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珪谏造大像

先是久视元年（700）八月，太后欲造大佛像，狄仁杰谏而止。大足元年（701）正月又欲于洛阳白司马坂造大像，成均祭酒李峤谏之，不听。该像靡费巨亿，至长安四年（704），太后复税天下僧尼以足之。监察御史张廷珪即据佛理与人事以谏，末云：“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人力。以释教言之，则宜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伏愿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务以治为上，不以人废言。”太后为之罢役，仍召见廷珪，深赏慰之。

杨再思谄媚二张

长安四年（704）三月，杨再思以御史大夫出为神都副留守；七月复入为内史（同中书令）。史称再思为相，专以谄媚取容。张易之兄同休，官司礼少卿，尝召公卿宴集，酒酣，戏再思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像高丽人）。再思不以为忤，竟剪纸贴巾，反穿紫袍（宰相服紫），为高丽舞。（唐十部乐中有高丽伎舞，杨盖仿此）满座大笑。时人或誉张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莲花。”再思独曰“不然”，昌宗问其故，再思曰：“乃莲花似六郎耳。”

姚元崇以字行

武后好改仇家姓名，如改琅邪王李冲姓虺；改契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改突厥默啜为斩啜等。长安四年（704）八月闻突厥叱列元崇反，以宰相姚元崇与其同名，命元崇以字行（即不用名而用字）。元崇字元之，即名相姚崇。

姚元之荐张柬之

先是久视元年（700）狄仁杰卒前已荐张柬之可为宰相，太后乃迁为秋官侍郎，已四年矣，迄未作相。长安四年（704）九月二十九日，以姚元之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将行，太后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对曰：“张柬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十月二十二日，乃以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平章事，时年且八十矣。

突厥放武延秀还

武延秀本承嗣子，封淮阳王，太后侄孙。圣历元年冒充太子之子，赴突厥，欲纳默啜之女为妃。默啜恶武氏，囚之。长安三年，武后允默啜以女妻皇太子之子，默啜喜，长安四年（704）八月遣延秀还，囚已六年矣。延秀美姿容，后尚中宗女安乐公主。

武后用人唯才，不问家世

长安四年（704）十月，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令岑羲，说：“可惜岑羲将受到他伯父长倩的连累。”（岑长倩于永淳元年，即682年）、垂拱初（685）拜相，后被来俊臣诬为谋反，族诛。太后说：“只要有才，不受家累！”遂拜天官员外郎。此后，凡因他事受连累者不律不问，唯才是用。

停大足以来新置官

长安四年（704）十二月三日，敕大足以来新置官并停。初，太宗定制省内外官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其后员外、特置，以至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益多。自大足元年（701）至长安四年，因事临时增置，事已而不废者，如大足、长安初置内供奉，又东都、北都、雍、荆、扬、益州均置左右司马等官，比比皆是。今谓新置官并停，“停”与“废”异，此为将来复置预留地步。

