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11月3日至7日，形势持续恶化，骚乱蔓延到东部第戎、东南部马赛、北部的鲁昂等274个城镇，并最终进入巴黎城区，数千辆汽车被烧毁，1人被暴徒殴打致死，2000余人被捕。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和德国首都柏林也发生类似事件，少量汽车遭焚毁。国际社会反应也逐步升级。

2005年11月8日至9日，希拉克总统宣布法国进入“紧急状态”，授权骚乱地区政府实行宵禁。巴黎、里尔、上塞纳、塞纳—圣但尼等大区及骚乱活动比较严重的25个省的39个市镇随后宣布宵禁。总理德维尔潘发表谈话，承诺法国政府将采取措施，消除社会歧视。内政部长萨科齐则下令将参与骚乱的120名外国人驱逐出境。至此，法国全境骚乱活动出现拐点，被焚毁的车辆和被捕人数每天分别以百位数和十位数下降。

2005年11月12日至13日，巴黎警方截获手机和互联网上有关在巴黎市区“采取暴力行动”的信息，随即宣布禁止在公共场所举行“任何可能破坏公共秩序”的集会，并动用大量警力在市区重要地点进行隔离和盘查。东南部的罗纳省政府也针对里昂市内爆发的警民严重冲突，宣布对法国第三大城市里昂及其周边的10个城镇实行宵禁。

与此同时，有利的因素开始上升。

2005年11月1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提出向法国提供5000万欧元，帮助解决骚乱所暴露的法国城市郊区社会治理问题。同日晚，巴黎市民举行集会，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尽快平息事态。

2005年11月14日，总统希拉克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承认骚乱源于法国社会内部存在严重的认同危机，政府将采取大规模的综合措施解决对少数族裔的歧视问题。总理德维尔潘也宣布，将恢复被削减的对基层社区管理组织的公共拨款，并致力解决长期困扰移民区的住房、就业和犯罪问题。

2005年11月15日，法国国民议会批准政府提议，将总统临机实行紧急状态的授权延长3个月。

2005年11月16日，法国全境的骚乱活动进一步回落，被捕人数降为33人，被焚汽车约百辆。法国警方称，这些数字“已接近正常水平”。此后，骚乱基本结束。

2005年11月17日，法国官方宣布骚乱平息。

2005年法国骚乱是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社会危机。从应急管理的角度来看，它可大致分为早期预警、反应与升级、控制与降级、后序处理4个阶段。

其中，第一阶段是整个应急管理链启动的关键，由此暴露法国政府信息失灵，认知错位等严重缺陷；第二、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存在交叉重叠，同时法国政府的应急表现存在决策迟缓、管理失范、行动脱节等问题。在第三阶段的后期及第四阶段，法国政府校准了处置方向，把握了“软”、“硬”两手的平衡，使骚乱终于得到控制并基本结束。

相对于自然灾害、环境与生态危机以及疫病流行等突发事件，社会危机因其人文要素构成而具有较明显的发展轨迹，具有较强的可跟踪性和可预见性。作为政府管理者，或许无法准确测定危机事件的具体形式和时间，但可以通过专门的社会安全监测、预警机构，透过灵敏、发达的各类信息网络，保持对社会生活中异常现象的持续观察，筛选主要失稳诱因，对其跟踪和累加之后形成对一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安全趋势的判断，及时调整模拟处理预案的次序选择。足够的敏感性不但来自于正确的监测方向，更取决于大量和不懈的经验积累活动。

2005年骚乱发生前，法国政府明显忽视了移民群体长期积怨所显露的种种爆炸性迹象，更低估了个别冲突事件给法国社会带来重大失稳后果的可能性。由于种族、宗教、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聚居于市郊廉租区内的大量移民无法真正融入法国社会，且缺乏正当、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为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移民群体自发泄愤的现象愈加普遍。

相形之下，法国政府一方面忽视了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将用于基层组织建设的公共预算一减再减，造成贫困社区学术教育机构的投资严重不足，加剧了移民聚居区各类社会问题恶性联动；另一方面，虚化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疏导矛盾、预防危机的功能，单纯依靠公安部门处理频繁发生的移民泄愤群体事件。

在2005年10月27日到11月7日的危机上升期和2005年11月8日到11月17日的危机下降与结束期，法国政府决策活动呈“前轻后重”，“由混乱转为明晰”的转变，其失误与经验值得研究。

——在危机反应阶段，法国政府持续了前一阶段的失误，低估了突发事件背后广泛的社会基础，未能就事态可能产生的连锁效应进行有效动员，因而进退失据，导致原本可在小范围内及时平息的骚乱不断升级。

首先，法国政府在事件之初的定性失误被一再延宕，危机爆发的第13天（即11月8日），总理德维尔潘、总统希拉克才公开承认事件的根本动因是积重难返的移民认同问题。错误的判断导致法国政府未能在危机之初采取切中要害的果断措施，如及时展开事故责任调查、对遇难者家庭作出抚恤安排、与移民青年代表展开对话、增派警力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社区隔离、防范等，从而错过了平息事态的最佳时机。

其次，法国政府对各级官员疏于紧急动员，致使骚乱在爆发初期得以放任自流。法国现有外来移民约600万，占总人口的8%左右，大多集中居住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大中城市郊区的700多个市镇。由于法国在政体上属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因未得到中央政府的及时通报，无法针对本地的“高危”群体采取相关的防范措施。在2005年10月31日到11月6日的关键一周内，中央政府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有效动员，只是一味地在巴黎地区反复进行“高压灭火”式行动，导致许多政府官员滞留在乡间度假，民间舆论和小道消息被放任自流，骚乱于2005年11月4日后向全国蔓延。

