入侵伊朗，以保障苏联和英国在东部战线和其他地区的石油供给。英苏两国废黜支持纳粹的礼萨汗，以他的22岁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为伊朗沙阿。

英国又控制了伊朗的油田和港口。在战争期间，伊朗是运输军需到苏联的枢纽，美军亦进入了伊朗取代英国控制跨伊朗铁路（Trans-Iranian Railway）南部。

西方协约国在战后撤出伊朗，苏联则留守伊朗，并在伊朗境内资助两个“人民民主共和国”，随之而引发的伊朗危机透过新成立的联合国及美国支持伊朗重新控制分离地区而得到解决，苏伊石油协定得不到伊朗国会通过。

在战后，伊朗的民族主义领袖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他们寻求长远减少外国对伊朗的干预，特别是英国所得的石油开采专利权掠夺了伊朗原本可以获得的财富。英国操控的英伊石油公司拒绝让他人来审核其帐目，伊朗政府无从得知英伊石油公司所支付的费用是否符合承诺，而英国不妥协的态度也使伊朗民众感到恼怒。

美国在1947年至1952年间在中东的目的一致，但是政策时有变更。华盛顿与二战盟友英国的关系“在表面上团结一致，暗地里相争”。随着大英帝国不断衰弱及考虑到国际层面上发生的危机，美国重新评估她的利益及与英国在殖民地上的利益冲突，“英国在沙特阿拉伯不受欢迎，于是华盛顿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利润平分的协议，在当地造成了反响”。

伊朗国会坚决支持的摩萨台组成了奉行民族主义的政府，寻求更有利于国家的石油协议，与英国的立场抵触。

美国不仅是伊朗石油储备的既得利益者，而且“她是石油开采专利权协议经过伊朗石油国有化后的国际石油得益者之一”，因此美国国务院不同意英国的主张。

摩萨台在1951年当选为伊朗总理，当时的美国不同意推翻他。28个月后，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又成为了美国国务卿，促成了“英美两国合力推翻伊朗总理，扶植美国支持的沙阿上台”。

1951年，领导伊朗国会内民族主义议员的摩萨台提出的国有化伊朗石油产业议案得到国会几乎一致的通过。过往伊朗的石油一直由英属的英伊石油公司控制，伊朗民众对英伊石油公司的不满始于1940年代后期，大部分伊朗民众和政治人物都认为英伊石油公司是大英帝国主义的遗物，剥削伊朗的利益。纵使摩萨台受到普遍民众的支持，英国还是不愿意为她在海外最有价值的资产妥协，并挑动全球杯葛伊朗石油，对伊朗经济施加压力。起初，英国企图军事占领当时世界最大的炼油厂阿巴丹炼油厂，但英国首相艾德礼选择加紧经济抵制，同时动用伊朗间谍暗中颠覆摩萨台政府。虽然美国前任总统杜鲁门反对在伊朗策动政变，但随着英美两国政府越趋保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及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决定要推翻伊朗政府。

1951年，英伊石油公司不愿意重新谈判石油开采专利权，并拒绝提高支付给伊朗的专利权费用，激使民众支持国有化英伊石油公司。同年3月，伊朗亲西方总理阿里·拉兹马拉遇刺身亡，国会在翌月通过了石油产业国有化，成立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国会议员、国有化运动领导人及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穆罕默德·摩萨台推动通过了这个议案。同年5月，沙阿任命摩萨台为伊朗总理。

穆罕默德·摩萨台尝试与英伊石油公司展开谈判，但英伊石油公司不接纳摩萨台提出的折衷方案。摩萨台的方案参照了1948年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政府与克里奥尔石油公司（Creole Petroleum）达成的共识，提议英国与伊朗平分利润。英国不顾美国的劝告断然拒绝摩萨台的提案，开始密谋破坏及推翻伊朗政府。