群臣告二张谋反

自庐陵王还朝，武承嗣病死，太后已有传位皇太子之意。朝臣遂以武氏不足忧，忧在二张恃宠用事，于是集矢二张，咸欲蹈其隙而以法绳之。先是长安四年（704）七月，群臣首告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皆二张之兄弟）犯赃，太后命左右（御史）台共鞫之。继告张易之、昌宗作威作福，太后亦命同鞫。十八日，司刑正贾敬言奏：“张昌宗强买人田，应征铜二十斤（代罚款）。”太后制曰“可”。二十二日，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植彦范奏：“张同休、昌期、昌仪共审结贪赃四千余缗，按法，张昌宗应株连免官。”昌宗自辩。臣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太后问诸宰相：“昌宗有功乎?”杨再思曰：“昌宗合神丹，陛下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太后高兴，赦昌宗罪，复其官。惟张同休贬岐山丞，张昌仪贬博望丞。于是，群臣咸知轻罪不足以倾二张，当以“谋反”罪倾之。本年末，太后常卧病，居（洛阳）长生殿，宰相不得见者累月，惟张易之、昌宗侍侧。病稍愈，宰相崔玄玮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汤药。宫禁重地，恳请不令异姓（指二张）出入。”太后曰：“感谢盛意。”其时，二张见太后病重，恐一旦驾崩，自己受到连累，史称其“引用党援，阴为之备。”然亦无实证。史又云“屡有人为飞书及榜其书于通衢，云易之兄弟谋反”，太后皆不问。盖太后以辟阳（吕后男宠）、娈童待二张，明知其不反也。十二月二十日有许州人杨元嗣告“昌宗尝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劝于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太后命宰相韦承庆、司刑卿崔神庆及御史中丞宋璟鞫之。承庆、神庆回奏：“昌宗辩称弘泰之言，昌宗早已奏闻太后，据法自首者免罪。至于弘泰妖言惑人，应予法办。”璟与大理丞封全祯回奏则曰：“昌宗虽云早巳奏闻，然宠荣如是，复召术士占相，志欲何求?倘以弘泰为妖妄，何不执送有司！可知昌宗终是包藏祸心，法当处斩抄家，请即下狱，穷治其罪。”太后久之不应。太后心知宋璟必欲置昌宗于死，因敕璟出按杨州、幽州及陇蜀，璟坚不肯行，曰：“御史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按。”司刑少卿桓彦范、宰相崔玄玮均与璟合。太后不得已，令法司议昌宗罪。玄玮弟司刑少卿升议处以大辟（即死罪），于是宋璟奏请收昌宗下狱，太后说：“昌宗早巳自首，自首应当减免。”璟曰：“昌宗是因飞书所迫，不得不自行奏闻。但谋反大逆，不存在自首与减免。若昌宗不伏大刑，何用国法？”太后温言劝解，璟声色愈厉，说：“陛下待昌宗太好，臣知言出祸随，但激于义愤，虽死不恨！”宰相杨再思恐惹起太后发怒，马上宣旨（宰相可以代君宣旨）命璟出殿，璟曰：“皇上在此，不烦宰相代宣！”坚欲太后允奏。太后不得已，允奏，遣昌宗赴御史台听审。昌宗至，璟立庭而急审，审未毕，太后已遣使召昌宗，并特旨赦之。璟叹道：“没有先将这小子脑袋击破，终难解恨！”太后又使昌宗赴璟家致谢，璟坚拒不见。太后深知昌宗弄臣，怙宠则有之，谋反则未必，然朝臣恶之，欲置之死，故意法外罗织，审既无实，断亦失平，太后不得已而效汉文困邓通故事，惜乎宋璟诸臣偏执太过，不及申屠嘉远矣。

则天顺圣皇后下长安四年（甲辰，公元704年）

春，正月，丙申，册拜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怀道，斛瑟罗之子也。

丁未，毁三阳宫，以其材作兴泰宫于万安山。二宫皆武三思建议为之，请太后每岁临幸，功费甚广，百姓苦之。左拾遗卢藏用上疏，以为：“左右近臣多以顺意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业，伤陛下之仁。陛下诚能以劳人为辞，发制罢之，则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爱人也。”不从。藏用，承庆之弟孙也。

壬子，以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劾奏之。二月，癸亥，迥秀贬庐州刺史。

壬申，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以老疾致仕。敬则为相，以用人为先，自余细务不之视。

太后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三月，己丑，李峤、唐休璟等奏：“窃见朝廷物议，远近人情，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望于台、阁、寺、监妙简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书名探之，得韦嗣立及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检校刺史，嗣立为汴州刺史。其后政迹可称者，唯常州刺史薛谦光、徐州刺史司马锽而已。

丁亥，徙平恩王重福为谯王。

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至忠，引之玄孙也。

夏，四月，壬戌，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知纳言，李峤知内史事。

太后幸兴泰宫。

太后复税天下僧尼，作大像于白司马阪，令春官尚书武攸宁检校，糜费巨亿。李峤上疏，以为：“天下编户，贫弱者众。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余缗，若将散施，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余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悦，功德无穷。方作过后因缘，岂如见在果报！”监察御史张廷珪上疏谏曰：“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人力；以释教论之，则宜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伏愿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务以理为上，不以人废言。”太后为之罢役，仍召见廷珪，深赏慰之。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请归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王府长史，秩位并同三品。