第三，由于预警失灵，且国家警察总署远离出事地点，对事态发展不知情，因此反应迟钝，未能及时调动或协调警力，特别是未将可能冒犯宗教设施与禁忌的风险纳入应急行动训令，导致搜捕行动犯了向清真寺投放催泪弹的重大错误，失去了本已初步控制的局面，使整个事件再度蒙上宗教与种族歧视等复杂阴影。

——在事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法国政府终于调整对策，采用“软硬结合”的手段，使危机开始降级。

鉴于危机迅速蔓延之势和社会舆论压力上升，法国官方开始纠正对骚乱事件的错误定性，承认法国在移民融合问题上存在严重问题，并承诺大力消除歧视的相关措施。总理德维尔潘出面，就警方向清真寺投掷催泪瓦斯事件表示道歉。这些姿态有力地扭转了包括约500万穆斯林在内的公众情绪，起到了缓和事态的效果。由此可见，处理背景复杂、对抗性较强、影响面较大的社会危机，单纯依靠打压手段不足可取。作为社会管理者，勇于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信的改进措施，能够起到引导群众回归理性、恢复政府公信力的作用。此外，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中积极重建与公众理性对话的渠道，不仅不会“示弱”，反而可为在必要时“示强”夺回道德高地。

其次，2005年11月8日人亡事件后，各地民众对骚乱的不满情绪普遍上升。法国政府在认错的同时，果断采取包括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宵禁等在内的非常措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特别是法国国民议会及时批准将总统的紧急状态授权延长3个月的举措，也对平息骚乱起到了关键性震慑作用。此外，法国政府还及时动用了宪兵、共和国安全卫队参与在巴黎等大城市重要地点、标志性建筑周围的警戒与巡逻。与此同时，法国警察总署及时向事发地警局放权，增加其临机处置能力，并在重点地区编制了流动小组，负责搜集情报并随机报告，使其多层指挥体系运转大为改善。

后续处理是危机管理的延伸阶段，也是保障整个管理取得最后成功的关键步骤。除清除危机留下的显性后遗症外，最重要的后续处理是对引发危机的深层问题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建立必要的常设机制加以日常管理，避免新的不安定因素滋生。

2005年11月17日骚乱平息后，法国政府汲取教训，立即出台以下针对性措施，进一步消除骚乱带来的负面影响：

①改善郊区住房条件；

②部分恢复已经削减的贫困街区的教育预算，在这些地区增加助学金、奖学金，以改善移民青少年就学条件；

③通过职业培训和财政配套等手段帮助移民青年就业；

④加大对基础设施和警力培训的投入，改善郊区治安秩序和警察的执法水平；

⑤组织重灾地区移民青年与警方对话，增加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⑥成立志愿者机构，进一步协调环境、卫生、文化等紧迫问题，在基层与高层之间建立更直接的沟通渠道。

上述措施也带动了法国社会各阶层对移民问题的再认识，法国思想、教育和舆论界的主流机构、知名人士积极跟进，从道德、法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层面发动持续大讨论，相当程度地改善了移民的心理环境，为进一步营造社会和解创造了思想基础。

高层决策分歧与国内政治纷争

危机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决策中政府内部的组织过程。由于政府是由若干组织形成的复杂关系网络，决策即是这一网络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法国对骚乱事件管理直接反映了法国政体的特点，也暴露了决策层的分歧与不协调。

首先，骚乱使决策核心人物的理念、利益分歧暴露无遗。有的效法美国的“善意歧视”政策，主张实行“选择性移民”，因而将此次应急管理视为“彻底清洗罪恶累累的移民街区”的机会，频频表现“硬处理”的风格。有的则秉承法国传统的“归化”思想，不同意“把少数不安分的年轻人与大部分希望融入社会并如愿以偿的年轻人相混淆”，倾向于用温和手段解决问题。这种分歧导致应急管理的延宕。

另一方面，各在野党派基本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对事态的恶性发展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政府则自恃人民运动联盟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没有主动协调朝野各派政治力量，组成跨党派的对策协调机制，加剧了社会危机中朝野对峙的局面。

通讯技术与大众传媒的作用

通讯技术与大众传媒在此次骚乱中的特殊作用值得关注。首先，与以往有形的组织活动相比，当下人们通过手机短信、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平台进行联络，大大克服了时空限制，使消息传播、串联甚至结社集会更加高效、多向和隐蔽。巴黎骚乱的特点是不存在结构严密的集团组织者，人们通过网络和先进的通讯方式获取行动信息后自发行动（许多参与者都是看了一则呼吁“到离你最近的警察局去，烧掉它”的博客日记后起事的）。他们分散聚合，破坏取乐，昼伏夜出，游刃有余。而警方则因循传统的作业方式，简单地盯守可疑地点和出行人群，未能将视线及时延伸到动乱来源的信息源头。直到骚乱后期，警方才加强了对互联网站点的监督，对煽动性较强的博客日记予以监控并传唤作者，及时截获手机相关信息，在巴黎等地的主要公共场所加强了戒备，使新的骚乱计划最终流产。

其次，现代传媒，特别是电视和新闻互联网在骚乱中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传媒以大量的图片、文字或实况录像跟踪滚动报道，不仅弥补了政府对事态现场情报的不足，而且有效地向公众传达了危机意识，促成政府迅速进入危机管理状态；另一方面，传媒在危机初期报道中单纯追求真实性，对暴力细节未加过滤，引起不明真相的青年争相效仿，助长了寻衅闹事者的从众心态，从而变成扩散危机事态的“帮凶”。直到危机后期，在政府的敦促下，传媒界才开始自律，不再报道骚乱细节，而主要以维护安定团结为基调配合危机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