同年夏季，美国外交官埃夫里尔·哈里曼到访伊朗参与妥协方案的谈判，并请求沙阿的协助，沙阿回应称“民意沸腾，他不能出言反对国有化”。哈里曼在德黑兰召开记者会，呼吁伊朗人要理性看待“国有化危机”，一位记者在哈里曼发言的时候站出来大叫：“我们及所有伊朗人都支持总理摩萨台及石油国有化！”其他在场的人都喝彩，然后离开。遭到漠视的哈里曼沮丧地摇头。

由于伊朗的生产技术不成熟，加上英伊石油公司不让英国的技术人员与伊朗人合作，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产量减少。英国皇家海军又封锁了伊朗石油外销的途径，导致阿巴丹危机，向伊朗石油产业国有化施压。不过由于利润直接拨入伊朗的国库，而不再与外国的石油公司分享，使伊朗的收入不跌反升。到1951年9月，英国已停止了阿巴丹炼油厂的运作，又禁止出口主要商品到伊朗（包括糖和钢铁），又冻结了在英国银行开立的伊朗硬货币户口。

反对石油国有化的英国向海牙国际法院申诉，总理摩萨台称这个世界会认识到一个掠夺“贫穷民族”的“帝国主义、恶毒的国家”。代表英伊石油公司的英国败诉。1952年8月，摩萨台邀请美国石油公司人员到访伊朗，杜鲁门政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感到不安，认为美国没有支持英国孤立摩萨台，“英国在韩战站在美国一方，丘吉尔固然指望英美两国能够在伊朗保持一致立场”。

1952年中，英国对伊朗石油的杯葛非常有效，英国特工在德黑兰“力图推翻”摩萨台政府，摩萨台向杜鲁门和世界银行的求助无甚裨益，“伊朗人日渐贫困和不快”，摩萨台的政治联盟产生了裂痕。

早在1952年春的国会选举，摩萨台“尽管面对诸多难题，他对自由投票的结果并不感到担心，因为他已经被广认为英雄。不过，这次投票却存有暗涌。英国特工收买候选人及其背后的权贵，英国希望能够使进入议会的议员会罢免摩萨台，以法律手段推翻他”。

支持摩萨台的民族阵线在大城市大获全胜，同时竞争激烈的乡郊地区的投票缺乏监管，使阿巴丹及其他地区爆发了暴力事件。由于需要前往海牙处理英国的申诉，摩萨台内阁表决通过延迟选举，直至伊朗代表团归来。

至1953年中，伊朗国会出现辞职潮，使国会议员的人数不足法定最低人数，于是举行解散议会及给予总理立法权力的公投，结果以99.9%支持票获得通过，支持票达2,043,300张，仅有1,300张反对票。

摩萨台忙于应付内政上的难题，同时又要面对普遍伊朗人认为更加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英国封锁了伊朗的港口意味着伊朗失去了销售石油的途径，增加了伊朗破产的危机。过万名阿巴丹炼油厂的员工失去了工作。虽然大多数民众都理解和在情感上支持国有化，但是他们同时都希望摩萨台可以设法帮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而唯一的方法就是销售石油。

英国担心她在伊朗的其他利益受损，并相信伊朗的民族主义得到苏联的支持，于是向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称伊朗会受到苏联的控制，有效地利用了美国的冷战思维。杜鲁门正忙于在韩国的战事，他不同意推翻摩萨台。不过在1953年，英国说服新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一起炮制一场针对摩萨台的政变。

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负责协调阿贾克斯行动，而唐纳德·威尔伯（Donald Wilber）则是整个行动的策划和实施者。整个行动的重点在于让软弱的沙阿罢免深得民心和强势的摩萨台，英美两国亦得知阿巴斯·法尔赞内甘（Abbas Farzanegan）上校的反苏立场，于是让他来帮助法兹卢拉·扎赫迪（Fazlollah Zahedi）取代摩萨台。

