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模型用个人所得税对修正的MM理论进行了校正，认为修正的MM理论高估了负债的好处，实际上个人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抵销了个人从投资中所得的利息收入，他们所交个人所得税的损失与公司追求负债，减少公司所得税的优惠大体相等。于是，米勒模型又回到最初的MM理论中去了

MM理论相关二：权衡模型理论

该理论认为，MM理论忽略了现代社会中的两个因素 :财务拮据成本和代理成本，而只要运用负债经营，就可能会发生财务拮据成本和代理成本。在考虑以上两项影响因素后，运用负债企业的价值应按以下公式确定 ：运用负债企业价值=无负债企业价值 +运用负债减税收益 -财务拮据预期成本现值-代理成本预期现值上式表明，负债可以给企业带来减税效应，使企业价值增大 ；但是，随着负债减税收益的增加，两种成本的现值也会增加。只有在负债减税利益和负债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及代理成本之间保持平衡时，才能够确定公司的最佳资本结构。即最佳的资本结构应为减税收益等于两种成本现值之和时的负债比例。

早期的“MM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

米勒的“MM理论”，在财务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在于它与传统财务理论的大相径庭。早期的“MM理论”（“无关论”）包括如下三个重要结论：

⒈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和公司价值无关。“MM理论”认为，如果不考虑公司所得税和破产风险，且资本市场充分发育并有效运行，则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资本总成本和公司价值无关，或者说，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动，不会影响公司加权平均的资金总成本，也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市场价值，这是因为，尽管负债资金成本低，但随着负债比率的上升，投资者会要求较高的收益率，因而公司的股权资金成本也会上升，也就是说，由于负债增加所降低的资金成本，会由于股权资金成本的上升所抵销，更多的负债无助于降低资金总成本。

⒉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MM理论”认为，对股票上市公司而言，在完善的资本市场条件下，资本向高收益公司自由地流动，最终会使不同资本结构的公司价值相等。例如A公司没有负债时，财务风险较低，投资收益率也较高，而B公司负债较多，财务风险较大，股价也较低，那么其股东可能出售其股票，转而购买A公司的股票，以追求较高的投资回报，这种追求高收益的资本流动短期内看会造成A公司股价上涨、B公司股票下跌，但从长期来看，当投资者发现以较高的股价投资A公司的收益还不及投资B公司的收益时，情况却会相反，从而导致A公司股票价值下跌而B公司股票价格上升。因此，“MM理论”认为，若以股票市价总值来衡量公司价值，那么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

⒊如果筹资决策与投资决策分离，那么公司的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无关。“MM理论”认为，公司价值完全由公司资产的获利能力或投资组合决定，股息与保留盈余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影响公司价值，因为股息支付虽能暂时提高股票市价，但公司必须为此而扩大筹资，这样会使企业资金成本提高和财务风险上升，从而引起公司股价下跌，两者将会相互抵销。因此，米勒认为，股息政策仅能反映收入与未来期望收入的关系，其本身并不能决定股票市价或公司价值，这一论断与传统财务理论也是大相径庭的。

“MM理论”的前提是完善的资本市场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考虑公司所得税，然而现实中不存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且还有许多阻碍资本流动的因素，尤其是所得税对各个公司而言都是存在的，因此，米勒等人后来又对“MM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们认为：考虑所得税因素后，尽管股权资金成本会随负债比率的提高而上升，但上升速度却会慢于负债比率的提高，因此，修正后的“MM理论”认为，在考虑所得税后，公司使用的负债越高，其加权平均成本就越低，公司收益乃至价值就越高，这就是修正后的“MM理论”，又称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公司价值的相关论（简称“相关论”）。

按照修正后的“MM理论”，公司的最佳资本结构是100%的负债，但这种情形在现代社会显然不合理，因此，后来有些学者引入市场均衡理论和代理成本、财务拮据成本（因偿债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等因素，对“MM理论”进一步加以完善。首先是斯蒂格利兹（Stiglitz）等人将市场均衡理论（Market Equilibrium）引入资本结构研究，他们认为，提高公司负债比率，会使公司财务风险上升，破产风险加大，从而迫使公司不选择最大负债率（100%）的筹资方案而选择次优筹资方案；另一方面，随着公司负债比率的上升，债权人因承受更大的风险而要求更高的利率回报，从而导致负债成本上升，筹资难度加大，这样也会限制公司过度负债。在此之后，又有一些学者将代理成本、财务拮据成本等理论引入资本结构研究，结论是：当公司负债比率达到某一界限之前（如50%），举债的减税收益将大大超过股权资金成本上升的损失，随着负债比率的升高，举债的减税收益与股权资金成本的增加将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超过此点后，财务拮据成本和代理成本会上升，在达到另一个峰值时（如80%），举债减税的边际收益正好被负债提高的损失（包括股本成本、财务拮据成本、代理成本的提高）所抵销，超过此峰值后，负债提高的损失将超过举债的减税收益。因此，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相关，但也不是负债越高越好，从而使资本结构理论更趋完善。

