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家学派经书的《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精华。但《四书》中也存在着先人思想的的局限性。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原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至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琴兮僴兮，赫兮咺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琴兮僴兮者询栗也；赫兮咺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兮，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文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由其学生编辑而成。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推到了与《大学》、《论语》等同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四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蒙学读物与民间文艺，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核心价值，《四书》的主要内容，又通过私塾乡校、教书先生，通过唱戏的、说书的，从各种渠道流向社会，影响世道人心。

《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四书》里很多内容告诉人们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早已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认为，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

曾子(前505～前436)：即曾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嘉祥县)人。生于公元前505年(周敬王十五年，鲁定公五年)，死于公元前435年(周考王五年，鲁悼公三十二年)，生于东鲁，移居武城，十六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孙子孔汲(子思子)师从参公，又传授给孟子。因之，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孝道为先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仍具有及其宝贵的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丰富思想道德营养。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居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曾参以他的建树，终于走进大儒殿堂，与孔子、孟子、颜子(颜回)、子思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 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郕侯”(一作瑕丘侯)。元至顺初年，加封为“郕国宗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宗圣”。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南建有曾子庙、曾林(曾子墓)。

孔子(前551-前479)：即孔丘，华夏族，字仲尼。兄弟排行第二。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孔林所在地。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 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文圣、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一。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孔子一直享有“至圣先师”的美誉，还依然为世人所尊敬与推崇。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山东邹城人，华夏族。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父名激，母邹氏。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孟子师承孔伋（孔子之孙一般来说是师承自孔伋的学生），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有《孟子》七篇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孔伋：华夏族，字子思，鲁国曲阜(今属山东省)人。孔子嫡孙。尊称子思子。生于东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终年八十二岁。 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而不详其生卒年。案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

“四书五经”是中国人熟悉的一个词组，甚至已经成为简单描述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符号。“四书”相对于“五经”是较晚出现的。这个晚，不是文本创作得晚，晚的是“四书”一称。南宋时期的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纠合到一起，与千年前就有了的“五经”双峰并峙，共同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基础柱石。 四书是文言文写成的，人们用的却是白话文，传播起来多了一个门槛。粗看上去，文言文和白话文毕竟是属于同一语言的古今差异，难度应该不大。然而，相近的语言更易产生误解，同时，还容易产生一种目标上的偏差——令人觉得能用当代语言表达书中的内容就万事大吉了，理解其意、付诸实践的关键步骤就这样不知不觉被丢弃了。如果只是将其内容从一种表达方式转换为另一种表达方式，那可真是买椟还珠了。这是读四书的第二步，选择方法。消除文言文的障碍不是最终目的，却是一个不得不做的步骤，而且，这个障碍不仅现代人有，古代人也有。所以，朱熹做了一套完整的注解，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是一代大儒，是行家，这套注解简单、明确又不失准确，即便读来也能基本扫清文字障碍。同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注解在整体上富于启发性，这和后来不少学者把《论语》、《孟子》当作研究训诂学的素材而作注、作笺的旨趣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想尝试接受儒家思想，从四书入手就对了；如果想从四书开始接受儒家思想，从朱熹入手就对了。

现代人文言文的底子终究偏弱，沿着朱熹开的路走，实际上并不轻松。再作进一步的努力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抛开朱熹的注另作合乎时宜的阐说，犹如僧院中的讲经；二是沿着朱熹的注作更深入浅出的讲解。前一种方式对说者和听者都有一定的要求，说者功力不到就容易流于瞎掰的野狐禅，美其名曰个性化阐释；听者基础不扎实，则容易专拣有兴趣的话头而忽视正题。后一种方式则要么太过艰深，要么流于琐碎，很难让人保持必要的阅读兴趣。若将两种方式的长处结合起来，便能得到效果更好的第三种，那就是跟着前人读四书，即参详前人诗文中运用相关词句的地方。所谓运用，抽取词汇是运用，化作典故是运用，辩驳诘难是运用，插科打诨也是运用。千百古人的片言只语组合起来，正保留了第一种方式的长处，又尽量避免了其不足。而各种诗文中搜罗所得，其源头本有各自的话题和语境，不过是他们正好都和四书中的某一词句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诠释的多样性，从而回避了第二种方式的不足。

《四书》是公认的儒学经典，它原来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由《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和《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合辑在一起的统称，由南宋大儒朱熹汇辑刊刻，从此广为流传，名声鹊起。

《四书》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的集中体现，记载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其在中国思想史上产有深远的影响。在二十一世纪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为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

毋庸讳言，《四书》中也夹杂着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这些局限已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包袱，这无疑是需要加以扬弃的。

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其几与耶教有圣经、伊教有古兰经相似。如果说学子不知四书为何物，恐怕会是件难堪的事。人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它。《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翔实的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四书》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四书》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四书》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