中央情报局在得到沙阿的赞同后便实施政变。英美两国扶植法兹卢拉·扎赫迪为总理组成军政府取代摩萨台。在两国情报机关的策划下，沙阿颁布了法令罢免摩萨台，任命法兹卢拉·扎赫迪为总理。中央情报局成功迫使弱势的沙阿参与政变，同时收买恶霸、教士、政客及伊朗军官发动对摩萨台政府的宣传战。

1953年8月15日，王家卫队司令内马图拉·纳西里（Nematollah Nassiri）上校将沙阿的敕令传达给摩萨台。摩萨台在事先得到了消息（可能是人民党通风报信），他指称敕令是伪造的，并逮捕了纳西里。摩萨台在政变过后接受审判时认为沙阿在没有得到国会同意的情况下没有颁布罢免民选总理的宪法权利。此事的曝光迫使沙阿逃到意大利罗马以逃避民众的强烈反应，他在意大利的短暂流亡时期很快便结束。

8月19日，中央情报局收买的一批暴民来到摩萨台的宅邸。根据已经解密的中央情报局文档显示，德黑兰最令人畏惧的一些暴民接受中央情报局的收买，在8月19日发动暴乱，另一些人则由巴士和卡车运送到德黑兰，占领各个街区，冲突导致800人丧生。

伊朗军方在罗斯福的授意下采取行动，支持沙阿的坦克军团冲入首都并炮轰首相官邸，摩萨台在暴徒洗劫官邸之前逃离，他在翌日向被中央情报局扶植的法兹卢拉·扎赫迪投降，沙阿得以返回伊朗。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陪同沙阿一起飞抵德黑兰。扎赫迪将军取代摩萨台为总理。摩萨台被捕，经过军事法庭审讯后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三年军事监狱有期徒刑，及后一直被软禁家中直至逝世。摩萨台的支持者也遭到围捕、监禁、拷问及处死。

在阿贾克斯行动成功后，英伊石油公司得以重新进驻伊朗，但美国的五家石油企业加上荷兰皇家壳牌集团、道达尔的加入结束了英伊石油公司的垄断局面。

为了确保人民党不会乘乱得势，中央情报局组织了反共游击队与之抗衡。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发布的文件，国务次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描述中央情报局与伊朗南部的卡什加人部落达成了共识，使美国可以建立秘密港口，让美国资助的游击队和间谍可以运作。

中央情报局还派遣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少将说服流亡海外的沙阿返回伊朗，并协助他训练保安部队，为巩固沙阿的权力而组建了萨瓦克（SAVAK）。

这次政变是由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隐晦地提倡，由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中央情报总监艾伦·杜勒斯的监督下实行。美国中央情报局及英国秘密情报局都参与了组织工作，以援助伊朗陆军里的保皇主义者。

根据阳光法案促请由美国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发布、经过大幅修订的中央情报局文档显示，“没有任何文件显示由谁来授权中央情报局策划这次行动，但几乎可以肯定是总统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者斯蒂芬·爱华德·安布罗塞（Stephen Edward Ambrose）描述缺乏文件正好反映出这是总统的行事方式”。

该文档又引用了安布罗塞所写的艾森豪威尔传记：“实施阿贾克斯行动需要得到总统的首肯，艾森豪威尔没有出席过牵涉阿贾克斯行动的会议，只接收过关于这个计划的口头汇报。他也没有与内阁和国家安全会议商讨。这表明总统要与阿贾克斯行动保持一些距离，也不会留下任何文件表明总统参与策划行动。不过在总统办公室的私人宴会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直知会著总统，实际上总统掌握着中央情报局的行动。”

代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行计划的克米特·罗斯福和唐纳德·威尔伯收买伊朗政府官员、记者及商人，又收买街头流氓支持沙阿推翻摩萨台。遭到罢免的摩萨台被投入牢狱，由法兹卢拉·扎赫迪将军组成亲西方政府。