米勒教授所提出的资本结构理论尽管有一定的前提和假设条件，但对于开拓人们的视野，推动资本结构理论乃至投资理论的研究，引导人们从动态的角度把握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MM理论”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之为一次“革命性变革”和“整个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奠基石”。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对米勒、夏普（Sharpe）、马克维兹（MarkowitZ）三人（后两人亦为财务经济学家）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声明中所说：米勒在财务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对企业财务理论贡献重大，获奖乃实至名归；声明又说：米勒参与革新企业财务守则，将之从一系列松散的规则转化成可尽量扩大股东价值的守则，影响深远。米勒生前曾多次到中国香港访问讲学，尤其是在亚洲金融风暴时期的精彩演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因为如此，香港《情报》在评论米勒逝世的消息时说：“巨星陨落，影响长存”。

默顿·米勒教授1923年5月16日出生于美国的麻省波士顿，194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52年于霍浦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学术研究活动开始于1950年代初期进入卡内基工学院（即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之后。在那里，他遇到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伙伴，即198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莫迪格莱尼教授，并在1958年发表了他们彪炳千古的学术巨作，论文《资本成本、公司理财与投资理论》。他们的合作——理财学界著名的MM组合——一直延续至1960年代中期。1961年之后，米勒教授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在1980年代以前，米勒教授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公司理财方面，奠定了他作为理财学一代宗师的地位。学界普遍认为，米勒教授在奠定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基础上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彻底地改变了企业制定投资决策与融资决策的模式。现代公司财务理论不仅对金融和商务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深刻描述，而且也使其渐趋成型。很少有经济理论分支能够如此贴近企业管理的实际决策过程。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财务学教授米勒博士（MertonH.Miller），6月3日因癌症在芝加哥逝世，享年77岁。米勒教授1923年生于美国波士顿，中学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校，1940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3年后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二战期间，米勒先后任职于美国财政部税务研究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研究及统计部。1949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195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和卡内基——米伦大学，1961年开始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直至1993年退休，在此期间，米勒于1983年至1985年还曾兼任芝加哥交易所理事，1990年以后，米勒还一直担任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理事。

米勒教授是世界知名的财务学家，在财务理论方面卓有建树，出版了八部著作。他早期一直致力于财务理论的研究，后期因工作关系，其研究范围还涉及证券及期权交易的监管问题，不过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在资本结构理论方面。他与另一位财务专家莫迪格莱尼（Franco Modigliani）通过大量的分析研究，于1956年在美国计量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了著名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及投资理论》（The Cost of Capital，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此文经修改后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58年6月期上，该文提出：公司价值取决于投资组合，而与资本结构和股息政策无关（称之为“MM理论”），1961年又与莫迪格莱尼合作发表了《股利政策、增长及股份估价》（Dividend Policy， Growth and the Valuation of Shares）一文，进一步阐述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因此而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现代财务理论的发展过程中，MM的无关理论—资本结构无关论与股利无关论具有极其核心的作用。这两种无关论绝非仅仅是对公司资本结构决策、股利政策等所做的政策性分析，而是在理论上对企业价值、资本成本、资本结构、现金流量、风险等重要的财务概念所做的深入地、系统地分析。没有哪一位理财学家像米勒教授那样对现代财务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做出如此精密而科学的研究，从而奠定了现代理财学大厦的基石。

米勒教授与莫迪格莱尼教授的学术研究工作在方法论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即将无套利证明引入财务理论的分析、论证过程，并使其成为理财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确认，不了解无套利分析方法，便不可能从根本上了解现代财务理论。简要而论，所谓套利，是指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获取利润的过程，即在同一时间低买（买入低估的股票）、高卖（卖出高估的股票），从中实现利润。无疑，买入行为会提高低估商品的价格，卖出行为则会降低高估商品的价格。如果套利活动能够带来利润，那么，套利者会一直持续这种活动。当套利者无利可图时，套利活动会自动终止。此时，商品价格反映其内在价值，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无套利（No-Arbitrage）分析就是一种均衡分析，这种分析技术将研究方法与金融活动的特质极为精巧地结合在了一起。在金融经济学中，这种分析方法已经完全替代了传统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VBM）风靡国际企业界，为众多的跨国大型公司所推崇和采纳。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米勒VBM）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观念为先导、以折现现金流量模型（DCFM）为技术支持的、汇合企业内部各层次、各环节、各种雇员共同参与的一个管理系统。该系统融预期、计量、控制、激励甚至于文化等诸要素于一体，是经济金融化环境下企业管理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从理论渊源上讲，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正是1958年MM两教授所提出的资本结构无关论。

MM模型的含义

MM理论是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所建立的资本结构模型的简称。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于1958年发表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管理》一书中，提出了最初的MM理论，这时的MM理论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得出的结论为企业的总价值不受资本结构的影响。此后，又对该理论做出了修正，加入了所得税的因素，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为：企业的资本结构影响企业的总价值，负债经营将为公司带来税收节约效应。该理论为研究资本结构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和分析框架。