乙丑，以天官侍郎崔玄暐同平章事。

召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检校汴州刺史韦嗣立赴兴泰宫。

丁丑，以李峤同凤阁鸾台三品。峤自请解内史。

壬午，以相王府长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史。

再思为相，专以谄媚取容。司礼少卿张同休，易之兄也，尝召公卿宴集，酒酣，戏再思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即剪纸帖巾，反披紫袍，为高丽舞，举坐大笑。时人或誉张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莲花。”再思独曰：“不然。”昌宗问其故，再思曰：“乃莲花似六郎耳。”

甲午，太后还宫。

乙未，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皆坐赃下狱，命左右台共鞫之；丙申，敕，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贾敬言奏：“张昌宗强市人田，应征铜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彦范奏：“张同休兄弟赃共四千余缗，张昌宗法应免官。”昌宗奏：“臣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太后问诸宰相：“昌宗有功乎？”杨再思曰：“昌宗合神丹，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太后悦，赦昌宗罪，复其官。左补阙戴令言作《两脚狐赋》，以讥再思，再思出令言为长社令。

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迁原州都督，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癸丑，张同休贬岐山丞，张昌仪贬博望丞。

鸾台侍郎、知纳言事、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举奏张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变。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检校扬州长史，庚申，以休璟兼幽营都督、安东都护。休璟将行，密言于太子曰：“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之乱。殿下宜备之。”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马。臣不敢爱死，恐不益于王。”辛酉，改春官尚书，余如故。元崇字元之，时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突厥默啜既和亲，戊寅，始遣淮阳王武延秀还。

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辛酉，以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

元之将行，太后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对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平章事，时年且八十矣。

乙亥，以韦嗣立检校魏州刺史，余如故。

壬午，以怀州长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由是诸缘坐者始得进用。

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癸卯，成均祭酒、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罢为地官尚书。

十二月，甲寅，敕大足已来新置官并停。

丙辰，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嗣立罢为成均祭酒，检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庆入相故也。

太后寝疾，居长生院，宰相不得见者累月，惟张易之、昌宗侍侧。疾少间，崔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汤药。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见太后疾笃，恐祸及己，引用党援，阴为之备。屡有人为飞书及榜其事于通衢，云“易之兄弟谋反”，太后皆不问。

辛未，许州人杨元嗣，告“昌宗尝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劝于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太后命韦承麇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庆，神基之弟也。承庆、神庆奏言：“昌宗款称‘弘泰之语，寻已奏闻”，准法首原；弘泰妖言，请收行法。”璟与大理丞封全祯奏：“昌宗庞荣如是，复召术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称筮得纯《乾》，天子之卦。昌宗倘以弘泰为妖妄，何不即执送有司！虽云奏闻，终是包藏祸心，法当处斩破家。请收付狱，穷理其罪！”太后久之不应，璟又曰：“傥不即收系，恐其摇动众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检详文状。”璟退，左拾遗江都李邕进曰：“向观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为身谋，愿陛下可其奏。”太后不听。寻敕璟扬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赃污，又敕璟副李峤安抚陇、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县官有罪，品高则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今陇、蜀无变，不识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

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以为：“昌宗无功荷宠，而包藏祸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诛，则违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讫，则不当更与弘泰往还，使之求福禳灾，是则初无悔心；所以奏者，拟事发则云先已奏陈，不发则俟时为逆。此乃奸臣诡计，若云可舍，谁为可刑！况事已再发，陛下皆释不问，使昌宗益自负得计，天下亦以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养成其乱也。苟逆臣不诛，社稷亡矣。请付鸾台凤阁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报。

崔玄暐亦屡以为言，太后令法司议其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昪，处以大辟。宋璟复奏收昌宗下狱。太后曰：“昌宗已自奏闻。”对曰：“昌宗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势非得已。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国法！”太后温言解之。璟声色逾厉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太后不悦，杨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诣台，璟庭立而按之；事未毕，太后遣中使召昌守特敕赦之。璟叹曰：“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诣璟谢，璟拒不见。

左台中丞桓彦范、右台中丞东光袁恕己共荐詹事司直阳峤为御史。杨再思曰：“峤不乐搏击之任如何？”彦范曰：“为官择人，岂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须与之，所以长难进之风，抑躁求之路。”乃擢为右台侍御史。峤，休之之玄孙也。

先是李峤、崔玄暐奏：“往属革命之时，人多逆节，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兴等所劾破家者，并请雪免。”司刑少卿桓彦范又奏陈之，表疏前后十上，太后乃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