伊朗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在这次政变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953年8月19日当上总理的法兹卢拉·扎赫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试图建立亲纳粹政府而被英国逮捕。中央情报局在政变前夕向扎赫迪提供100,000美元，并在事后额外给予5,000,000美元以巩固他对政变的支持。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门生巴赫拉姆·舍赫罗赫负责策动针对摩萨台的宣传战。在1940年代因参与支持纳粹运动而入狱的谢里夫-埃马米在政变过后担任石油部秘书长、参议院主席，并两度出任总理。

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协助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重登王位，使伊朗恢复君主政体，他在其后的26年里统治著国家。巴列维在1979年被推翻。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马苏德·卡齐姆扎德认为巴列维接受中央情报局及军情六处的指挥，并获得什叶派高级教士的辅助。他又写道政变策划者雇用了德黑兰红灯区包括“妓女和流氓”在内的人物协助实施政变。

伊朗民选政府在1953年被推翻确保了西方控制着伊朗石油资源，并将苏联排除在外。一些伊朗的宗教人物不满摩萨台的世俗政策，因而与西方的情报机构合作。

政变行动的概括大纲是可以得知的：1953年由情报机构协助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重夺王位，直至他在1979年被推翻。《纽约时报》记者蒂姆·韦纳在1997年5月29日报道称“史学家普遍猜测中央情报局的纪录可以提供更深入和更明确的行动内容，然而现今留存下来的文件却有限”，“中央情报局在超过五年来承诺会公开1953年推翻伊朗政府的秘密行动，但如今当局却称大部分资料已在数十年前被销毁”。“史学家尼克·卡拉瑟尔曾经在1992年至1993年于中央情报局任职，他在接受访问时称这些纪录受到情报机构的“毁灭文化”销毁。他又相信其他在冷战期间的秘密行动的纪录已被销毁，包括195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的秘密任务及1960年代初在圭亚那成功策动的政变。尼克·卡拉瑟尔这样说道：‘伊朗——什么也没有。印尼——非常有限。圭那亚——已销毁。’”

根据负责策划1953年政变行动的唐纳德·威尔伯所写的纪录《秘密行动史－推翻伊朗总理摩萨台－1952年11月－1953年》，政变行动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巩固沙阿的权力。

2000年，《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里森（James Risen）获得威尔伯所写的中央情报局机密版本纪录，并对内容作出了概述，包括：“在8月初，中央情报局已加紧行动。伊朗间谍假装共产主义者威胁穆斯林领袖，称“如果他们反对摩萨台，将会遭到严厉的惩罚”，试图激起宗教社群的反共情绪。《秘密行动史》又写道，至少一名著名穆斯林的居所被假扮为共产主义者的中情局特工投弹，纪录并没有提及有没有人在炸弹袭击当中遇害。同时，情报机构又加强宣传战。一份主流报章的所有人获得45,000美元的私人贷款，‘相信这笔贷款是用来换取其宣传喉舌的合作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不过沙阿还未妥协，沙阿在8月1日与诺曼·施瓦茨科普夫的会议中拒不签署中央情报局拟定的罢免摩萨台及任命扎赫迪为总理的法令，忧虑得不到军队的支持。”

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收录了威尔伯所写的纪录全文及其他与该政变相关的文件和分析。

史学家对于美国转变对伊朗的政策及策划政变的动机存有分歧。中东史学家叶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认为该政变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的典型例子”。他描述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回应总统艾森豪威尔声称人民党将会掌权的时候承认“所谓的‘共产威胁’只是烟幕”：“在这个危机里，所谓的“共产威胁”只不过是一种夸大的手段，而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就是冷战时代的桥段……人民党无法与武装部落及129,000人的武装部队比拟。此外，英美两国掌握的内情确信人民党没有武装暴动的意图。在起初，杜鲁门政府相信可以以妥协的方式解决分歧，但艾奇逊强调出共产威胁，并警告如果摩萨台不妥协，人民党就会夺权。英国外交部亦称人民党不会造成威胁，但外交部却在1953年8月改称人民党将会夺权，而艾奇逊则在这时称没有任何共产威胁存在，他坦承人民党只是烟幕。”