简介

“MM”理论主要有两种类型：无公司税时的MM模型和有公司税时的MM模型。

无公司税时的MM模型

无公司税时MM理论指出，一个公司所有证券持有者的总风险不会因为资本结构的改变而发生变动。因此，无论公司的融资组合如何，公司的总价值必然相同。资本市场套利行为的存 在，是该假设重要的支持。套利行为避免了完全替代物在同一市场上会出现不同的售价。在这里，完全替代物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相同风险而只有资本结构不同 的公司。MM理论主张，这类公司的总价值应该相等。

可以用公式来定义在无公司税时的公司价值。把公司的营业净利按一个合适的资本化比率转化为资本就可以确定公司的价值。公式为：

VL=Vu=EBIT/K=EBIT/Ku

式中，VL为有杠杆公司的价值，Vu为无杠杆公司的价值；K= Ku为合适的资本化比率，即贴现率；EBIT为息税前净利。

根据无公司税的MM理论，公司价值与公司资本结构无关。也就是说，不论公司是否有负债，公司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是不变的。

有公司税时的MM模型

有公司税时MM理论认为，存在公司税时，举债的优点是负债利息支付可以用于抵税，因此财务杠杆降低了公司税后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避税收益的现值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避税收益的现值=tc*r*B/r=tc*B

式中：tc为公司税率；r为债务利率；B为债务的市场价值。

由此可知，公司负债越多，避税收益越大，公司的价值也就越大。因此，原始的MM模型经过加入公司税调整后，可以得出结论：税收的存在是资本市场不完善的重要表现，而资本市场不完善时，资本结构的改变就会影响公司的价值，也就是说公司的 价值和资金成本随资本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有杠杆的公司的价值会超过无杠杆公司的价值（即负债公司的价值会超过无负债公司的价值），负债越多，这个差异越大，当负债达到100%时，公司价值最大。

权衡理论

未来现金流不稳定以及对经济冲击高度敏感的企业，如果使用过多的债务，会导致陷入财务困境（financial distress），出现财务危机甚至破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后引发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

所谓权衡理论（trade-off theory），就是强调在平衡债务利息的抵税收益与财务困境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时的最佳资本结构。

此时所确定的债务比率是债务抵税收益的边际价值等于增加的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值。

【提示】由于债务利息的抵税收益，负债增加会增加企业的价值。随着债务比率的增加，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值也增加。在初期阶段，债务抵税收益起主导作用；当债务抵税收益与财务困境成本相平衡，企业价值达到最大，此时的债务与权益比率即为最佳资本结构；超过这一点，财务困境的不利影响超过抵税收益，企业价值甚至可能加速下降。

基于修正的MM理论的命题，有负债企业的价值是无负债企业价值加上抵税收益的现值，再减去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值。其表达式为：

影响财务困境成本现值的因素

⑴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

⑵企业遭遇财务困境的成本大小。

代理理论

（一）债务代理成本

管理者的决策一般会增加企业股权价值。企业有债务时，如果投资决策对股权价值和债务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时，此时就会发生利益冲突。如果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较高，这样的利益冲突最有可能发生。

⒈过度投资问题

在企业遭遇财务困境时，即使投资项目的净现值为负，股东仍可能从企业的高风险投资中获利，即存在“过度投资问题”；

⒉投资不足问题

股东也可能不会选择净现值为正的新项目筹资，即存在着“投资不足问题”

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问题的存在，将会对债权人和企业的总价值造成损失。

（二）债务的代理收益

债务在产生代理成本的同时，也会伴生相应的代理收益。债务的代理收益将有利于减少企业的价值损失或增加企业价值，具体表现为债权人保护条款引入、对经理提升企业业绩的激励措施以及对经理随意支配现金流浪费企业资源的约束等。

⑴债务的存在使得企业承担了未来支付利息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减少了企业剩余的现金流量，进而减少了管理者的浪费性投资；

⑵企业的债务水平较高时，债权人自己也会密切监督管理者的行为，从而为抑制管理者的疏忽失职提供了额外的防护。

债务的存在——提高企业价值——PV（债务的代理收益）

权衡理论的扩展

考虑债务的代理成本和代理收益后，资本结构的权衡模型可以扩展为如下形式：

VL=VU+PV（利息税盾）- PV（财务困境成本）- PV（债务的代理成本）+ PV（债务的代理收益）

优序融资理论

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是当企业存在融资需求时，首先是选择内源融资，其次会选择债务融资，最后选择股权融资。

【分析】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果外部投资者掌握的关于企业资产价值的信息比企业管理层掌握的少，那么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就可能被错误的定价。当企业股票价值被低估时，管理层将避免增发新股，而采取其他的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如内部融资或发行债券；而在企业股票价值被高估的情况下，管理层将尽量通过增发新股为新项目融资，让新的股东分担投资风险。

既然投资者担心企业在发行股票或债券时其价值被高估，经理人员在筹资时为摆脱利用价值被高估进行外部融资的嫌疑，尽量以内源融资方式从留存收益中筹措项目资金。如果留存收益的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求，有必要进行外部融资时，在外部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总是优先考虑债务融资，这是因为投资者认为企业股票被高估的可能性超过了债券。因此，企业在筹集资本的过程中，遵循着先内源融资后外源融资的基本顺序。在需要外源融资时，按照风险程序差异，优先考虑债权融资（先普通债券后可转换债券），不足时再考虑权益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