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时，从一部小说转入另一部小说，中间没有任何关联，每一次都要为构思一个新的故事花费大量的精力，1868年，时年28岁，具有强烈创作欲望的左拉对此也感到很累。在这种情况下，巴尔扎克成了他最钦佩的作家，巴尔扎克的榜样对他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他也想创作出自己的《人间喜剧》，但又不知从何入手。正值此时，自然科学给了他启示，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激发了他的灵感，对他作品的最终发展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左拉日后的目标是要以科学的哲学观点去全面解释人生，从纯物质的角度去看待人的行为与表现，是要把科学的精确性引到小说中去。他认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文学将成为实验小说的文学。他要写一部“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这就是《卢贡-马卡尔家族》。自此，左拉在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泰纳的文艺理论、吕卡斯医生的《自然遗传导论》和贝尔纳的实验医学影响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理论。

1871-1893年，左拉创作发表了《卢贡-马卡尔家族》，该系列作品共包括二十部小说。

1868年以后，左拉在文艺理论和创作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在原来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引入自然科学的成分，形成了他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想体系。《实验小说》一文便是他这种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的集中表现。继《卢贡-马卡尔家族》之后，左拉又写了三部曲《三名城》，包括《卢尔德》（1894年）、《罗马》（1896年）和《巴黎》（1898年）。

1894年，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诬控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而犯了叛国罪。这场审判所根据的罪证极不可靠，而且审判程序也很成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作家学者的愤怒。左拉挺身而出，要求为德雷福斯冤案平反的斗争，于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第一句，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的信》，揭露国防部和军事法庭陷害德雷福斯的阴谋，结果自己也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经过几次审判，1898年7月18日，左拉以诽谤罪被判处监禁一年，罚金三千法郎。左拉为了抵制法庭对他的不公正判决，听从朋友的劝告，在宣判的当天流亡国外，到了伦敦，直到第二年七月才回国。流亡期间，左拉开始写作《四福音书》：第一部《繁殖》（1899年），歌颂家庭和天伦之爱；第二部《劳动》（1901年），根据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通过劳动社会化达到人类的和谐；第三部《真理》（1903年），是用小说的形式反映德雷福斯事件，说明谬误最终必然要失败；第四部《正义》（未完成）。

1902年9月28日，左拉在巴黎的寓所因煤气中毒逝世。10月5日星期天，蒙马特公墓举行了左拉葬礼。六年以后，1908年6月6日，左拉的骨灰被移放至先贤祠。

家庭背景

左拉的祖先是意大利人，父亲名弗朗索瓦·左拉（François Zola），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城，是一个由部队退役的建筑工程师。母亲名埃米莉·奥伯特（Émilie Aubert），是希腊人。

婚恋

1870年5月31日，左拉和亚历山德琳·佳碧叶·梅莉结婚，他们是1865年认识的，她比左拉小一岁。但二人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左拉感到生活寂寞单调。1888年，左拉认识了20岁的漂亮姑娘让娜·罗泽罗，让娜向他表达了热烈的爱情，二人成为情人关系。让娜在1889年给左拉生了大女儿德尼兹，1890年又生下儿子雅克。

参考资料

左拉通过交易所、世界银行、股份公司的真实描绘，展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开端。左拉不仅表现了财团大亨之间的相互厮杀，交易所里的殊死搏斗，而且还正面地展示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冲突，以最广大的镜头视角摄下了产业工人大罢工的全景。作者以从种族、遗传、环境三要素出发，洞察人类社会，审视人类档案，详尽地剖析了资本主义文明纱幕掩饰下的社会罪恶。

真实客观

左拉是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是自然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致力于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为自然主义文学鸣锣开鼓，提出了“实验小说论”等自然主义理论主张。他强调文学的科学性、客观性，注重表现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影响，把真实感作为小说家的首要品格，把客观性作为作家应该追求的创作特色。

左拉这样定义自然主义文学：“文学自然主义就是返回自然，返回生活，返回人本身，即在对现实的接受中，经由直接的观察和精确的剖析达成对人世真相的描写。”他不但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小说创作上也收获颇丰。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里现出一种不同于前自然主义文学的独特的品格与风貌，这独特之处可能源自其作品内容与创作手法上的一系列革新。

叙事场景化

在左拉的作品中，情节性的叙述减少了，场景化的描述增多了，这种倾向可简单称之为叙事场景化。在他的作品中，主题意义不是从人物的行动连贯而成的因果性情节中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共时性的场景描述中展现出来的。他以场景描述直接呈现某一领域的生活真实，而不侧重以离奇的情节编排来说明某个人生道理；不采用因果相继的线性逻辑，而是重视对断面生活的空间性地展现，叙述由传统的历时性（持续的、反复的、点状的）向共时性（把事件化为场景，抽取断面的生活）过渡，叙事场景化从而成为左拉作品叙事的客观性的突出表现。

注重场景的描述给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的客观叙事定下了基本的框架，而客观的叙事视角则体现了作者在组织材料、建构客观场景上的客观中立的立场，为其客观叙事提供了完美的外观。左拉作品中叙事视角的客观化，可以体现在其减少使用以往作品中无所不知的叙事者叙事，即全知视角，而多采用限知视角，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左拉作品叙事的客观性。