虽然“有不少言论将这次政变与冷战连上关系”，阿布拉哈米安认为英美两国策划政变的主因是伊朗石油，他描写道“如果摩萨台成功国有化英国所控制的伊朗石油，其他国家或许就会争相仿效，对美国在世界各国的石油利益是一个威胁”。摩萨台不容许伊朗的石油资源由外国控制，也不准备妥协，阿布拉哈米安认为摩萨台“希望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落实真正的国有化”。

学者蒂尔曼指出农地地主一直主宰著伊朗的政治，沙阿礼萨·巴列维在1960年代落实进取的土地征收政策为他本人和支持者争取利益，使伊朗政府成为了伊朗最大的地主，“随着美国开始对伊朗施加影响力，地主和石油生产商得到新的支持。冷战的开始使也苏联的影响力渗入左翼运动。不过，伊朗的改革分子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草根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国家石油的自主权成为了他们最优先关注的议题”。美国政治家罗伯特·伯德、经济学家艾伦·格林斯潘、记者特德·科佩尔（Ted Koppel）等人都在大众媒体上附和石油被相信是这次政变的主因。

可是，中东政治学家马克·贡肖罗夫斯基（Mark Gasiorowski）认为在政变后帮助美国的石油企业分摊伊朗的石油生产在表面上看似可以带来很重要的价值，但是“美国的决策者担忧伊朗受到共产主义者控制貌似更为可信，而美国企业的插手主要就是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冷战在1950年代趋向白热化，苏联被视为试图掌控世界的扩张势力，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的选举亦以苏联威胁为他的选战议题，批评民主党对待共产主义的立场软弱，并‘失去了中国’，当新政府上台后，他便将观点付诸实行”。

贡肖罗夫斯基进一步指出“当时国际石油市场的供应过量，美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对伊朗没有兴趣。美国企业在1951年透过增加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石油产量来弥补伊朗的产量。在伊朗生产石油会削减这些国家的石油产量，而令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当权者的关系趋向紧张。另外，如果伊朗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在伊朗生产石油将会冒有风险。美国的石油企业在1951年和1952年已表明无意进驻伊朗。到1952年末，杜鲁门政府认为美国企业进入伊朗生产石油可以维持伊朗的稳定，避免伊朗投向苏联。为了让美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参与，杜鲁门决定减少对这些企业作出反垄断诉讼，艾森豪威尔也同意美国企业进入伊朗和减少反垄断诉讼。美国的决策者需要尽力说服这些企业参与在内”。

2004年，贡肖罗夫斯基在主编的书籍上认为“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竞争环境加上伊朗在苏联和波斯湾产油区之间的重要战略地位，使美国官员认为必须要采取行动来防止伊朗受到苏联的控制”。虽然“从现今来看，这些不安难免显得过度渲染”，但是“1945年至1946年阿塞拜疆的危机、苏联加强对东欧的控制、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韩战及美国的红色恐慌”使美国不能给人民党有一线的机会在伊朗掌权。此外，“美国官员相信解决石油争议可以恢复伊朗的稳定，在1953年3月后，这个争议似乎只可以在英国或摩萨台蒙受损失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贡肖罗夫斯基总结称“美国官员策划政变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不是要蓄意推翻摩萨台、在伊朗建立独裁政权或控制伊朗石油”。

在英国的利益与伊朗之间，美国选择了英国。贡肖罗夫斯基认为“英国是美国最紧密的盟友，两国在当时世界各地的各种重要事项上都有合作。与保存摇摇欲坠的摩萨台政府相比，保持与英国的紧密关系更为重要”。早在一年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以英国在冷战期间支持美国为理由要求美国不要阻挠英国孤立摩萨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为同盟国的两大战胜国在战后成为了超级大国和竞争对手，各自形成了影响力和分别支持双方的附属国。伊朗则在1953年政变后成为了美国的附属国。据学者金泽所述，伊朗发生的危机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斗争的一部分，“周遭的恐慌环境塑造出美国人当时的心态……苏联的势力已渗入拉脱维亚、立陶宛及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分别在1946年、1947年及1948年受到共产主义政府控制。阿尔巴尼亚及南斯拉夫都倾向共产化，希腊的共产主义者诉诸暴力，苏联军方封锁前往柏林的道路达16个月之久。苏联在1949年核试成功，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在内战当中又击败了亲西方的中国势力。对于华盛顿来说，敌对势力的世界各地都取得了进展”。结果，“美国在受到共产主义的挑战下渐渐不再视伊朗为一个具备独特政治和历史背景的国家”。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阿巴斯·米拉尼（Abbas Milani）及乔治·伦乔夫斯基（George Lenczowski）等史学家都认同惧怕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影响力成为了美国介入伊朗的主因。

巴列维在政变往后的26年里作为威权君主统治国家，直至1979年被平民革命推翻。美国推翻伊朗民选政府所得的实际利益包括伊朗的石油财富，并且坚决制止了伊朗政府投向苏联的可能性，可是后者的动机引起了史学家的争议。华盛顿持续支持不得民心的沙阿，帮助沙阿训练他的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该政变被广泛认为造成了伊朗和中东的反美情绪高涨。1979年发生的伊斯兰革命废黜了亲西方的独裁者沙阿，建立持反西方立场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发布的文件及学者马克·贡肖罗夫斯基和马尔科姆·伯恩编纂的著作《穆罕默德·摩萨台与1953年伊朗政变》，政变持久地损害了美国的声誉。

在波斯历当中称为“莫尔达德月28日”所发生政变是伊朗及中东局势的转折点，也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发生了转变。英美两国的联合行动制止了伊朗寻求资源自主的势头，也终结了伊朗历史上民族主义和民主运动最鲜明的一页，结果在日后造成了戏剧性的反响。美国在1953年对伊朗政局的干预令到民众不满沙阿26年来的持续统治，刺激到1979年革命的反美浪潮，使沙阿遭到推翻。

重返权力宝座的沙阿是这场政变的得益者，克米特·罗斯福记述沙阿曾经向他说道：“多亏了真主、我的人民、我的军队和你们！”克米特·罗斯福认为“沙阿所说的‘你们’是指我本人及英美两国”，并说“我们都是英雄”。

2000年6月1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中情局特工唐纳德·威尔伯所写的机密报告《秘密行动史－推翻伊朗总理摩萨台－1952年11月－1953年》。记者詹姆斯·里森描述这份报告在写成后经过约50年的隐密后终于曝光。

2001年夏季，中东史学家叶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在《科学与社会》期刊上发表文章称威尔伯的记录没有提及可以在其他来源找得到的重要资料。

《纽约时报》最近泄露了1953年英美合谋推翻伊朗总理摩萨台的一份中情局报告，报道称该报告是那次政变的秘史，而由于相关的资料一直秘而不宣，该报告被认为极具价值。不过，从其他原始资源所得的相关信息指出该报告的内容经过剪辑，特别是来自英国外交部的档案。报告掩饰了一些敏感的内容，例如美国大使在政变当中的作用、美国军事顾问的角色、对当地纳粹份子及恐怖份子的驾驭及以行刺手段颠覆伊朗政府。除此之外，报告还将政变描述为冷战的一部分，而淡化英伊之间的石油危机，这应当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例子。