左拉并不是以真正冷漠的姿态来参与文本创作的，他在文本中显示出的冷漠，只是力求客观的一种叙事策略。在客观性的文本表层结构之下，在客观的场景描写中，在“非个人化”的叙事姿态的背后，作家还以独有的生命体验、浓重的情感温度、鲜明的个性气质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文本，使左拉的叙述又带有极强的感受性。作家强烈的感受性可以体现在场景的描绘中，可以体现在作家运用观察者和人物限知视角对人物感受的传达中。作家主体的感受、情感体验与客观的现实相融合，还进一步体现为弥漫于文本的众多意象，象征化的叙述成为左拉叙述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限知视角

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叙事手法，就体现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叙事特征。一方面他追求叙述的客观性，放弃离奇的情节的建构，在搜集真实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场景的展现显现自然，再现日常生活。他打破叙事上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统摄，采用限知视角进行场景描述，体现了其叙述上的“非个人化”的主张，实现作家主体的隐匿，避免观念的统摄、道德的说教。另一方面，在文本客观化叙述特征之下，还显现出极强的感受性，在瓦解观念统摄的叙事模式的同时，作者建构的是情感体验与客观现实相融通的叙事模式，在运用限知视角进行场景的描述上，在文本中存在的大量象征化叙述中都可以看到这种主客相融的叙事特征。

从对左拉作品叙事特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描述逼真的生活场景，主张再现真实的文学观，既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客观真实的文学理念的继承，又是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技巧的超越。他注重对生活的空间性展现，赋予场景以对话性质和“狂欢”的精神；他采用限知视角，突破理念制约的叙事逻辑，使生活得以自然本真的展现。在限知视角运用中，也形成了作者、读者、人物的多元平等的关系。这些改变中，可以看出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的技巧特征，这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另外，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注重叙事的感受性、象征化、意象性，也直接茁含着象征主义、意象派的文学因子。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中介，他继承现实主义文学摹写现实的文学观，又以众多现代主义文学因子开启了现代主义文学。

描写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一大特点，因为每部自然主义小说都是储存资料的仓库，都要介绍关于世界的某种知识。描写使作品和世界联系起来，同时在作品中起到协调的作用。但作者不能中断叙述来插入描写，因此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人物，如《娜娜》第六章中对娇娃屋的描写，由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的娜娜来作出，第十章中旺德弗尔带娜娜参观了赛马场的体重过磅处和赌注登记者所在的圆亭，从而描写了这两个地方，第五章中娜娜的化装则通过其他人物的观察被描写出来。这样，描写就同叙述融合在一起。

作为自然主义作家，左拉向科学借鉴的不仅是一个目的——以尽可能详尽的方式来研究现实和自然，和一种方法——以丰富和深入的资料为依据，而且还有某种风格，即尽量客观，不带个人的主观性。小说的故事由作者来讲，但作者应该尽可能少地在其中出现。

左拉用来叙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使左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法国本土，在不少国家里掀起了自然主义文学浪潮，为这一时期的法国小说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左拉的作品从20世纪20—30年代起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一些中国作家的创作曾受其影响。

左拉直接或者间接地对五四运动之后的一批现代作家，像郁达夫、张资平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尤其是问题小说，都有左拉影响的烙印。在自然主义文学被视为新文学的标本的示范作用下，新文学作家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描绘方面都有刻意模仿左拉小说的痕迹。受左拉影响最深的，后来又陆续地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三位现代作家是巴金、茅盾和李劼人。巴金不仅读完了左拉《卢贡一马卡尔家族》20部小说，后来还强调因为要学左拉，他才致力于写小说。他的三部曲《家》《春》《秋》的构思和写作都受左拉的启发。李劼人在法留学期间阅读、翻译和研究了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他在小说创作中借鉴左拉的自然主义写作手法，重视“真实观察”和“赤裸裸的、无讳饰的描写”。茅盾在1921年接任《小说月报》主编时就积极倡导自然主义文学。他在小说创作中贯穿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强调实地的观察和描写。

在法国，没有一个人比左拉更加热爱人的同情心。（法国作家法朗士《在左拉葬礼上的演说》）

左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表现了一种社会力量把人打翻在地上，而且将他压得粉碎。按照左拉的说法，巴尔扎克的伟大独特性在于在文学上给金钱以现代的可怕作用，可是在敢于有意识地表现人如何被一种社会的必要性所控制和消灭这点上，左拉是唯一的现代作家。（法国活动家拉法格 评）

左拉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坛健将，伦理道德的捍卫者，明白自己有责任明辩事理；当别人保持缄默时，他表达己见。一如伏尔泰，他是最佳知识分子传统的化身。（法国总统希拉克 评）

“左拉的思想、他的原则和他的创作方法，都深深地沾染了他的本阶级的思想意识，尽管他对社会的批判的自觉的尖锐从来都没有钝化过，相反，这种批判还要比天主教的保王主义者巴尔扎克的批判有力和进步得多。”（匈牙利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哲学家卢卡契 评）

“法国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他们努力的目标是真正的真善美，而不是津贴或做官。左拉先生以他的荣誉和‘前途’作孤注，去为一个漠不相关的卖国贼打抱不平，在中国社会，是谓之‘傻’，是谓之‘蠢’，是谓之‘不识时务’。”（柏杨 评）

1924年6月15日，在巴黎西部第十五区米拉波桥畔的爱弥尔·左拉大街上，塑起了由两位塑雕家合作雕成的左拉塑象，供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