史学家迈克尔·比齐罗斯（Michael Beschloss）在评注蒂姆·韦纳（Tim Weiner）的著作《中情局罪与罚：CIA60年秘史存灰》时描述“韦纳先生认为中情局的不良记录导致了我们在当代面临一些重大问题……新一代的伊朗人知悉中情局在当时安插了沙阿作为傀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中情局在德黑兰街头制造出来的乱象最终会让美国自食其果”。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政变取得了成功，但回向报复（指政府的秘密行动引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导致的“猛烈且严重的后果”使这个说法受到挑战。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2000年表示美国介入伊朗内政对伊朗的民主政体造成了打击。1953年伊朗政变是“战后重要的历史事件”，安插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为威权君主令伊朗的世俗民主议会制度备受破坏。政变也被认为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1979年伊斯兰革命，使亲西方的沙阿下台，成立反美的伊斯兰共和国。

法国新闻社的报道称“许多伊朗人认为美国采取双重标准，她将自身包装成自由捍卫者，但为了其自身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却毫不犹豫地利用秘密手段推翻民选政府”。

金泽表示“世界要为中东大部分地区缺乏民主而付出沉重的代价。阿贾克斯行动使专制君主认为只要与西方及西方的石油企业保持友好的关系，即使是无限制的压制都是可以获得容忍的”。美国起初认为这是冷战的一次胜利，但在回向报复之下，“阿贾克斯行动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制造出来的痛苦令人难以想像”，“英美两国的情报官员不敢再厚颜无耻地干涉当地的内政”。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在政变前后都到访过伊朗，他的记载称“当摩萨台和波斯正在进行基础改革的时候，我们便显得反应过度，并与英国一起推翻了他。我们的确成功推翻了他，但是我们在中东的名誉却失去了”。

政变引伸的直接影响就是对伊朗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特别是民族主义政党民族阵线及共产主义政党人民党，权力再度被沙阿集团把持。

摩萨台最紧密的盟友、外交部部长侯赛因·法特米（Hossein Fatemi）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行刑队在1954年11月10日执行了死刑。金泽表示“以胜利姿态回归的巴列维下令对数十名与摩萨台有联系的军事人员及学生领袖处死”。

伊朗在1953年至1958年都属于政治压制时期，沙阿将民族阵线定性为非法组织，大部分民族阵线的领袖遭到逮捕。人民党受到的打压更大，沙阿的保安部队捉拿了4,121名活跃的人民党党员，当中40人被处死、14人死于酷刑，超过200人被判终身监禁。伊朗军队里的466名人民党党员（22名上校、69名少校、100名上尉、193名少尉、19名无军衔人员及63名候补军官）也没有逃过一劫，同样被捕，在揭露出军中暗藏人民党党员后，一些民族阵线的支持者抱怨那些军人在当时或许可以拯救摩萨台。不过，仅有少数的人民党党员隶属作战部队，特别是可以扭转局势的装甲部队。大部分被捕的人民党军人都是来自军事学院、警察及医疗部队，至少11名被捕的军人在1953年至1958年间饱受酷刑致死。

沙阿政府在政变后成立萨瓦克（秘密警察），当中不少成员曾在美国受训。萨瓦克在对异见者实施酷刑时“没有受到严密的限制”，这种情况在多年来“急剧上升”。

另一个影响是伊朗经济的明显改善。英国撤销了对伊朗的石油禁运，石油收益较国有化之前的水平更有明显的升幅。虽然伊朗无法自主石油资源，但沙阿同意以英国石油及八家欧洲和美国企业组成的财团取代英伊石油公司。伊朗的石油收益由1954年至1955年的34,000,000美元提升至1956年至1957年的181,000,000美元，并持续上升，美国亦提供开发上的援助及顾问。

1970年代，沙阿政府提高税收，外国企业由原来需要支付50%税率提高到80%，开采专利权费用亦由12.5%提高到20%，而石油的定价权亦由伊朗重新掌握。石油企业仅能从每桶石油收取22%利润。

自由未来基金会创办人及主席雅各·霍恩贝格尔（Jacob Hornberger）称“毫不惊讶地，美国官员认为这次政变是最成功的外交行动之一，直到1979年沙阿遭到罢黜及反美伊斯兰政权的成立振动了整个伊朗社会”，“在本质上，政变为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的崛起清除了障碍，为日后各种事件甚至911事件也不无关系”。

1953年伊朗政变是美国首次利用中央情报局推翻一个民选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阿贾克斯行动取得了成功，并取得“直接和深远的成果”，“中央情报局突然成为了美国重要的外交机关，而秘密行动也被看作是不费力且有效的途径改变国际事件的趋向”。翌年，在危地马拉以正当方式当选的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政府国有化联合果品公司持有的农地，因此中央情报局策划了“成功行动”推翻了危地马拉政府。

一个支持美国的伊朗政府有助于美国在中东取得地理和战略优势，毗邻苏联的土耳其也成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2000年承认美国对于这段紧张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并“愿意以美国官员的身份作出最诚恳的道歉”。

2009年6月，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发表的演讲提到美伊关系，并谈及美国在1953年伊朗政变当中扮演的角色：“该事件是导致美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系紧张的源头。多年来伊朗的反美旗帜鲜明，我们之间的历史动荡不安。在冷战期间，我们参与推翻伊朗民选政府，而在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则涉进人质危机及暴力对待美国部队和公民。这段历史众所周知，与其深陷历史包袱，我愿意向伊朗的领导人及人民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迈步向前。”

伊朗第一个后革命政府由摩萨台理念及其盟友左右大局。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一任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是摩萨台的紧密盟友，但随着伊斯兰保守执政分子与世俗自由主义势力的持续不和，摩萨台的理念和成果不再受到伊斯兰共和国执政分子的重视。不过，摩萨台在伊朗在野反对阵营里仍是受到欢迎的历史人物，他是反对运动绿色运动的其中一个象征。金泽描述“对于大部分伊朗人来说”，摩萨台是“伊朗长期民主抗争的标志”。近代示威者手持摩萨台的照片就表示“我们要争取民主”及“不要外国干预”。

霍梅尼认为国家要由伊斯兰教法学家领导以防止“受到外国势力影响”，受此影响，伊斯兰共和国对政变的描述与西方出版的历史著作有分野。根据史学家叶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所述，政府尽量避免提及摩萨台，在高中的教科书里只有两页介绍摩萨台。即使阿布-卡西姆·卡沙尼在1953年中反对摩萨台，“向一名外国记者表示摩萨台忘记了沙阿享受人民的广大支持，他也因此而失败”，在一个月后，卡沙尼“更指称摩萨台背叛了沙阿、国家，并持续侵犯伊斯兰法，理应处死”，但“大众传媒仍抬举阿亚图拉卡沙尼为石油国有化运动的真正领导人，描述摩萨台只是他的附和者”。

《沙阿的人们：美国策划的政变与中东恐怖主义之根》里有关阿布-卡西姆·卡沙尼在政变期间的活动描述都受到伊斯兰共和国的审查。卡沙尼的儿子马哈茂德·卡沙尼是“目前统治阶级里的一员”，宪法监督委员会两度批准他参选总统，他不认为1953年的政治事件是政变，称摩萨台只是按照英国的计划行动：“依我看，摩萨台是英国计划的指挥者和执行者……毫无疑问，摩萨台（在1953年政变里）担当着主要的角色。”马哈茂德·卡沙尼表示摩萨台、英国及美国合力对抗阿亚图拉卡沙尼，以破坏什叶派教士阶层的地位。

据称由前任萨瓦克官员侯赛因·法尔杜斯特（Hossein Fardoust）所著、伊斯兰共和国出版的《退役将军侯赛因·法尔杜斯特回忆录》亦作出了这个主张。该著作称摩萨台与英国的关系并非不共戴天，摩萨台反而是英国的拥护者，国有化英伊石油公司也是受到“英国人”启发。叶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认为法尔杜斯特的死讯在该作出版之前传出并非偶然，法尔杜斯特可能是碍于胁迫之下写下这个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